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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陕北延秀一女村民的声音：子农那脏得呀，脖子上生疮，手都冻烂了，就那，人家不耽误学习，那《资本论》啥的，厚得像砖头……

陆军作战部家属院前居委会主任的声音：哎哟，是1978年平的反吧，房子和补偿款子农都没要，那孩子倔，说那是父母的命钱，花不出去，他说他们都是党的人，要尊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东西都当党费交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的声音：有过几次交流，见解独到，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他去柏林是必然的，东柏林是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的重要标本，我相信子农已经预见到了柏林墙即将倒塌，作为学者当然希望目睹那一幕，见证历史……

方迪一边工作，一边不时通过衣柜的镜子看看自己。这个角度不是巧合，是她从一开始布置宿舍就设计好的角度，这或许是女人的天性，大概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孤芳自赏。她看着镜子里的女人，镜子里的女人也在她脑海里不断幻化，像一个风情万种的极致女人。

调查报告终于整理出来了。关于叶子农的调查报告：

叶子农的父亲，叶辉——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延安杭日军政大学毕业，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排长、副连长、营长、团长、师政委、陆军作战部参谋，少将军街。1967年被造反派隔离审查，1968年被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因劳累折磨诱发肺部枪伤致死，时年52岁。

叶子农的母亲，林静如——1928年出生，上海大资本家的女儿，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1950年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1952年在朝鲜战场与叶辉相识，1953年任外交部俄语机要翻译，1967年被造反派批斗，因不堪凌辱投河自尽，时年39岁，留下遗书：我对党是忠诚的，我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诚的，请党审查我。

叶子农本人，叶子农——1954年出生，1960年入北京军区机关小学，1966年入北京红杉中学，1967年因父亲被隔离审查和母亲“自绝于人民”而在学校深受歧视，纠集团伙称霸一方，游荡在校园内外打架斗殴。1970年初中毕业下乡，到陕西延秀插队落户，做护林员，因为打架不要命远近闻名。为了搞明白父母至死都忠诚的那个信仰到底是什么，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大重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了直接阅读原著刻苦学习英语、德语。1978年父母平反，叶子农把落实政策的房子和补偿款全部都替父母当党费交了。同年中国恢复高考，叶子农考入黄埔政法大学，两年后退学。1981年叶子农考入六祖佛学院，两年后再度退学。1984年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革命历史考察。1987年在陕西清东油田开办汽车修理厂，涉嫌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紧缺物资。1988年侨居柏林至今，目的是以东西柏林为标本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据一位学者说叶子农对柏林墙倒塌有预见，去等待目睹那一幕。

综合被访者的评价：一、懒散，没有上进心。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

1991年9月20日

方迪把原始文字和语音整理出来，形成简练的叙述文字，再把中文稿按照要求翻译出一份英文稿，两种文字稿各打印3份，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做完了全部工作。她困极了，倒在床上便睡，直到被闹钟叫醒，睁开眼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床头的课程表，一翻身又睡了。

中午过了饭时，老九店里的员工都下班了，午饭后和晚饭前员工们有一段不到3个小时休息的时间。老九没回家，在办公室里准备红包。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按店里的传统，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会给员工发红包。老九的生意不景气，红包的钱数也是象征性的。

到了4点多钟楼下开始熙熙攘攘起来，员工们又来上班了。老九听到楼下的动静，把一沓红包锁进抽屉，拿上几张不知是新旧的报纸下楼了，到吧台要了一包烟和一个印有本店广告的一次性打火机，自己出去了。他沿斑马线穿到马路对面，顺着人行道往东走了大约20多米，那儿有一家大型超市，超市门前人口处是一个长方形平台，环平台三面有台阶，他就在平台西侧的台阶上垫上报纸，面朝西坐下，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饭店。

老九不嗜烟酒，至少没有烟瘾，只是碰到一些场合抽个一两支。今大他是想抽烟，或者说是为了抽烟而抽烟，似乎抽烟已经成了一种思考的象征，或者是释放烦恼的方式。自打他从柏林回来以后，他的烦恼越来越重了，饭店不温不火的生意比以往更加刺痛着他。临近中秋节了，饭店也挂起了彩带、灯笼，但是节庆的气氛也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好起来。

格罗蒂亚大街车来人往，一年四季像集市一样繁华而喧闹，人行道上不同的脚步、不同的表情匆匆而过……老九就这样久久地、静静地凝望，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都抽到嘴苦麻木了，他还在继续抽，好像在故意虐待自己。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没有人在意他的存在，也不需要在意，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其实不是，他是忘了嘴苦，只顾在心里念叨一句话了：难道我老九这辈子就这样了？

忽然一个走出商场的熟人发现了他，说了一句：“九哥，坐这儿干吗，看妞呢？”

老九应酬地一笑，看着那人走远了。

一会儿，又有一个声音叫他：“九哥，坐这儿干吗呢？”

老九闻声移过视线：“哟，是方迪呀。”

方迪说：“去店里找你，吧台说你在这儿呢，说你都坐好几天了。”

老九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就昨天坐了会儿。下午没课了？”

方迪说：“有，不很重要，逃课了。九哥，调查结果出来了。”方迪说着，将包里的文件袋拿出来交给老九。

老九非常高兴，接过来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说罢赶忙抽出来看了看，英文、中文的都有，很满意地点点头，从身下分出一份报纸说：“你坐会儿，我先看看。”

方迪也坐在台阶上。

老九看了一遍中文稿的，说：“这下有底了，一看就不是瞎糊弄的人。”

方迪问：“一万美金，你不觉得代价太高了吗？”

老九说：“我知道这事的难度，没点背景是办不来的，也办不了这么快。跟罗家的事比起来这点钱真不算什么，没准儿我那5万也能收回来呢。”

方迪又从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纸包递给老九，说：“这个你拿着。”

老九问：“什么？”

方迪说：“你先拿着。”

老九接过，一上手就有感觉了，说：“钱？”

方迪说：“用了2000，除了长途话费还给他们买了点小礼物，都不是值钱的，就是表个谢意。还剩8000，你点一下。”

老九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你寒掺九哥？”

方迪说：“我说一万，如果是可办可不办的事，也许你觉得代价太高就放弃了。”

老九说：“那也不行！这钱也不是我一人出的，你给谁省啊？”

方迪说：“九哥，你别急呀，容我解释一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