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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汉匈战争至武帝中晚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汉军连续大规模重兵主动出击，深入穷追，匈奴力量大为创弱。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匈奴东、北方诸民族伺机反抗和进攻，西方对汉匈交争持中立态度，而匈奴故地连续发生严重灾害，使其国力遭受空前创伤和困疲。整个匈奴帝国，为避汉军锋芒所指，寻找新的出路，开始向西方转移。武帝元封以前，匈奴左方接东海，右方直上郡，王庭在代郡、云中以北。元封以后，左方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与西域连接，战线整个西移。汉匈的主要战场在西线，武帝晚年的几次大战，都发生在酒泉、西域、天山地带。战争势态，亦因双方消耗过重，无力大战，转入相持式的争夺。这种形势，到昭帝、宣帝时期尤为显著：

1．汉王朝采取积极防御战略，缘边加强障塞烽燧建设，逢火警备，尽量避免正面作战，减少牺牲，以逸待劳，集中力量围歼入侵之匈奴。匈奴亦谨慎小心，不敢大规模冒险进攻。

2．匈奴连续与羌人联盟，挑动羌人自汉背后发难，分散汉的注意力和兵力。同时，与羌兵合击，欲切断河西通道，抢占走廊的水草地分而享之，以遏制汉向西方发展。汉则与之针锋相对，特别注重河西的防卫警戒，保证走廊畅通。一面全力对抗漠北匈奴南下，一面以军事手段消弥羌人叛乱。

3．汉、匈同时向西域发展，争夺极其激烈。匈奴发兵击楼兰，支持其攻遮往来使者；发军骑屯田车师，拦遮汉与乌孙交通；右部日逐王于焉耆、危须诸地设僮仆都尉，向诸国征敛赋税，取以自给；挑拨南道莎车与汉的关系，相为表里，欲使南北道诸国背叛。总之，企图在西域站稳脚跟，争取人力、财物、地盘，准备与汉长期抗衡。汉则杀楼兰王，降车师，攻莎车，倍与乌孙、龟兹等友好。增陟吏卒，相继屯戍伊循、车师、渠黎等地，保卫南北道。首开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督察诸国、匈奴动静，恩威并施，打击、瓦解匈奴与其盟邦，始终保持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优势。

当神爵元年赵充国奉诏征讨羌乱时，他对羌乱形势、性质的估计，和征讨方略的提出，正是基于汉匈战争总的形势、特征而做出的正确决策。在他看来，羌乱不过是匈奴在西北对抗汉的一个筹码。从武帝到宣帝的所有羌乱，都是匈奴指使的。“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不足为忧。真正的敌人和危险，在于北方虎视眈眈的匈奴诸郡兵一旦劳师南下，河西空虚，匈奴将沿武威、张掖、酒泉诸“通谷水草”地南侵，腰遮河西，隔绝西域，“率有不虞之变”，必将危及汉王朝在西北的大略，局面旌以收拾。

对汉匈相持、争夺于西线的这一总形势，王先生大作无一提及，却反复地研究祁连山南北各民族的分布活动和所谓“政治形势”，指责拙前文缺乏全面考虑，对实际情况估计不足等。这就必然导致他脱离史实去主观地想象和解释历史。而实际上，对赵充国的方略和用意并未真正理解。

赵充国征羌之时，也正是汉匈相持河西、争夺西域最吃紧之时。在此种形势下，赵力主河西军队全力对付匈奴，而以少量兵力主攻先零，对罕羌则招抚和揖，瓦解羌乱，把战争局限于一隅，不干扰与匈奴作战的大局，是非常英明的。同时，继以屯田，耕戍于羌人中心，修缮亭燧、沟渠、道桥、烽火警戒，保持从金城至鲜水的通达安全，“以制西域，信威千里，枕席上过师”，显然欲在青海省境内，一面镇抚羌人，另一面，再保持一条军事、交通线路，以解除河西通道南羌北胡、腹背受敌的威胁。这样，在河西大道南侧，就形成一条通道——羌中道。假如河西通道吃紧，或者断绝，利用羌中道仍可迅速用兵以控制或钳制西域。后来的历史也屡次证明此点。只要河西梗阻，便会启用羌中道路。这才是“以制西域”、“从枕席上过师”的真正含义。这个西域，绝非王先生所指的青海湖西侧，或是泛指“西部疆域”，而是两关以西的西域。王先生用王莽传诏书中咬文隐字式的“东域”、“西域”、“南域”、“北域”来注释赵充国传中的“西域”，是不严谨的。同一传中同一赵充国两用“西域”一词，绝不会一指西域三十六国，一指青海湖西。

