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9小说网

居延甘露二年御史书册考述补（第2页）

总之，河间王刘元案，在时间、性质、案情上，与本册完全相同而有联系，都是广陵王案的余波。治刘元案的张敞，即宣帝密诏监视昌邑王的张敞，乃宣帝少时旧识。本册时的御史大夫为于定国，甘露三年即迁升丞相。敞参与废除昌邑王，奏削霍氏之权，书谏上官皇太后应守法度，治裁河间王、广川王，俱见本传等，与于定国并驰而为宣帝最得力的助手。

我们前曾认为，广陵王、盖主谋反事已过数年或数十年，而朝廷还在继续追查有关人犯，从中看出宣帝时对本朝、前朝几次大案所持的政治态度。这个认识不仅仅是从本册中得出的。在昭、宣两朝，燕王、盖主与广陵王，实际是宗藩分裂势力的总代表。这两个集团，以及与其它阴谋集团如中山王、齐王、楚王等之间，都有着密切联系，相互勾结，连续发难，企图颠复夺取政权。宣帝平定广陵王，标志着对分裂势力斗争的最后胜利。本册涉及的史实和人物非同一般，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仅是一件简单的追捕亡奴的案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斗争的进程和特点。这也是此册的重要价值所在。

（原载《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

秦人、秦胡蠡测

居延新出的东汉建武六年“甲渠部吏毋作使秦胡”册[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屯戍遗址的发掘与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是甲渠候官为河西大将军府所下文书事，向其上级居延都尉复文的存档底稿。全册包括一枚检署和二枚正文共三简。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文字，是所引述的“大将军莫府书”，大意说：“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从莽末兵起以来，流亡各郡县，现明申诸吏民再不得庇匿、役使他们，须令其返归故地云云。为使读者明白，先引出简文：

·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

秦胡卢水士民者（EPF22：696）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都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

府书曰：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从兵起以来，□困愁苦，多流亡在郡县，吏

（EPF22：42+322）

匿之。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收田作不遣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敢言之（EPF22：43）

问题就出在这个所谓的“秦胡”上面。

什么是秦胡？我们最初在撰写居延发掘简报时[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屯戍遗址的发掘与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曾提出过一种假想：《汉书·匈奴传》始元四年“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对此，颜师古注曰：“秦时有人亡人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这句话，似乎可作如下理解，即：秦人是一些早就流往外域的“胡化”了的汉族人，因而疑秦胡或为久居汉地业已“汉化”的胡族[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屯戍遗址的发掘与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

原稿曾作此种推测，刊载时作“秦时移居河西巳经匈奴化的外族人”，笔者当时未及时更正。]，与汉时屡次南侵的匈奴胡人有别。

所以如此推测，一是史汉二书诸“秦人”及师古注虽然不大一律，但“秦”字俱作秦时、秦地解，含义固定。“秦胡”字样见于汉简，时代介于史汉之间，可与秦人之解比附。《史记·大宛列传}）：“贰师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书·李广利传》作“新得汉人”，此二者同出史家笔下，但司马迁不日汉人而称秦人，其中必有不可等同的缘故，且《史记》成书在前，故我们不取班氏直译为“汉人”的说法。颜注也有前后不一处，如《汉书·西域传》：“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师古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与秦时入胡之说稍异。要之，史汉所谓秦人皆汉族、汉人，但主要指秦时便人居异域如匈奴、大宛等地的汉人，与汉时汉人不同。同理，秦胡也应是秦时、秦地之胡。秦人、秦胡的“秦”，显然是同一个概念。

