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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汲桶（汲水桐、汲落）；8．储水罂水罂；9．井；10．冰；

汉代的居延及酒泉、敦煌边塞，多半沿着古交通大道，布设于河流、水草地附近，戍守与屯田灌溉用水颇为便利。汉简之汲器、汲落、汲水桶，即木桶、瓦瓶、水斗之类取水之器。储水罂，为较大的蓄水瓦器，专供战时饮水，或扑灭火灾，如今消防用水。此二者，守御器簿多并列为一组。而古今城防设施中，蓄存饮水、消防水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详见《墨子?备城门》、明《武备志?需备》等篇。

居延遗址如甲渠候官的Fl、F16、F20、F23，金关的F9等，均发现一种敛口、卷唇、大腹的陶瓮，出土时半埋地面以下，有的位于房屋一角，有的临近灶台[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图一三、一四。]，应即简文之储水罂，每只容水约30公斤左右。按《墨子?备穴篇》载古时守城有“地听”之制，于城内近城墙处地下埋设大瓮，伏瓮口，可监听敌方“穴攻”即掘地道攻城的位置、动静。分析发掘迹象，上述水瓮，似为防止倾覆、破碎才埋设地下的。匈奴骑兵，善于突然袭击和劫掠，掘穴攻城则非其所长。又穴攻需隐蔽、秘密，而边塞空旷，容易发觉、预防，似勿需设置“地听”装置。

干旱地区，戍所用水靠泉溪、渠池、凿井。居延的“甲渠塞”，莽时名“甲沟塞”，皆因渠水之名称呼塞名。“甲”，可解作“为首”或“第一”，疑尚有“第二”、“第三”，或乙、丙、丁等渠。在甲渠塞烽燧线南端，即布都布鲁克（T21）地方的伊肯河东岸，烽燧T107、T108之间，今存一条古渠遗迹，渠口接河，宽二十四步，走向东北，十数里之后变窄为十余步，绕黑城（K799，哈喇浩特）西，向北、东方向流去。过去，或以为此渠为古弱水故道。按此渠可能是利用旧河床而加以修筑者，或即汉简之“甲渠”。渠道穿行之地，为居延都尉、居延县及屯田中心区域，现存城障、烽燧、屋堡及渠洫遗迹，鳞次栉比。居延简中有“海”、“河”、”延水“。海，泛指古居延泽及今居延海；河，皆指今伊肯河（又称东大河）。如甲渠塞分河北、河南二部分，即以今伊肯河为界。延水，为县级建置名，简中有称“延水丞”者，疑是包括甲渠在内的水利系统管理机构。甲渠候官河南塞即伊肯河东岸的烽燧线，位置接近上述“甲渠”。

井的问题，过去在调查、发掘时注意不够。凡不靠近沟渠的戍所必需凿井。居延都尉另一防线的卅井塞，亦因井得名。其属燧有名“井东燧”（459·2），又殄北塞的“渠井燧”（3·14），

肩水都尉肩水塞的“当井燧”（83·6）、”望泉燧“（505·5）等，其燧中、附近必有井、井水源。倘若无水，不用说进行正常的戍务，就连生命也难以维持。井的修筑、形制，居延简记载甚寥寥：

（17）置井用人百卌七人，凡□（283·58）

（18）第十三燧长贤□隧井水五十步，阔二丈五尺，广二丈五尺，可治田，度给吏卒（127·6）

例（17）为筑井的用工统计。（18）出于破城子，所指当是甲渠塞第十三燧，位于甲渠候官（A8）以北，纳林、伊肯河之间而靠近纳林河。视简文，其井水似在烽燧附近或近河处，形状似渠、池，兼可灌垦百亩，不是小口深井。在敦煌西部，据新发现的汉简，玉门都尉大煎都部燧一带，水井开凿在燧的天田地段，深达“七丈五尺”。这些井、池易为流沙乱石淹没填塞，现在寻找它的遗迹是十分困难的。

塞上酷寒，在隆冬季节，靠河渠供水的戍所，需就地取藏冰凌。瓦因托尼（A10）简曰：

（19）言之，其毋井者，各积冰，亭十石（534·9）

此简时代约在武末、昭初。冰十石为衡制，合今六百斤左右。前引《李陵传》：遣军士裹糒负冰奔居延告急事，约在九月中，时边塞已天寒地冻。漫长的严冬里，吏卒有时只能拿糒冰充饥解渴，生活的苦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二）取火、发火器物类

古时取火，因方法相当麻烦、费力，故多保存火种。塞上亭燧，以传发警讯为重任，举烽燔薪，用火极频繁，且必须迅速、准确。各戍所又彼此隔离，各自为守，一旦火种熄灭，或被敌包围，均无法接济。因此，古今总是将取火、发火物列为最重要的守御装备。

