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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赵充国传，征羌战事爆发时，护羌校尉乃辛临众。赵将军所上最后一奏云：“校尉临众，幸得承威德，奉厚币，拊循众羌，论以明诏，宜皆乡风。”由此可知其时，辛临众正在配合总战局进行安抚大幵、小幵诸羌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次年的神爵二年秋，可能因辛临从体弱多病，才“诏举可护羌校尉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赵充国即于病中上书，力陈辛汤酗酒误事，不可以典蛮夷，不如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吏用临众。后临众病免，五府复举汤。汤数醉?羌人，羌人及畔卒如充国之言。”由此知临众、汤两人各任护羌校尉两次。这时已是元帝初年，《元帝纪》：永元二年陇西羌彡姐别种反叛，左将军冯奉世讨平之，未闻谁人任护羌校尉。窦某，见后书《窦融传》云“高祖为张掖太守，从祖为护羌校尉”，推其时约当辛汤之后。尹岑任校尉在成帝永始四年，见《百官公卿表》。其后，据《卒庆忌传》，子辛通为校尉在成帝末，至平帝元始时，因忤逆王莽而被诛，其任期较长，至少十三、四年。窦况乃居摄二年为校尉平西海郡羌乱者，事载莽传。《后汉书·温序传》称，建武初，护羌校尉温序为隗嚣将军苟宇所杀。护羌校尉之制，东汉初一度废弛，建武九年始恢复，故温序任校尉当在王莽、更始时。

新莽之败，西羌复叛。更始时，先零羌杀金城太守而据有其地。建武初年，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窦融率军讨平之，故建武九年窦的幕僚班彪上书云：“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行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帝从其奏，即以牛邯为校尉，为东汉首任护羌校尉，见《西羌传》。《释粹》统计自建武迄延熹，见于西羌传的校尉共二十八任二十六人。实际上恐不止此数，其中肯定有佚漏，亦见于它处记载。例如《耿弇传》云：耿氏自中兴以迄建安，氏族、家内共出将军、九卿、列侯、中郎将、护羌校尉、剌史、二千石数十百人。”耿氏任护羌校尉，西羌传不载。

东汉护羌校尉之治所，因连年叛乱，羌人进据内郡，而汉、羌又交错杂居，屡战屡徒，使治所多次迁徒转移。见诸西羌传的，建武时治所在令居，明帝时治狄道，章帝时治安夷，后又陡临洮。和帝永元初，于“逢留大河”（今青海省贵德县段黄河又名）筑城驻军蓄粮，并造船架桥，逼迫烧当羌远遁依发羌，这是护羌校尉屯兵、治所出塞向西最远处。安帝初，复徒治狄道，再移治张掖，至末年再还治令居。令居地理位置险要，正位于羌中（青海）东出的大道上，故驻屯以封堵拦截。至东汉晚期，护羌校尉频繁将兵追剿叛羌，疲于奔命，已治无定所。

护羌使者：

按此官职为悬泉简所首见。或有因前引班彪上书护羌校尉可遣使、译，以为此职乃护羌校尉使者之省称。但此护羌使者设府治事（简46），可办理羌人诉讼（简47），可巡行驿置检查传马（简41），还曾射伤过一名羌人男子（简43）。汉制秩比二千石以上官吏设“府”，县级及以下衙署称“官”。所以，护羌使者是独立的官职，秩别与护羌校尉相同，不可能是护羌校尉派出的使者。又简48记录悬泉置备有一辆专供护羌使者使用的传车，车上的部件、装饰，如果与《后汉书·舆服志》的规定相比对，“黄铜五羡一具”相当于秩六百石以上，“得铜五末”，车衡两端、轭首、轴头可以装铜饰件。“故皂複盖”、“□（赤）韦把杠”，相当于“千石以上皂缯覆盖……，吏赤画杠”，指的是伞盖、伞柄的规格。“蚤具无金承”，则指伞盖骨端的鎏金“华蚤”，从简文看是本应装备而现在已缺失。以上种种迹象，说明护羌使者的乘车，是按照千石以上的规格装饰的。

文献记载亦有护羌使者，但仅见于《赵充国传》一例。“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羌豪原湟水以北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赵充国又奏请“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于是“举可先行羌者辛武贤”，而丞相、御史两府又“遣义渠安国行使诸羌”。义渠安国以光禄大夫、骑都尉的身份，奉诏作使者，率重兵“敕视诸羌”，其职位为“护羌使者”当属无疑。时护羌校尉为辛临众，此又确证护羌使者、校尉自为二职二人。据简41、42、45、47、53等，护羌使者良曾率其属吏到达敦煌郡部视察，时在成帝鸿嘉、河平年间。敦煌郡驿置安排官奴十五人、驿马十五匹迎送，还专备高级传置轺车一辆供差遣。简53则是另一次奉迎护羌校尉的出粟记录。似乎派出骑士卅五人、马五十匹的庞大阵容，时在平帝元始时，与前述校尉非一人。