其次，此册之“属国秦胡卢水士民”疑即史籍的“卢水胡”。卢水胡一名，首见《后汉书·西羌传》。据崔鸿《十六国春秋》，北惊沮渠氏为卢水胡望族，先世任匈奴左大且渠官，因以为姓氏，世居张掖卢水、临松即今黑河中上游一带，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卢水士民，盖指居住卢水地域的士庶百姓。秦胡，指种族。属国，汉武以来河西有三个属国，金城属国在东，可不计。居延属国在居延泽，张掖属国当在张掖周近和以南。当此册时，居延汉简仅见居延都尉而无居延属国都尉，其时或一度废置。此册之大将军即窦融，《后汉书》有传。融于更始初，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建武五年授河西五郡大将军，领张掖属国都尉如故，均见本传及居延简，故此处之属国必为张掖属国无疑。“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乃一语言及隶属、种族、地域、身份四事，相互限定。在官文书中，对交相错居的诸少数民族作上述全面称谓，显然很有必要。当然，秦胡也可能是个总称，包括许多“杂胡”，卢水的胡人仅属其中一支，或者是重要的一部分。

方诗铭先生《秦、胡考》一文[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据《后汉书》、《三国志》董卓传等记载，认为前引颜师古两条注的秦时人匈奴一说是错误的。他认为“秦胡”是秦和胡，是一种概略的称谓，对内而言，分指汉族与胡族（此胡或概指汉族以外其他诸族）；对外，犹今言中国、外国。因此，册文应句读为“属国秦、胡、卢水士民”，即属国所辖的汉族、胡人和卢水地方的人。

秦人、秦胡的称谓，出现很早。史、汉二书记秦人凡三见，时当西汉武帝、昭帝时期，踪迹分布匈奴、大宛中。东汉中，今新疆库车的桓帝永寿四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刻石铭中，有“秦人”题名[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所刊李铁同志文，及所引资料。]，其地为汉西域龟兹国。魏晋时期，新疆的龟兹文文书里，也有所谓“秦民”、“秦海民”[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所刊李铁同志文，及所引资料。]，似与秦人有关。到唐代，据颜师古注，犹存秦人后裔及称号。至于秦胡，此册时当东汉初年，位于河西张掖。又《居延汉简甲乙编》甲2112号简：

元凤五年尽本始元年九月以来秦

属国胡骑兵马名籍（甲2112AB）

为一簿册标楬，表明在昭、宣时期，张掖属国胡骑兵中也有所谓“秦胡人”。而《后汉书》、《三国志》中《董卓传》的秦胡，位于河徨流域，已到汉末三国之交了。如此看来，秦人、秦胡的确切含义，不仅关系此册如何解读，而且还涉及某些民族的发展史，以及古代中国的国家、民族称号等重要问题，很有必要进一步做些探讨。

应当指出，方先生将秦胡分作秦、胡的看法，根据的是较晚的史书记载和诗文，用于后世可能正确，但用以解释本册却未必妥当。此册为汉时刺史级官文书原件，文字可靠，据册文自身所提供史实，秦胡似不当读“秦、胡”，理由如下：

一、册文言“府移大将军莫府书”，又“多流亡在郡县”，说明窦融此次行文包括河西五郡太守和诸部都尉。假如秦胡指汉、胡二族，河西各郡皆有汉士庶百姓，为何此书独言属国的汉族人，而不计其余各郡？如果说只有属国治下的汉族人逃亡，也于理不通。可见，这秦胡只是张掖属国中独有的，最大可能是指某少数民族，不包括汉族人在内。

二、按照秦、胡是概指汉族、其他少数民族（统称为胡）的说法推论，“卢水士民”自然是非汉、非胡了。那么，又该是什么？它是与秦、胡并列的一个成份，还是非常特殊、必须单独举出的一种民族呢？这个疑窦，方先生已经觉察并提出了，但很难圆满地解决。

三、汉时诸属国，“主蛮夷降者”，存其名号，专理民族事务，不治汉吏民。位于边郡专主蛮夷事的县，称作“道”，亦与汉县有别。张掖属国治下，据《后汉书·窦融传》，主要有羌、胡、小月氏，又兼领羌、胡骑兵。居延简屡见“属国胡骑”、“羌骑”，概由属国所辖羌、胡诸族人马组成，善于骑射驰战。故由职守考之，属国秦胡之“秦”，即使是指某一民族，也决不是指汉族。

