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李女做上了王后,李园自然成了国舅。为了让他们的阴谋永不败泄,他们又密谋害死春申君。
就在楚王去世的第二天,李园兄妹设计谋杀了春申君。
娶女又见金,色、财双收,人生哪有这样“好”事?人在色、财面前,不问该取不该取,不问为何来得如此容易,一定会人、财两空,甚至连性命也保不住。春申君娶女遭杀身的教训,世上的男人都应记取。
惟利是图,能榨则榨
小人把“金钱”作为第一的追求。和珅对钱有着无比的贪欲,只要赚钱就可以,至于什么国法,会不会损人利己这类事他却不会考虑。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也最单纯--钱。
和珅所有生意中最红火、受益最大的恐怕就是他的当铺。和珅的当铺遍布京城,保定地区也有,通州、蓟州也有,总共不会少于二三十家。
和珅之所以看中当铺,原因是当铺是各种生意中最易收效、万无一失的买卖,不怕典当人有去无回,也不用人劳神去追索逼债,只要是当东西,赎也赚钱,不赎也赚钱。
除此以外,和珅对当铺如此青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可以利用当铺来消化他贪污而得来的赃款。和珅很明白,如果仅凭着所得的俸禄是无论如何也积攒不起来那么大的一笔财富的。“树大招风”,太惹眼了,总是不太好,和珅是不愿意生是非的人,他开了铺子做了生意,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人说什么了,即使有人说他,也可名正言顺地应答,因为他做生意。
和珅除了经营银号、当铺外,还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商业店铺,还有少数制造作坊。而这些多与人民的生活有关,有的甚至还和军事有关。反正凡是什么赚钱,他就经营什么,谁也不敢与他较量。
采矿业是一个风险比较大、投资大、见效慢、费人费力、又不好管理的产业,一般的官僚和商人都不太轻易投资在这方面,但和珅看到北京西部地区煤矿丰富,而百姓取暖做饭又都需要煤,如果开发这一项目,可以赚大钱。
因此,他就在门头沟和香山等地区开设了煤窑。
和珅凭着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排斥同行,垄断市场,使许多商人都听从他的摆布,任他指挥。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7年),北京的米价急剧上涨,十分昂贵,而各粮店见粮食疯涨都将粮食囤积下来,而不愿卖出。此时和珅家所存粮食极少,于是他请求皇上下达命令平抑物价,每个粮店所囤积的粮食不得超过五十石,皇上准奏。但各粮店却都不出售。于是和珅调来了兵士,打开各粮店,强行售粮,并将囤积粮食六万余石的铺户查封。和珅又请皇上将这些粮食减价卖出,皇上又准奏。于是和珅在低价卖出的同时,又设立了粥厂赈济百姓,一时间百姓拍手称赞,都感谢和珅。
表面上,和珅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但实际上他却利用了大清政府和皇上,达到了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控制了北京的粮食业。
和珅虽身居军机首辅,掌握着全国军、政、财、文化的大权,但他却不像传统的官吏,轻商重农。他看中经商是来钱最快的途径,于是他亲自或出资或支使家人投入商业运营之中,公开从事商业活动,以牟取高额利润。自古为官者经商多是为自家经商,也多是奸商,和珅也就位居于这奸商之列。不同的是,和珅比一般的奸商还要狠毒一些,满肚子的牙齿,吃人总是要把人连毛都要吃下去,并连带毛发、指甲一并消化掉,属于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人。
和珅之所以能积累起富可敌国的家产,除了贪污受贿之外,与他善于理财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和珅是个理财高手,他知道怎样让权生钱,让钱再生钱。让钱生钱的最佳途径就是经商,因此,在当时重农轻商的环境下,和珅都不管不顾,只要有利可图,他什么生意都会去染指。为了敛财,和珅虽身居高官,竟不顾名誉与商人为伍,这一点连嘉庆帝都骂他是无耻小人。
以利为首,重利轻义
判别朋友的标准是以义为首,还是以利为首,如果弄清楚这一点就不会产生错误了。
见利忘义的人为了他的利益常常不惜牺牲朋友的利益,更有甚者还毁了朋友一生的前途,甚至是生命。对于这类人,我们应及早和他断绝来往,越早越好,以免后患。
三国时孙策夺取丹阳后,吕范要求暂领丹阳督都的职务。孙策说:“你现在已经拥有很多兵马,怎么再委屈你做这小官呢?”
吕范说:“我舍去本土托身于将军,就是为了同你一起共创大业,我俩像是同舟涉海,存亡相关,稍有不慎就要遭到失败。这就是我的忧虑,不单单是您啊!现在丹阳这样重要,关系全局,还计较官职大小吗?”