11．出火遂（燧）；12．出火椎钻；13．出火具；14．尊火尊；15．茹：

汉时取火之具，一般认为有阳燧、钻燧二种。阳燧，为金属制圆形聚光凹镜，集日光于一点，照灼艾絮等易燃物即得火，说见《淮南子?天文训》、《古今注》、《梦溪笔谈》等。但阳燧属珍贵用品，数量不多而使用不普遍，考古发现的实物甚少。钻燧，为钻木取火之具。《论语?阳货》：“钻燧改火”；《韩非子?五蠹篇》：“钻燧取火”；《管子?禁藏篇》：“钻燧易火”，皆以木钻杆钻研木块（牝木）摩擦生火，故又称木燧，说见《礼记?内则》注引郑众曰。其又一名曰阴燧，见居延简甲91、92宣帝元康五年诏书简：“先夏至一日，以阴燧取火”。“阴”字旧释多误，于豪亮始释正为“阴”字。于氏以木燧取火乃与阳燧相对而言，故称阴燧。然而《礼记?内则》疏引皇氏曰：“晴则以金燧取火于日，阴则以木燧钻火”，亦可备一说。其特点为不受晴阴限制，无日光仍可取火，较阳燧方便而实用。

居延戍所配备之出火燧为上述钻燧而非阳燧。每一烽台皆配二具，除（1）、（2），又见：

（20）出火遂二具（505·10，甲1977）

汉时烽火信号需燃火者，苣火在坞堠之上，烟之灶在堠下，积薪在坞外，三者又往往同时施放。故火种以外，每燧必须准备二具以上可即时取火的火燧，才能兼顾彼此。倘为阳燧，阴晦天气，或夜间点燃苣火、积薪，就无能为力了。

出火燧为钻燧的另一证据，是居延遗址出土了数量不少的木燧实物。据瑞典索麦斯特罗姆的报告，1930~1931年，贝格曼的试掘共发现燧牝木6件，即：A19·2、A22·1·15、A21·Ⅱ·p83·l，、A27·B·8、A32·D·42、A33?13·37；钻杆2件，即：A27?B·9、A28·12[索麦斯特罗姆：《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1956—1958。]。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于破城子获1件（EPI49·022），肩水金关获1件。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发掘敦煌西部烽燧时又获1件。此11件木燧分出九个地点。其共同特征是：一块木板的边缘钻出许多圆形臼穴，穴孔外侧即木板侧面各连一竖刻槽，穴、槽及周围因灼热而焦煳，钻杆圆柱形木棍，有明显的旋钻痕迹，都是实用器。贝、索二氏定名曰“取火牝木”、“火棍”（“Woodenfelame”;fire-sticks），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取火木燧在伊朗、帕米尔、我国新疆的古代遗址、墓葬，以及近现代的非洲、太平洋、南亚等地都曾发现过，并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其使用方法，根据一些人文、民俗学的资料，大致是将牝木踩在地上，牝木臼穴旁侧刻槽处放置一些易燃的引火信物，然后双手对搓，或用简单的拉弓旋拉插在臼穴内的钻杆，用拉弓时，需在钻杆上端按一钻托加些压力，由于急速旋转摩擦生热，磨下的木屑会变成火星从刻槽迸射出来，引燃信物。

简中又有出火椎钻，亦发火工具：

卅井降虏燧

（21）回（305?17）

出火椎钻二

击物曰椎。敲击燧石等物可产生火星，也是一种古老的取火技术。此处椎钻连称，疑属后世“火镰”一类，但不能肯定。又敦煌新简守御器簿有“出火具各一”者，由两件不同器物组成，疑即出火燧，即一牝木、一钻杆的木燧。

尊火尊，除前引（6）一例，又见简68·65，不识为何物。从名称看，尊字或是同音假借的动词，可解为“尊火之尊”，似与取火之事有关，当是俗称，但不知属于何种取火工具？

茹为发火信物，已见（1）、（2），又下—例：

（22）茹十斤（503?18，甲1931）

也是守御器簿，茹字旧释酒，今改正之。此三簿，茹皆作十斤，当是汉末王葬时每燧的标准装备数，合今约五斤。

茹的用途，过去不明。《说文》：“茹，饮马也”，作动词，或解作饮马草料。但茹列为守御装备，每毎与火燧并列，其用途当相同，应是取火时所用火信如艾蒲等绒团毛细之物。居延简军马食料为粟、麦、茭，后者以衡制之“石”，或“束”论计，未见以茹为食的。又烽燧之部、驿所在蓄养传马、驿马，一般烽燧无军马，且十斤之数亦未免过少，故茹与马食断然无关，当求别解。《离騒》：“揽茹蕙以掩涕”，王逸注：“茹，柔愞也”；《集韻》：“茹，草根相牵引貌”；又《玉篇》、《广韻》以为茹有杂揉义。今北方、西北方言谓续火为“茹火”。新简以下二例可证茹为引火物：

（23）?匈奴人攻亭不得下，煁茹矢射积薪（EPT50·8）

（24）?茹尖稾?矢（EPT21·56A）

茹矢，即茹尖稾?矢，是一种箭头带火的“火箭”，在敌人围攻亭障，守卫者不能出坞外点燃积薪时，可用茹箭远射令其发火。茹的成分，约是用艾蒲絮末一类植物，经干燥、碾碎并焦焙而成，内中或掺合某种易燃物品，燃点一定很低。我国民间常以麻、棉、艾絮加工成“火绒”、“火媒”等火信，有着丰富的传统技艺。茹的每次用量不多，每燧十斤已足，但质量需可靠，约由一定部门制作，再发给戍所：

（25）第廿三燧长董放诣官输茹（EPT16·2）

（26）茹出入薄（49·35，甲354）

第一简可证茹储存于候官，第二简为候官茹的库存出入帐簿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