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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典型的犍式立姿比较舒展自然，但缺乏岸然而立的精神，一律作虔诚、慈蔼、沉寂的“忘我无我”状。身体在厚重毛褐的包裹披挂下，隐显出健美起伏。双股间衣着悬垂形成的连续仰月纹，是犍式特有的，如169~7号、9号及炳灵1号窟立佛即是。[炳灵1号窟立佛，见张宝玺《昔日炳灵寺》，科学出版社，2004年，图版六～七。原系明代重妆一佛二菩萨。1967年4～8月间，因刘家峡水库蓄水淹没炳灵1、16、90、133诸窟，由笔者主持，率甘肃省博物馆、文化局文物队、敦煌文物研究所、麦积山文物保管所部分人员进行窟前文物遗迹清理搬迁保护。此像由甘肃省博物馆自然部标本模型专家杨永清解剖剥离出西秦原作石胎泥塑立佛，遂决定用石膏翻模保存其原貌。但因该像高大，当时设备简陋，又系高架空作业，打模浇注石膏粉50袋（50斤袋），终因无力摘揭模壳，再三努力无效而放弃。蓄水后，泥像及石膏模一齐沉堙于库水淤泥之中。倘原地再做发掘，或有希望重获该像之石膏翻模。]169~18号立佛可能也是同样。又西域立佛、云冈18和19窟立佛、太平真君四年（443）金铜立像及著名的阿富汗巴米羊（梵衍那）大佛也无不如此。实际上，犍式躯体也比秣式更符合人体解剖，但缛密奇特的衣饰往往夺走注意力，反而不如秣式予人们强烈感染。但犍式的神态、衣着似更加符合世俗的宗教情结。外国造像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往往是按照中国国情而被选择、撷取的。

卧式：炳灵16窟卧佛经探测、解剖，证明其内层为西秦原作。[炳灵1号窟立佛，见张宝玺《昔日炳灵寺》，科学出版社，2004年，图版六～七。该窟1967年5月，由笔者与敦煌文物研究所霍熙亮先生作垂直佛坛的探沟探测，逐层解剖剥离涅槃像，除去唐宋、明清后敷妆修，显露出西秦原作，内胎空，颈肩以下仅余身前侧片状泥壳。头部改塑严重，层次难分，发现早期迹即止。当即决定：由省博修复保护专家薛俊彦按1米1段锯断并装箱保存，留待将来复原。当年参加清理保护主要人员：初世宾、吴怡如、任步云、赵之祥、张宝玺、薛俊彦、杨永清（以上省博）、张学荣、何静珍（麦积山文管所）、霍熙亮、孙儒僩（敦煌研究所）。

以上16窟涅槃像及工作照，亦见张宝玺《昔日炳灵寺》，科学出版社，2004年，图版二八～五一。

2001年7月～2002年5月，该涅槃像复原于唐摩崖大佛对岸台地。但有不足处，主要是右胸衣纹、髋部形体等处皆改动失真；身姿为西秦原作，而头部又按唐样加工，不伦不类；原作头身比为1：5。7，复原像1：6。5。因此像极重要，特加说明。]该窟为自然崖穴，位置适中，有大型木构建筑和唐以前活动地层。经剥去唐、宋、明、清的装修，西秦涅槃像（面部毁），身型长而窄直，双股间仰月型阶梯衣纹，均同塔吉克南部阿兹纳寺院遗址出土之涅槃像（12米）相似。该像北距阿富汗梵衍那大像甚近，风格亦同之。炳灵涅槃像袖口、裙缘的对称水波纹褶襞，又见于169窟等，仰月纹已如前述。又双足着“Ｘ”形绅带之皮履，为云冈期以后所不见。绅带贴金甚厚，同炳灵169~9号、10号像、画贴金之作法。炳灵132窟有北魏石雕涅槃，身形、衣纹、褶襞、双足做法与此迥异，二者无渊源关系。故，此像必西秦作无疑。是内地十六国时期唯一的也是最早的涅槃像，它与西域、中亚和犍陀罗、印度涅槃像的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