至此可以说，羌中道的辟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事实上在西汉已经开通。自张骞探险时探知此道，六十年后被赵充国等打通。它的开通，最初不单是为了贸易，而是政治、军事的需要。这条路的繁荣，主要在魏晋，隋唐及以后。它是古代中国联通外国、中央联通西北和西南边疆的主要干线之一。我们看待羌中道，不能仅限于青海省境，应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西部。不能仅仅从经济贸易的角度观察它，而应把它并入丝绸之路的整个历史时代，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五、西汉羌中道开辟以后的交通情况

羌中道辟通以后的使用情况，史书中稍有记载，亦为王、吴二先生所未详，先摘引如下：

郑吉迎送日逐王的路线：

《汉书·匈奴传》：“武帝征和元年，狐独姑单于任先贤掸为日逐王。……神爵二年，……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日逐王先贤掸当为单于，……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同上《西域传》：

“宣帝时。。。…曰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候。是岁神爵三年也，乃使吉并护北道”。

《郑吉传》：

“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郑吉相闻。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

按，宣帝时郑吉迎降日逐王，与武帝时霍去病迎降昆邪王，俱为汉匈战争史之盛事。先贤掸原为单于从兄，乃右部名王，负责统辖西域及北道车师诸国地，王帐约设子蒲类海、伊吾左近，在敦煌西北、阿尔泰山麓以南地。时郑吉以卫司马屯渠犁，故发渠犁、龟兹兵迎之。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郑吉率军往天山以东地，一是日逐王南下，与郑汇合。不论哪种可能，日逐王回归总应从今新疆东北部出发。

日逐王“随吉至河曲”，其地即黄河第一曲，在今青海省境。《尚书·禹贡》曰：“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注引应劭《风俗通》曰：“析支在河关西南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之三苗，……滨于赐支，至乎河首。……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至爰剑曾孙忍时……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又“永元五年，居延都尉贯友代聂尚，出兵击迷唐，……迷唐退保赐支河曲。”《资治通鉴》汉宣帝神爵二年条，胡三省注“河曲”曰：“黄河千里一曲，此当在金城郡界”。今《中国历史地图集》绘河曲于青海湖东南黄河之地，大致相近。

从新疆东部出发，经河曲而东返长安，西部必经过罗布淖儿、鄯善、当金山口或嘎斯山口、柴达木、青海湖等地，东部则当进至兰州或临洮，度陇山，至关中。

神爵时，汉之河西防卫正值兵强马壮。郑吉、日逐王何以选择如此路线？似不可思议。质疑者或许认为应当入玉关、阳关，经河西走廊返长安；或者经走廊、扁都口、湟中等地返长安；亦或自伊吾东径居延、受降城、高阙、朔方、北地至关中，等等。解决这些疑难，须先认识当时的军事形势。

日逐王归汉事，匈奴传言在神爵二年，西域传言在三年，资治通鉴系于二年条下，实际上是二年秋降，三年归长安，四月封侯，见《汉书·恩泽侯表》。二年五月，羌乱初平，赵务国振旅西返。但秋天，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即发十万余骑旁塞而猎，欲大入为寇。汉即遣赵充国将兵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形势异常紧张。月余，单于病死，匈奴不敢入，罢兵而去。日逐王归汉正在此时。匈奴新附，众心未定，且人数多至万余或数万，故郑吉发五万之众以护迎之。这支新归依尚不稳定的匈奴骑军，如果旁塞走漠北，或是穿行河西走廊的腹心地段，是很不可靠的。而这时羌中已平定，敌对者遭受沉重打击。从路线上说，走羌中道，对河西战事不会造成影响，比较稳妥、可靠。日逐王的兵众在河曲附近虽有叛逃骚动，但终未发生重大变故。

日逐王、郑吉的大规模行军、交通，发生于征羌战役后仅仅一年，这绝对不是偶然巧合，至少可肯定，赵充国的征羌，为这次行军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而且，也是“以制西域，从枕席上过师”的一次成功的历史验证。

