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荷兰赌场的产品经理打来电话说他想成为MIU市场营销策略公司的客户时,我很自然地告诉他,赌场真是个让我疯狂的地方。
荷兰赌场对我们来说,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去处。第二天上午弗兰克和我抽空来到这间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赌场,产品经理带我们四处看一看,并参观他口中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对了,“商业中心”,这就是我们客户喜欢用的术语。我没有什么意见。他们可能在讨论要“一起聚聚,好好聊聊”呢。
我们,也就是我和弗兰克,在MIU谋生。有一技之长的人生产产品,还有一些人卖产品,虽然不是那么体面,但一样非常实用。我和弗兰克不卖产品,我们卖的是时间。我们甚至都不用自己生产它。MIU大部分的脑力工作都是由六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女来做的,他们都像自主创业之前的我和弗兰克一样,敏感、易激动。我和弗兰克把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的点子集中起来,做成报告,让我们那美艳惊人的秘书慕德加上漂亮的封面,然后我们神态自若地把点子告诉客户。他们照例反应热烈,极力夸赞我们,然后把点子置之一旁,再不理会。再然后我们又对同一个客户提供下一个报告,赚足了油水。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模式。
弗兰克提了一些问题,他知道客户总是欢迎这类问题,产品经理大谈信息过载的世界记录,我则装作在认真听。我的装听艺术已是登峰造极了,客户会以为我在苦思他的市场营销问题,而实际上我正在想的是做爱、俱乐部或阿贾克斯足球队。有时,我完全不知道客户刚才说了什么,但这没有太大关系。高深莫测的表情、紧缩的眉头、故弄玄虚的沉默是干我们这行的先决条件,这甚至可以让我们赚更多钱。只要尽量不要睡着,这招就有效,弗兰克总这么说。
今天我实在撑不住要睡着了,我已经明白无误打了哈欠,两次,这可惹恼了弗兰克。正当我的上下眼皮不停打架时,手机响了。我松了一口气,说了声抱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是卡门打来的。
“嗨,宝贝。”我说,一边从桌边转过身去。
电话那头传来卡门的啜泣声。
“卡,怎么啦?”我大惊,问道。弗兰克朝我瞥了一眼,很担心的样子。产品经理仍在夸夸其谈。我向弗兰克作了个“别担心”的手势,从桌边起身离开。
“我在医院。不是好消息。”她抽泣着说。
医院!我已经忘了她今天得去医院。两天前,她让我看看乳头是不是不太正常,乳头有些红肿,我试着说服她这只是来例假的原因,或者也可能是被乳罩里什么东西刮伤了。不要紧。就像六个月前的那次假警报一样。我说如果她担心的话就去找沃尔特斯医生看看,让自己放心。
应对坏消息我毫不在行,每次我都会试图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事情没有那么糟,一切都会好转的。就好像事情有时会无可辩驳、无可逃脱、无可避免糟糕透顶,这让我感到很惭愧。以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就是爸爸问我NAC布雷达球队踢得怎样,而我不得不告诉他布雷达球队以0比1输给了文登球队。感觉就像是我让他踢了乌龙球。总觉得告诉别人坏消息或是听到坏消息,那一天就全毁了。
“听着,卡,冷静地告诉我他们说了什么。”我对着电话说,小心避免用“医生”这个词,因为弗兰克在旁边。
“他也不确定,他认为我的乳头看起来很奇怪,他说情况不乐观。”
“嗯……”我过度悲观的情绪从电话这头传到卡门耳里,让她开始慌了起来。
“我告诉过你我感觉乳房发热!”她吼道,她的声音都变了。“该死,我就知道情况不妙!”
“冷静,亲爱的,还不确定——”我壮起胆子。“你想要我去陪你一起吗?”