三、衣饰的演变

佛像在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定型后，衣饰亦随之变为固定和特有的装束。早期佛装样式，特别是袈裟，不论秣式、笈式和犍式，不外乎1、全袒上身；2、袒右肩臂；3、通肩裹覆等三种形式。

所谓全袒，有以绅巾（天衣）、僧衣缠绕上身某一部位的，常见如犍式苦修像（见前文）即是，如克孜尔76窟降魔壁画，炳灵169~20苦修像，皆仅披绅巾。同期金塔寺东窟柱西二层苦修像著通肩大衣，不袒露瘦骨嶙峋的躯体。秣式阿旃陀第一、二窟有仅穿薄僧袛支之像。笈式有些佛像看似全袒，实则著衣。右袒，是袈裟自右身后腋下或腰绕出而斜搭于左肩，右肩臂手等袒露在外。通肩，袈裟全包裹右肩臂横过颌下绕搭左肩后。从所知资料综合，犍式著通肩衣者较多，出现也较早，较晚至3~4世纪流行右袒者。秣式开始多袒右式，笈式则多通肩大衣。由以上可知反应在佛像衣饰上，印度西北和中部的衣饰装束，约分别以通肩和袒露式为主，后来有所变化交叉。其次，就右袒而言，不论犍式、秣式，右肩、臂、手全露袈裟以外，不著一点衣饰；通肩衣一般是紧裹颌下，犍式的领部自然堆拥状，由于先自左向右拉紧，再从下向上撩搭，故衣纹并非对称的U字形。秣式像刻有衣纹的，大半是模仿此种形式。特别是笈式衣领，仿犍式而做成规矩的圆形等宽领缘。领口较低，露出胸的一部分。领缘下方，有的作出翻折，有的将衣边搭于左肩做成近似的三角形。这些均为后来西域或者十六国所继承。但是，十六国时期普遍呈现的袈裟衣角垂于左肩臂侧的做法，不见于一切印度的犍式、秣式造像，连西域新疆也极少见。

新疆所见早期佛像衣饰，同前述三种，右袒和通肩衣领边缘皆不见褶襞纹样，也无衣角披搭左肩臂侧之作法。但也有变化，如通肩衣领变大变低，衣角搭左肩处的三角形也相应变大。以下现象颇需注意：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藏七佛背光禅定印铜佛，出土于和阗约特干，时代4—5世纪，通肩佛衣左肩外垂衣角至肘股，这是所见有袈裟披角唯一的一例。[参见日本《世界考古学事典》（二册），平凡社，东京，1979年，上册第12页阿兹希那寺院（Adzhina-tepe）条；下册第1341页中亚Ⅱ佛教遗迹等部分。]但此像也有内地西流的可能性。另一是克孜尔198~199窟（即恶魔窟）壁画黄道十二宫图，佛像已著半袒右臂袈裟，时代6世纪，[见东京国立博物馆《丝绸之路佛教艺术大展》，读卖新闻社，1996年，图版53“铜如来坐像”。]如果断代不误，这是在新疆出现著半右袒法衣最早的，五世纪及以前在新疆大约没有半右袒式著袈裟之法。

此所谓半右袒，从前皆称作袒右臂，不准确，建议改为今名。它不同于前述裸露右肩臂之右袒，而是被袈裟遮盖了一部分肢体，故称半右袒。两关以东秦凉关陇早期石窟普遍发现这种衣著，炳灵169~6号建弘元年的无量寿佛表明，其兴起流行至迟在五世纪初，即云冈一期之前。