又前引46之州剌史称“牧”，当在成帝绥和以后。简40称京兆尹、河南尹府，则当东汉初年。

总之，护羌使者一职不见两汉书《百官志》，但它确实存在过。最初出现于宣帝羌乱时，并延续至西汉晚期、东汉初。护羌使者秩比二千石，约与护羌校尉同。官制所以不载，或因其“随事而设”，属于“使者”（大使、小使）系列的官职，由皇帝因事而临时委任，派遣外出，奉诏行事，并非常设定制。据赵充国传，神爵元年西羌即将剧变，义渠安国为护羌使者，其任务以政治性的安抚，分化为主，配合护羌校尉行动，而安国冒然弹压诛杀诸羌豪三十余，斩首千人，违犯职守和朝廷初衷，终于激起叛乱。

以上可补史籍之不足。

主羌使者、护羌从事、护羌者吏：

主羌使者仅见简49一例，疑是护羌使者又称，并非另一职。《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护羌校尉“主西羌”，是“主羌使者”即“护羌使者”，二者是一。

简44、45之护羌从事，又简49云主羌使者从事。后者准前文当护羌使者之从事。此简与简44出土地点同方同层，时代相同，故简44亦是护羌使者从事，简45亦同之，均与护羌校尉无关。

从事一职，又见为司隶校尉、州剌史属吏，《汉书·百官公卿表》记之过于简略，唯后汉书志云“司隶校尉一人……从事史十二人”。本注云，有都官、功曹、别驾、簿曹、兵曹、郡国诸从事。“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又“剌史……皆有从事、史、假佐，本注曰：员职略与司隶同”。想西汉制与此略同。两汉之司隶、剌史，最初乃奉诏持节，循行三辅、州郡，察举官吏犯禁之职，司隶除三公以外无所不纠；剌史周行郡国，以诏书六条问事。在这一点上，与中央派遣之“使者”相似。所谓从事，乃以诏书人事之意。此处之护羌使者从事，约同司隶、诸州之郡国从事，乃是派到各郡巡察的从事。至于简50之“护羌都吏李卿”，所指亦护羌使者的都吏，即相当前述司隶校尉都官从事之职，也是从事之一，主察举百官。都吏为都官从事之简称。在郡国，往往指督邮。

主羌史：

从简54、55文字看，此职为敦煌郡守府属吏，也是悬泉简所首见，为两汉官制不载，汉制郡府诸曹之正、副职分别为掾和史。顾名思义，主羌史是郡守府僚专司羌务的副官。但是，我们不知河西四郡是否皆设此职，或是设有专理“蛮夷”事务之曹。当然，也可能是临时性设置。汉代敦煌郡附近多羌人，又地处羌中道西边门户，踞西关，通西域，设此官职必事出有因。

十二、关于《护羌使者诏条》

前引“怨诬驴掌事”册，中有“使者条”，乃文书主办官吏援引的某律令，曰“相犯徼外，在赦前，不治”，说在徼外（即官府辖区以外）的犯罪，又属于赦令以前之事，概不收理追究。正因以此为准，故驴掌抢夺归何尚未返还的“以余马牛”341头，官府不再过问。汉时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有一条原则，即除非重事，一般的多不干预。又汉时法律不许官府重新检举已下讼赦免的事，处理赦前之罪较赦后再犯为轻，见《九朝律考》等。所谓“使者条”，如同剌史诏条，当是护羌使者所奉诏书条令。《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剌史，掌奉诏条察州”，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云“刺史周行郡国，以六条问事，非诏条不省”。所谓诏条、六条是一，即剌史所奉诏书规定的六条，职责：一察豪强不法；二察二千石背公徇私；三察刑赏无常、烦苛扰民；四察选举不公；五察二千石子弟依势违纪；六察勾结贿赂、不正之风。以此“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此类比，护羌使者奉诏敕行视诸羌，所奉之诏敕，应称《护羌使者诏条》，简称《使者条》。它大约规定了护羌使者的职责，与剌史诏条有类似处。前述徼外、赦前事不治云云，不同于“非诏条不省”，是明确规定不许干预的事项，防止越权和扩大，可见在处理民族事务上是很谨慎的。这是剌史诏条与护羌诏条之不同处。可惜我们不能知其全貌。据《赵充国传》史实，护羌使者行视诸羌的目的是：“行边兵，豫为备，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分别善恶”，”大兵诛有罪，明白自别，毋取并灭“等，所禁止之条，如不得残暴恶待无辜，不得烧燔聚落、畜牧、田禾等。以上这些，都可能属于《使者诏条》的内容，赵传中“厚币拊循众羌”和“天子告诸羌人：……”和购赏诏书等，也可能是《护羌使者诏条》的内容。

十三、关于破羌将军

简文：

56．效谷长禹、丞寿、告遮要、悬泉置：破羌将军将骑万人从东方来，会正月七日。今调米、肉、厨，乘假自致受作，毋忽，如律令（A）

掾德成，尉史广德（B）（Ⅱ。t0114④:340）

57．·破羌将军，西河太守武贤，请假及长吏以下……（A）

出票七十二斤（B）（Ⅱ。T0114③:214）

58．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兴世等。敢言之。（Ⅴ。T1311④:82）

59．西，合檄四。其一封凤博印，诣破羌将军莫府。一封□□候印，诣太守府……。一封乐延寿印，诣大司农率史张卿治所。□□□封，阳阕都尉□□。（Ⅱ。T0113③：152）