她想了一会儿,“不,来这你也做不了什么。他们要取血样,还要检尿,他们会告诉我哪天做切片手术,像上次一样,还记得吗?”现在她听起来平静一些了。
理性谈论事情可以帮助人恢复情绪。“如果你能去托儿所接卢娜那就太好了。还有,今天我不去公司了。”
公司全称是广告经纪公司,是卡门的公司。卡门突发奇想去广告公司工作是因为看到我在伯尼维广告公司工作,那时我们自称自己的公司为广告界的皇家马德里。以前卡门很不喜欢那种小集团,“满是趾高气扬的自大狂,以为自己高人一等,高过他们的客户、同事、上帝”,她以前常这么说。“玩弄创新,实际上他们真正想的是驾一辆大笨车,赚大把大把的钱。”她认为去搅搅局会很好玩,在伯尼维一次招待会上,她偷偷问我们的一个客户(B&A中心)他们为什么不把产品和广告权卖给其他国家的非竞争性公司。“一种经纪观念,就像书、电影和电视节目一样。”她说。这个客户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第二天他就向伯尼维的主管拉蒙提议了。为省麻烦,拉蒙勉强同意了。卡门于是披挂上阵,六个月之内她就把B&A中心的产品权卖给了南非、马来西亚和智利的公司。广告界炸开了锅,他们认为这庸俗,庸俗透顶,就像牲口市场。卡门坚持自己的立场,她是发现宝藏了。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想成为广告经纪公司的客户。广告经纪公司横空出世。谁也不曾预料,由于卡门,他们现在赚得的是过去的四五倍。以前客户都是咬紧牙关按小时付费,这比他们去阿姆斯特丹最豪华的男人俱乐部(如雅漾俱乐部)都更贵,很快,他们看到了挥金如土的广告活动所带来的利润。而这些只不过是因为卡门看准了机会把广告卖到了遥远的某国。两年之内,卡门手下就有20人,她的客户也遍布天下了。她对这份白手起家的事业很得意,有时心血来潮,她会选个好地方,飞去拜访她的客户,很是乐在其中。“这种感觉真好!”每次她谈成一个新客户都会这么说。
我不能拉长着脸去托儿所啊。我希望六点之前可以离开这儿。那晚饭吃什么呢?我忍不住笑了。我们对一日三餐从来都不在意,总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想起要吃饭,然后惊讶地发现除了一抽屉卢娜吃的婴儿食物之外,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朋友取笑我们每周花了多少钱在达美乐比萨店、中国外卖店、街头小店。
“我们去准备点吃的,你尽快回家,好让我抱抱。可能,最后什么事也没有。”我尽量把语气放轻松,然后挂了电话,但我的后背已经被汗湿透了。我隐隐觉得我们的生活刚刚触礁了。我目视前方,心想情况肯定还是有积极的一面,以后我们将心情平和,列一个清单,写下每一件事,看看那些好事。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安慰卡门,现在她正坐在那家糟糕透顶的医院。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回弗兰克和产品经理所在的桌边,那位产品经理刚刚开始絮絮叨叨地讲把新顾客变成常客的问题。
你快乐极了
但一切即将过去
Jan Wolkers;Turks Fruit(1973)
4
我把雪佛莱开拓者停在房子对面,我们家在阿姆斯特芬路,就在阿姆斯特丹森林边缘。
我讨厌阿姆斯特丹森林,讨厌阿姆斯特芬路,讨厌我们的房子。我们在市中心住了五年,住在沃德尔路一个公寓的二楼。卢娜出生还不到两个月,卡门动起了搬家的念头,一来是为了给卢娜更好的生活环境,二来她厌倦了每次出门或回家都得把婴儿车搬上搬下,而我则是每天回家都得花上二十分钟在附近绕圈寻找停车位。一次我们在沃德尔公园野餐,刚摆好食物篮,在桌布上摆上两瓶玫瑰红葡萄酒,才发现卡门忘带尿布了——“不,你去拿吧,丹——”然后她就极度推崇阿姆斯特芬,那里每间房都有自己的独立花园,最后我们决定搬家,选了阿姆斯特芬路的一所房子。
我们家是872号,是个典型的战前小房,前房主精心改建过。房子正面漆成了黑色,木头尖拱屋顶是绿色的,白边。房产中介称这个屋顶“美轮美奂”。你说美轮美奂是什么意思,我暗想,这里又不是赞丹市,甚至都不算是保护区。但是卡门想搬家的想法日益浓烈,迫于她的压力,此外,至少我们不用搬去像海特库伊或阿米尔之类的乏味的郊区,就这里了。虽然这还是属于阿姆斯特丹,但充满了阿姆斯特芬味。从一开始我就感觉自己与这里不协调。我开车上到出城的A10高架桥时,就感觉自己在远征。“看,斑马!”我们第一次去看房的时候我说。卡门没有被逗乐。这里没有电车,但有公交车经过门口。你想想看吧。但是,先在这住几年还是不错的,要等到MIU和广告经纪公司飞速发展,变成金矿,我们买得起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楼的公寓之前,斑马就斑马吧。
五十码外停着那辆黑色的甲壳虫车,我知道卡门已经到家了。我从车里把卢娜抱出来,跑到门前,做了个深呼吸,把钥匙插进锁孔。我的神经比1995年阿贾克斯比赛时还要紧张,比分1比0,阿贾克斯必须在最后几分钟扳回局面,打败AC米兰。
卢娜是我的阳光,我们同一天过生日。她一出生我就知道,六十岁生日时我的朋友们肯定会来的,他们不会错过我女儿的漂亮、健美的年轻朋友在我家跑来跑去的场景。
这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