四、王莽末到建武初年，中原战乱，河西诸郡稍安，唯属国诸羌胡颇困苦。窦融于更始年间出抚河西，他内事团结，外御匈奴，使河西迅速形成一隅安定局面。此册严勤诸郡“吏民”不得“作使”属国秦胡，“吏民”正是指汉族官府豪绅，明是对异族的一种宽和优待，与汉人无涉。其时汉士庶百姓流亡他郡的现象十分普遍，如《窦融传》言上郡、北地、安定郡流民大量涌人河西，并不见有何禁令。

五、汉时官私称谓，绝无自称“秦”、“秦人”的。汉时称秦朝、秦时人则日“秦”、“秦民”，见《汉书·陈汤传》等。匈奴致汉国书，自汉初始，即称汉、汉天子、汉使、汉军、汉吏民、汉边、汉塞，也不称秦、秦人。如果将此册之“秦”直译为汉、汉人，是迟至东汉初，汉官府犹自称汉人为秦，此是一最大可疑处。

以上五点，可证秦胡之“秦”不可解作汉人、汉族。但是否会指其他民族？答案也是否定的。据语法分析，“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一语的秦字，不是与“胡”、“卢水士民”并列的成份，而是修饰“胡”字的。否则，前引甲2112简就不会冠“秦”字于“属国”之前，写成“秦属国胡骑”了。这正如“我的白衣”可作“白的我的衣”，而“我的衣帽”却不可作“衣我的帽”一样。在这里，“秦”字也是修饰胡骑而不是修饰属国的。秦属国胡骑，犹若属国秦胡骑，约指属国胡骑中的秦胡骑士。属国胡人的成份可能较复杂，内有匈奴降者、归义、义从之胡，也有汉化的胡人或其他杂胡。

秦人即汉人，这一误解似始于班固。班氏《汉书》多承受《史记》。其匈奴、西域传之“秦人”与《史记》全同，唯独李广利传作“汉人”，与《史记》异。此点如非他人妄窜，是班氏于秦人即汉人亦未敢尽信不疑。颜师古注《匈奴传》、《西域传》，一曰秦时入胡之汉人，一曰匈奴沿袭中国旧称，二者虽不同，但无抵牾，且较妥帖。匈奴称中国为秦人，当在秦朝攘匈奴时。匈奴不胜，北徙十数年，至汉初复开战衅，视汉兵为秦时人，并不足为奇。秦时有人外流匈奴、大宛等地，人称秦人，自号亦秦人，也符合情理。总之，秦人是汉族不假，但不等于秦就是汉，更不能把汉时所称之秦人视为汉人。师古的两条注，侧重于“秦时入胡”。匈奴称汉军吏士为秦人，乃偶而沿用旧称，不能由此认为汉时匈奴称汉人为秦人。“习故言”正是秦时旧称的一个注脚。由此可知，秦人本秦时中国人的称谓，至汉时，一变而为秦时入胡的中国人的称谓，与汉时的中国人不同。故颜氏二注皆不误，也不矛盾。

前文所引刘平国刻石，铭曰：“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下省略）。此六秦人，王国维据《汉书·西域传》师古注，断为汉人，进而判断刘平国为龟兹人，非汉族[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四册（中华书局），《跋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李铁同志近著《汉刘平国治关刻石小考》[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所刊李铁同志文，及所引资料。]，据东汉桓帝经营西域的历史状况，以及刻石文体、正朔、款式、书法等等，认为刘平国是汉朝驻龟兹官吏；六秦人汉姓胡名，乃少数民族受汉文明影响所致，非汉族。李铁说刘平国是汉人至确，但姓氏于种族、宗亲关系中最为紧要，如排除政治原因而改姓的可能，此六人多汉姓，似属于汉族的可能最大，因久居龟兹地方，故又习用“当卑”、“阿羌”等胡名。这种情形，恰与颜师古注吻合，可见秦时入胡并非凿空之谈。我国古代的民族形成、融合，问题复杂，其中既有不断地“汉化”的统一趋势，也有各种“胡化”的波漪。这都是多民族长期聚居、交往的必然结果。历史上，假托为汉裔的少数民族固然不乏其例，但祖先为汉而子孙为胡的也不能否认。刘平国不书族属，符合其汉朝官吏身份。余六人祖先当为汉族，故刘平国用以为“家从”，但书明为秦人，知与汉人已不可等同。司马迁不直书汉人是确有见地的。《史记·大宛列传》记大宛以西，本不知丝漆、铸造，“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可见司马迁对秦人、汉吏卒是加以区别的。这区别就是：一是秦时胡化的汉人，一是汉时汉人。而班书李广利传更易秦人为汉人者，恐怕未明于此。