还值得注意，这一路线与赵充国传所言匈奴与羌人暗相往来的路线基本一致。我在《小议》中已指出，赵充国所谓“道从沙阴地”当指从漠北出发，“沙阴”意似“山阴”，具体或指敦煌西北的三垅沙，白龙堆以北。“出盐泽”，即经过盐泽。盐泽决为罗布淖尔。史·汉二书于“盐泽”从无二义，不是盐碱湖泊的泛称。“过长阬”，旧解以为与长城有关。其实，西汉河西只有鄣塞，并无长城之制。又匈奴使者秘密行动，怎能奔向长城自投罗网？！故长阬十之八九是柴达木盆地。“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汉黄河以西塞应有二条。一在河西四郡北侧，为防匈奴而设；一在今湟水北侧，因山而筑，本为汉武帝初创，宣帝时经赵充国恢复，用以杜塞羌人东进北上。先零大本营在湟水南，与先零相直的属国只能是金城属国。汉之属国都尉大致皆缘边而设。金城属国地望当在金城塞防与先零羌之间。此推测如不误，则穷水塞应属防羌之塞，在青海境内。匈奴使者自柴达木东来穷水塞外，然后入先零羌地。

赵充国传说：阳关西南小月氏羌侯狼何曾遣使入匈奴“藉兵”，共“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及“匈奴使人至小月氏”等活动，也是自小月氏西北行，过鄯善，盐泽，避开河西、两关塞徼复东北至漠北。

由此可知，早在赵充国、郑吉之前，虽然河西四郡塞防已从地域上“隔断羌、胡”，但匈奴、小月氏、羌人诸南北民族，仍能利用河西、西域间的空隙，藉羌中道接连西域之便，相互交往、联络。熟悉西北民族、地理的赵充国，对此一清二楚。限于力量，汉军也一时无法阻止这种交往。后来，从魏晋到宋、西夏，凡北方民族、西域诸国，在河西断绝时欲与南方、中原沟通，大多择选羌中道路，其史例不胜枚举。

王宗维先生批评拙文解决匈奴通使羌中问题，“理想成份太多，因而把问题弄的更复杂”。实际上，正是他的文章具有这种缺陷。如果细心研读赵充国传，便不会把赵充国判断匈奴通使羌中的路线，和匈奴可能大举入侵的路线拉扯一起。河西四郡建立以前羌、胡间互相往来的通道，建立四郡之后匈奴南侵的路线，这些对汉军说来并非新闻。然而当羌、胡被隔断，匈奴、羌人何以仍能往来？却只有像赵充国这样的军事家、政治家知其内幕。匈奴欲进攻之处，也是汉军防卫警戒的重点。郑吉迎送日逐王事，充分证明匈奴经西域通使羌中的路并非子无虚有。而王先生所谓从腾格里以北——雅布赖盐池——日勒——张掖黑水——扁都口的路线，却未免想象的成份太多。其中的“盐泽”一地，史书、史学界从无异谈，认为是罗布淖儿。但为了证成己说，王先生不惜改变盐泽的地望，说它是雅布赖盐池，还硬说这是古人的意见，才是真正把问题搞复杂化了。

婼羌与赤水羌之争：

婼羌，据《汉书》西域传·匈奴传等，位于西域南道鄯善之东南阳关西南。其国东近羌之大种赤水羌。西汉平帝元始二年，赤水羌西攻婼羌不止，每败，向西域都护但钦告急，钦不救援，婼羌王唐兜困急，怨恨都尉，东奔玉门关，遭到拒绝，遂率妻子人民千余口亡降匈奴。《方舆纪要》西宁卫条：“赤海，在卫西北，即赤水也。西汉末，赤水羌与去胡来王相攻即此。胡氏曰：赤海，赤水深广处”。其地或曰即今青海湖南之乌兰布拉古何。婼羌，在今新疆和青海省交界阿尔金山处。是赤水羌由青海省中部西侵，越柴达木，西攻婼羌，迫使其向东北方向的玉门关移动，而最后不得已再转向北方，归附匈奴。赤水羌的侵扰，大致沿羌中道的西段。婼羌的迁徙，乃沿西域道与河西道的接合部向北，亦即赵充国传所记元康三年匈奴使者潜入小月氏传告挑拔诸羌的路线。

新莽时羌中道东段的活动：

据《汉书·王莽传》、《后汉书·西羌传》等，居摄与始建国时，莽遣译使讽旨青海湖一带卑禾诸羌，令献西海之地，初设西海郡，沿海筑五县，亭隧相望。由此知王莽时，青海省境之汉塞，继宣帝时继续向青海湖周围发展。王莽传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即指此事。后，凡民有犯罪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模仿北边诸塞，以罪谪吏民守边，加强屯戍。

后不久，王莽败乱，河西道、羌中道约同时断绝，西海郡亦废弃。直到东汉和帝时，复修缮西海故郡地，徙金城西部都尉治之，河曲与青海湖附近重新屯田，恢复赵充国旧业。但为时不久，羌乱复大作，且蔓延不止，羌中道路彻底断停。

（原载《陇右文博》，199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