孙策非常感动,认为他是可以共生死的朋友,就把丹阳交给了吕范。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的能臣管仲,与鲍叔牙是朋友。他之所以能被齐桓公破格任用,完全是由于鲍叔牙的推荐,所以管仲常对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可见他对鲍叔牙是十分感谢的,当然,也更深深地理解他。
但是在他临死时,齐桓公问他:“你死之后,让鲍叔牙来接替你的职务,你看怎么样?”管仲听说,想了一会儿终于说:“鲍叔牙是我的恩人和好朋友,又是一位至诚君子,但是,我认为他不适合执掌国政。”
齐桓公问他为什么?管仲回答说:“鲍叔牙什么都好,就是对善恶看得过于分明,别人有一点过错他都不能容忍,为人处事,对别人的优点不忘于怀是可以的,但对别人的任何错误和缺点都不能容忍,谁又受得了呢?鲍叔牙看见别人有一点不是,便一辈子不能忘记,这是他的短处啊!”齐桓公同意管仲的话,最后选用了隰朋。
不想这话被齐桓公的幸臣易牙听到了,由于管仲曾经劝告齐桓公不要亲近易牙这样的人,所以一直怀恨在心,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就偷偷地鼓动鲍叔牙说:“管仲之所以能当宰相,还不是全靠您的推荐。现在他病危,大王问他谁可为相,他却说您不适宜,另外推荐了隰朋。您瞧,这多不够朋友!”鲍叔牙听了这话,冷冷一笑,对易牙说:“对呀,这正是为什么我要推荐管仲的理由啊!管仲忠于国家,不讲私情,不吹拍朋友,你们如何能够理解?假如大王让我当司寇,专管驱逐佞人,那是很合适的;假如让我主管国家,你们可就没有容身之
地了!”说得易牙无地自容,赶快逃走了。
管仲和鲍叔牙都是好朋友,论感情非常深厚,论理性对事物观察也十分准确,但他们却能将两者分得很清,并不影响他们对人的理性观察和感情的交流,相比之下,更多的人却常常在理性和感情中划不清界限,成为感情的牺牲品。这是我们交友中所应注意的。
贪心如深壑,永远不满足
贪婪是一种饥渴的心态,它的本质是不安,在心理上贪婪的人,永远不知道满足是什么。他不停地向外追求和占有,把生活当作追逐的手段,贪婪者最明显的行为特质是囤积,他们不停地盘算追求更多的东西好据为已有,所以他们潜意识里有着严重的匮乏感。
秦桧权倾朝野,为人心狠手毒,凡不附己者,动辄陷害,而朝中文武百官,人人自危,为求自保,都不得不巴结逢迎之。又有一班宵小之徒,或臭味相投,或为求升迁,更是不遗余力地攀附逢迎,故而朝野各级官员竞相向秦桧送礼进贡,惟恐落于人后,而且贿赂手法花样翻新,所贡贿品大至住宅,小至蜡烛,珍如珠玑,奇如异宝,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众人都欲在这场“送贿”战中出人头地,以博取秦桧好感,于是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如广东经略(即边防军事长官)方务德为讨秦桧欢心,别出心裁地令人制造了一种特殊的香烛进献给秦桧。这种香烛,外表用烛油制成,面内里却用多方搜罗来的奇异的珍稀香料填塞。秦桧宴客之时,点燃这种蜡烛,顿时异香满厅,沁人心脾,秦桧非常高兴,方务德也因此而得到器重。
秦桧任相后,便传出风声,要在杭州营建宅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房屋未动工,大批贺礼便纷至沓来。百官争相邀宠之际,独有两浙转送司技高一筹,独占鳌头,该司以秦桧之事为己任,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箔场”的机构,无偿地全面负责秦桧私宅营建事宜,该机构按分工不同,设置各类官吏,举凡筹款、财务、构图、施工、供应、设备等各项,皆有相应组织及官员负责。该机构一经成立,便终年忙碌不已,秦桧任相十九年,“箔场”便营造了十九年,一直无法撤销。十九年中,从西湖边到玉皇山,亭台楼阁,厅堂殿宇,曲霍回库,苑圃园林,星罗棋布,点缀着湖光山色,市廛村野。一时杭州风光因之而增色。秦桧自己也弄不清他的宅第到底有多少,以致有一些别墅,他连去都没去过。就在这些豪华可比宫中的宅第园林中,秦桧一家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这种以连续十九年的营造作为贿赂的方式,亘古未有,秦桧创造了贪官史上受贿的一个奇迹,可见其贪心如深壑,永无满足之时。
秦桧在任相期间,还依仗权势敲诈勒索,贪污舞弊,贿赂公行,横行霸道。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他以宋金战争“预备犒赏”为名,要老百姓“计亩率钱,偏天下五等贫民,无得免者”。但钱银聚敛以后,“兵未尝举”,他就丧心病狂地把这些银钱都吞为已有,大发国难之财。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南宋大将刘光世病死,他在建康的园第,被秦桧强行霸占。陷害岳飞依附秦桧的张俊死后,其房地产日进二百贯钱,全部被秦桧夺去。
他还恣意兼并农民的土地,在“金陵,田业甚富”。为了榨取农民的血汗,他还派官吏去管理。这些人依仗秦桧的权势,欺压百姓,以刮削民脂民膏为能事,供秦桧一家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
当时国家财用不足,而“秦氏之家,金珠充屋”,“教坊所汰之人,埙皆养之于家”以“奉歌酒之欢”。秦桧的收入一年有几十万,其财产比朝廷的左藏库还要多过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