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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尔阿拉法特（第1页）

亚西尔·阿拉法特，又名阿布·阿马尔，于1929年8月4日或24日生于开罗。在那里完成了学业，获得开罗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文凭。他参加穆斯林兄弟会和巴勒斯坦学生联盟，自1952年至1956年为联盟主席。同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服役于埃及军队。他在科威特当工程师时，为建立法塔赫而出力。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1969年，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1974年，阿拉伯国家承认该组织为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作为世界政治领域的突出人物，阿拉法特成了巴勒斯坦事业的象征。1994年，他和以色列领导人希蒙·佩雷斯、伊扎克·拉宾被同时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66年，他被选为巴勒斯坦国家权力机构主席。重病缠身的他，从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总部被转送到巴黎郊区的贝尔西军医院医治。2004年11月11日去世。

当他准时来到时，我犹豫了片刻。我对自己说：不是他，不可能是他。这个人显得过于年轻，过于善良。第一眼看上去，至少你从他身上丝毫觉察不到一个领导人常有的，像给你带来芳香或给你一记耳光那样的威严和神秘感。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胡子，每个阿拉伯男人都有的那绺浓密的胡子。还有肩上的冲锋枪，背枪的姿势表明，他是个枪不离身的人。他肯定十分喜欢那支枪，并因此在枪托上贴着一个有趣而雅致的绿色标志。他身材矮小，大约只有1米60。他的手脚也很小，令人感到靠那双脚来承载那粗壮的双腿和那由宽大的臀部、多脂肪的腹部组成的肥硕身躯，有点不太相称。他的小脑袋上戴着头巾。只要一见到这张脸，你便会相信是他，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中东最著名的游击战士，一个被人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着的人。你能在黑暗中，在数千人中准确无误地认出这张古怪的面孔，一位明星的面孔。他像他的那个不共戴天的敌人摩西·达扬[1]戴着眼罩一样，戴着一副墨镜。但人们认出他来并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还因为他的面孔与众不同。这张面孔会使人想起一只猛禽，或一头狂怒的羚羊。实际上，他几乎没有颧骨，也没有下巴，只有一张红色厚嘴唇的大口，一个咄咄逼人的鼻子和两滴墨水似的亮而凸出的大眼睛。要不是隔着镜片，这双眼睛会使你入迷。现在，他正是用这样的目光，彬彬有礼而又漫不经心地瞧着我。他以客气而近乎亲切的语调用英文低声说道：“晚上好，稍等几分钟，我到您这里来。”他的声音像一种可笑的吹哨声，具有女性的某种特征。

白天，在约旦的法塔赫总部挤满了游击战士和其他的人。凡是在这个时间内同他见过面的人，都一定能见到在他周围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就是他每次与群众见面时出现的那种场面。我同他的约会是在晚上十点。这时，周围几乎没有人了，这倒有助于避免在他到来时产生的戏剧性气氛。当你还不知道他的身份时，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人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他身边跟着一名卫兵。但那是什么样的卫兵啊！是你从未见过的美男子中的美男子，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潇洒的风度。你知道，他是那种穿着保护服的人，但他的保护服却像燕尾服一样高雅。他的双颊凹陷，像一个善于博得女人欢心的西方美男子。也许正因为他长着金发碧眼，我自然而然就想到这个美男子是西方人，甚至是德国人。也许是因为阿拉法特无比自豪地把这个人带在身边，我更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美男子不仅仅是一名卫兵，拿我们的话说，是他的一位非常亲热的朋友。除了这个一转身就不见的人外，阿拉法特身边还有一个穿便衣的家伙。他斜着眼，恶狠狠地盯着我，似乎在说：“你要是碰一下我的首领，我就叫你粉身碎骨。”陪同阿拉法特的还有一名翻译阿布·乔治。他记录我们的谈话并负责核对我的记录。这两个人跟我们一起进了为这次采访选定的屋子。屋里有几把椅子和一张写字台。阿拉法特把冲锋枪放在写字台上。他坐在那里微笑，像狼一样露出锋利、洁白的牙齿。他的灰绿色的风衣上闪烁着一枚徽章，上面有两名越南水手的图像和“反对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黑豹党”[2]的字样。这是两名自称为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加利福尼亚青年送给他的。他们借口向他提供拉普·布朗[3]的支持来到那里。实际上，却是为了拍摄影片，从中营利。我向他点破了这件事。我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并不是蓄意冒犯他。整个采访过程的气氛是轻松的，亲切的，但没有给人带来什么希望。我早就料到，采访阿拉法特绝不会得到足以使人难忘的收获，更不可能获得有关他的情况。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实际上也是一个最神秘莫测的人。有关他私生活的消息被封锁得那么严密，使人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制造的一种假象呢？是不是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而作的姿态呢？甚至同他进行一次交谈也是困难重重。他们常常借口说他外出旅行，说他去开罗、拉巴特、黎巴嫩，或者说他去沙特阿拉伯、莫斯科、大马士革，让你焦急地等他几天或几周。如果他们最后答应你会见他，他们的神态就像是恩赐给你一种不应有的特权，或给了你一种不应有的专利。显然，在这同时，你得千方百计设法去收集有关他的特点和他的历史。但不管你问谁，你得到的都是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对这种沉默所作的解释是，法塔赫严格保守其领导人的秘密，从来不负责提供他们的传记。这种说法只能说明部分问题。不过，在私下交谈中，你将得知，他不是共产党人，即使毛泽东亲自给他灌输理论，他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爱国者，而不是思想家。已经广为传播的小道消息会向你证实，他生于耶路撒冷，也许在36年前，也许在40年前，也许在45年前。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在家境优裕的情况下度过青年时代。他的父亲拥有一笔财产，但在没收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损失。这次没收运动针对某些大庄园和开罗市中心的不动产，是埃及人强行搞的，历时一个半世纪。后来呢？我们再说下去吧。后来，在1947年，亚西尔参加了反对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的斗争，同时进开罗大学学习工程学。在那几年中，他还成立了巴勒斯坦学生联盟。法塔赫的核心后来就是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学毕业后，他到科威特去工作，在那里创办了鼓吹民族主义斗争的报纸，加入了称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小组。1955年，他重返埃及，到军官学习班学习，专攻爆破学。1965年，他为创建法塔赫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并取了阿布·阿马尔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缔造者，或缔造之父。1967年，他被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该组织是由法塔赫、人民阵线和闪电突击队等组织的成员参加的运动。只是在最近，他被推选为法塔赫的发言人，即它的使者。说到这里，如果你问，为什么他现在去当发言人，他们会两手一摊，回答你说：“谁知道！总要有人去当吧，这个人或那个人去当都一样。”至于他的日常生活，他们除了告诉你他连家庭都没有外，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确实，当他不在安曼的兄弟家居住时，便在基地或在他所到的任何地方过夜。他没有结过婚也是真的。他同女人有没有交往，人们则不知道。尽管流传着关于他同一个热衷于阿拉伯事业的犹太女作家的风流韵事，但看来他不需要女人，正像我在见到他同那个美男子一起来到时所猜疑的那样。