秦胡，准前分析，当解作秦时之胡或已汉化之胡。战国秦汉之际，匈奴仅为诸胡之一支，远居北方。中原周围，还有东胡、楼烦、林胡、义渠、大荔、乌氏、月氏诸戎胡，其文明较匈奴更接近于汉，而汉亦颇受其影响，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宣太后与义渠王交通等等。文景之世，晃错主张“以蛮夷治蛮夷”，联合诸胡抗拒匈奴。汉匈大战后，南匈奴及诸胡大量归附，至魏晋时又发生大迁徙，出现所谓“五胡乱华”局面。十六国的统治者，大多是比较汉化的胡、羌、氏人，也有相当的“胡化”汉人夹杂其间，甚至还有种源不甚明了的“杂胡”。以“胡”泛称少数民族亦在此时。汉时秦胡，或即秦时诸胡，如后世之称“杂胡”者。秦时河西本为羌、胡、月氏、乌孙杂居地。入汉以来，民族成份更为复杂，又多出小月氏、义渠、氏人（见《汉书》武纪、匈奴传等）。居住于卢水的民族，可能是秦诸胡之一，受汉属国节制，因称秦胡，后来才以地域命名，称作“卢水胡”。

秦胡为胡人，居延简另有一些小证。汉时多将交战之敌方称“虏”，而北边称虏者多指匈奴，如汉简所谓“匈奴虏”、“匈奴胡虏”、“胡虏”、“虏”等，皆指匈奴。汉简称匈奴地为“虏中”，侦察匈奴踪迹日“迹虏”。但新出简有一枚称作“秦虏”的：

何所求并索南所秦虏即野马也尉亦不诣迹所候长亦不穷（EPT8：15+14）

此简疑是指责追究迹候责任的司法文书。所谓“秦虏”，应是“秦胡虏”之省，指的是参与敌对行动的秦胡而不是汉族人。

最后，还要提到外国关于秦人、秦胡的一些看法。英国李约瑟教授曾专节论述史汉的秦人问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531~539页；又377页注释，科学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书中称引塔尔恩（W。W。Tarn）以为《史记·大宛列传》的“秦人”，可能是住在大夏或大宛的希腊人，而不是当时从中国去的“逃兵”。德效骞（H。H。Dubs）则认为，《汉书·陈汤传》记元帝时陈汤、甘延寿发西域兵攻郅支单于城，见敌方“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乃是希腊雇佣兵的方形军阵；同时还认为，《汉书·地理志》张掖郡的骊靬县（莽曰揭虏），是“阿历山大里亚”的误译音，可能是中国安置从西域俘获的罗马士兵居住的地方。同样，伯希和（P。Pelliot）也有类似的看法。因此，李约瑟教授认为：秦人可能是从大夏以西或大秦国（即罗马帝国）东来的罗马叙利亚人。

按汉之骊靬县在今张掖以东永昌县境，《汉书·张骞传》作犛靬，与安息、奄蔡、条支、身毒国并列，颜注：“五国皆西域胡也。犛靬即大秦国。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王先谦补注：“郭嵩焘曰，后汉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大秦之名晚出，史汉称犁靬、犛靬，不称大秦，盖其时尚不知二者是一。颜注骊靬、秦人，二者不混。匈奴人称汉军士为秦人，是此秦人无西方人种特征。故史汉“秦人”与大秦无关，匈奴邪支单于城的鱼鳞阵步士不当是秦人。准本文前述，秦人、秦胡都不是西方人。至于骊靬县的取名和设置原因，它和大秦以及居住当地的民族是否有关，尚需进一步解决。

附记：承张邦彦先生临摹简文，谨志致谢。

（原载《考古》198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