按《释粹》所录关于破羌将军的简例共四枚，即简56~59，已尽引如前。此四简同时代，所言破羌将军为同一人，即《赵充国传》平羌战争中的酒泉太守辛武贤，因上书言征发“武威、张掖、酒泉万骑”，“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幵在鲜水上者”，颇符合宣帝之意，即受拜为破羌将军，时在神爵元年六月。

两汉有破羌将军衔，约自此时始。此前武帝元鼎六年征西羌，但未闻有拜破羌将军者。唯《汉书·王尊传》载元帝初元时或永光初，王尊“为护羌将军转校尉”，师古注：”为校尉，主转运事而属护羌将军“》查《汉书·元帝纪》、《冯奉世传》，永光二年秋七月陇西羌反，右将军奉世率万二千兵击之，复遣奋武将军任千秋率五校尉兵六万并进助之，十一月又遣建威将军韩安国率万人参战，次年二月羌乱平。此次战役乃神爵征羌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征羌战役，粮秣转运繁重，王尊之任”转校尉正在是役，也未闻有何人拜任护羌将军。其时，辛武贤病故，护羌将军或指冯奉世征羌之举亦未可知。

辛武贤之破羌将军衔，据《赵充国传》，其神爵二年春撤军酒泉后即罢免。七年后又于甘露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至敦煌，后不出，征未到，病卒”。前引四简所记，即辛武贤驻军敦煌前后之事，其详情，《释粹》已考述。又东汉末，段颖于建宁元年拜破羌将军，张绣于建安中任破羌将军，皆与此无涉。

由简57可知，甘露元年辛武贤以西河太守而拜为破羌将军，可补传记不足。此简文字前有圆点状标记，又据文意，说他报请准允假给其军队长吏以下某种事物，《释粹》误解为“请假”。汉时官吏请求休假曰宁告、取宁，不称请假。

简56，敦煌郡效谷县长、丞通告遮要、悬泉置，说破羌将军辛武贤率万骑从东方将到，会合之期正月七日。由知此二驿置归效谷县属辖，而下此文告在正月七日之前，约当甘露元年、二年之交，故断定辛武贤军马是在元年十二月末、二年元月初抵达敦煌境内，元月七日将路过悬泉、遮要置，所以马上调去米肉厨佚，命令立即准备，不要客人到了不接待。所谓“乘假自致受作”，即正式和借用人员亲自接受、操作。这是破羌将军将到敦煌的情形。

简58，有明确纪年——甘露二年四月，酒泉郡泺涫县令向酒泉太守报告，奉诏书旨意，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都尉、使者冯夫人（冯嫽）军吏西去敦煌，马匹疲惫失散，请求太守关照县官帮助查找云云。

按此简非常重要。一是《汉书·西域传》，述乌孙公主解忧待者冯夫人与长罗侯常惠立大小昆弥之事，时间含混，无明确系年。此简证明冯夫人任“使者”，甘露二年初的二、三月，尚滞留敦煌郡。此后不见记载，推测她已赴乌孙。《西域传》云“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依此推断，乌孙大小昆弥之立，当在甘露二年后半。二是《西域传》说由竺次、甘延寿送冯夫人西行，此简则言与破羌将军同行、出入颇大，当以出土简牍为是。宣帝听取冯夫人关于乌孙内部的情报后，显然是采取文、武两手并举的策略，一方面命破羌将军万五千大军迅速至敦煌，重兵压境，以观动静。同时，派冯夫人出使乌孙贵族内部，晓以利害，很快使其内讧平复，军事手段与政治外交的配合，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次行动约始于甘露元年，宣帝亲自征询冯夫人并发兵征乌孙，皆在元年。其时常惠已屯戍乌孙王庭赤谷城。立大小昆弥之后，敦煌撤军（辛武贤病故），常惠返回内地，冯夫人不知是否留侍乌孙？次年即甘露三年，乌孙解忧公主以年老丧夫，奉诏回归长安。悬泉简有甘露三年十月乌孙公主经驿置东返的“过所”文书，其中无“冯夫人”名字。约二年末、三年初，常惠率三校尉再次出屯赤谷城，为大小昆弥划分地界、人民。宣帝黄龙年间，冯夫人曾再次出使乌孙。

关于破羌将军的这四枚简，虽然未提供有关羌人的任何信息，但辛武贤作为汉朝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和军人，亦曾参加神爵时的平羌战争，与赵充国齐名，然而其方略却迥然不同。辛武贤骁勇善战，恃强黩武，力主剿灭，缺乏策略。赵充国则总揽大局，审时度势，分别敌友，软硬兼施，故能稳操胜券。西汉时期，在国际外交、民族关系方面，往往是奏效致胜的，由赵充国的平羌策略，即可窥知其原因。辛武贤人品也有瑕疵，视赵充国为宦途政敌而施加陷害。见赵传。但这属于臧否历史人物，此且罢论。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中国文物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二年律令·贼律》整理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