你看，有关阿拉法特，除了一些还有待纠正的可能不准确的具体细节外，我担心已经没有其他可说的了。一个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人物，即使他隐瞒了自己的历史，别人也会感觉到他的过去，因为他的经历会在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留下烙印。但是，从阿拉法特的脸上，人们却只能看到大自然母亲赋予他的一个古怪的面具，看不到他的过去留下的任何痕迹。在他身上缺乏某种东西，他并不完美。其实，如果仔细想一想，便可以发觉，阿拉法特之所以突然闻名于世，与其说是由于他的业绩，不如说是由于新闻界对他的宣传。是西方记者，特别是那些惯于编造和拼凑人物形象的美国记者，把他从僻静的角落里抛出来的。你只要想一想越南的和尚，那位受人尊敬的智广[4]就行了。当然，阿拉法特不能同智广相比。他确实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设计者或设计者之一，是战略家或战略家之一。他确实是法塔赫在莫斯科的发言人，他也确实去过拉巴特和开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现在和过去是战争中的巴勒斯坦人的领导人。总之，在我所遇到的巴勒斯坦人中，阿拉法特是留给我印象最浅的人。

或者我应该说，他是我最不喜欢的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天生不讨人喜欢，是个易于发怒的人。要对他产生好感是困难的，首先是因为他用沉默来拒绝那些想从感情上亲近他的人。他的热情是表面的，他的殷勤是形式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使他变得充满敌意、冷淡和傲慢。只有当他发怒时，他才兴奋起来。到那时，他的声音就由小变大，双眼成了仇恨的源泉，似乎想把你和他的敌人一口吞掉。其次是因为他对提问的全部回答缺乏根据和诱惑力。我认为在采访中，重要的不是提问，而是回答。如果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即使你向他提出世界上最平常的问题，他也能作出非常出色而深刻的回答。反之，如果是个普通人，即使你向他提出世界上最尖锐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很平淡乏味。根据这一法则，向一个理智和感情互相干扰的人提问，那么你将一无所获。我同阿拉法特的交谈正是这样：一无所获。他除了使用强硬的语言以外，几乎总是用暗示或影射的话，或不包含任何内容的兜圈子的话来回答你的问题。他始终担心说服不了我。他丝毫不考虑别人的观点，即便在抽象地讨论问题时也是如此。由此足以看到，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的困难。当然，还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体现。不过，阿拉法特在请求别人谅解他时，或者在他要把对他缺乏信任的人拉入他的营垒时，他的这种妄自尊大就消失了。阿拉法特不满足于仅仅关心他的事业，从根本上承认他的事业的正义性，批评他的事业的弱点，并因此冒丧失生命和道义的危险。相反，他对这一切的反应是我所说的狂妄、毫无道理的矜持和荒唐地喜爱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