以下先简述内地这一时期衣着的分布情形。

炳灵寺除169~20一例苦修全袒上身以外，无右袒，坐、立、卧姿著通肩大衣者甚多。其特点是：圆领口一般较低，露胸，衣角搭左肩形成一越来越大的三角形翻折，再披垂左臂侧。此披垂衣角，有的塑出柔和的水波纹边缘褶襞，有的直垂无饰，也有仅下端塑出折叠边缘。领口右肩有的也有翻折的三角形，如169~23的右二佛、169~20右第二佛，肩臂两侧皆披垂衣角。较特殊的是炳灵寺1号窟立佛，通肩大衣而领口低垂至乳部近似“Ｖ”形，领缘从残痕看，似有水波纹形边缘。通肩衣低领是袈裟演变的趋势之一。从小领搭肩到低领或开领搭肘，领口渐大。金塔寺东窟即有通肩Ｖ字领，千佛洞第二窟通肩衣领均作水波纹边缘。可见这也是当时通行做法之一。

半右袒，基本包括以下几种样式：

Ａ式袈裟遮裹右肩，包肘，由腹部斜上披搭左肩后，并露出衣角，其装饰同通肩大衣。袈裟所遮肩臂的多少不甚一律。有的仅遮肩头一点，臂部全裸，如169~22；有的遮肩及上臂，露肘以下；有的自肩至肱，只竖遮半臂。这些显然都是右袒式的进一步发展。

Ｂ式双直襟式，如169~6号，袈裟右襟直垂，裹压于右腕下，横腹部搭在左臂部，故右臂隐于衣襟后，由侧面可见。左襟似由上直垂至腹股。而不是由下方向上方撩搭者。需注意的是，此式左肩臂侧不披垂衣角。又衣襟上有自然写实的三角边缘褶，左襟一个，右襟从破损痕迹看，从肩至腕皆是。又同窟169~20号之最右侧一坐佛袈裟衣饰全同此像，右襟已毁，左襟腋部有极写实的边缘褶叠，并披垂衣角。[《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9年12月，图版53右侧佛，图版55。]

酒泉文殊山千佛洞壁画佛装仅通肩、半右袒二种。该窟佛像肉髻束联珠纹箍，同和阗所出3～4世纪镏金铜佛首。该佛白毫作花钿型，同炳灵169~6龛佛，都属早期特有。其窟西壁说法图、南壁诸立佛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版一二五说法图。]坐佛属半袒Ａ式，露臂肘，左、右领仅画出一衣褶，衣角搭左肩臂旁。另二立佛半袒，衣领不见褶襞。通肩衣式全同炳灵寺。

张掖马蹄石窟群的金塔寺，早期佛教衣饰最为丰富。这里仅就佛衣袈裟例举一二。

右袒式仅一例，即东窟塔柱西面下层龛右侧思惟坐之佛，袈裟斜领竖起，塑水波纹边缘褶襞，左肩外垂水波纹衣角。[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版一二七立佛图。]

通肩大衣领口比犍式、秣式低，左肩外多垂衣角。衣角两肩处反折成三角形同炳灵寺；有的衣领翻折呈Ｖ形，如东窟塔柱东面下层千佛、中层右龛佛；[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版五七。]也有包裹不露双手的禅定印者。

金塔寺盛行和重视半右袒。东窟塔柱四面下层主尊和东、北面中层三世佛中尊，皆属前述炳灵Ａ式，但各不雷同。如柱西下层佛衣搭左肩后复撩垂于肩前，呈优美的燕尾状水波纹；东下层佛衣悬覆于左肩头，肘以下似不著衣，均比较特别。又此式袈裟右肩一般作水波纹缘褶，左肩领缘往往无纹饰，同炳灵169~6和麦积74、78佛。也有例外，柱东中层交脚佛衣左右领缘却都做出规矩的水波或三角形褶襞，类似云冈20窟大佛。又柱北中层中佛衣左领塑水波纹褶，右领则紧贴肩、臂、肘侧，右肩臂等于全裸，全同炳灵169~22立佛，可以看出其间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

C式该窟另有一种衣式，与前述Ｂ式近似而有不同，可称Ｃ式，最清晰莫过于柱西二层左龛之佛，其右领垂直，内隐肩、臂、肘，露出腕、手，作禅定印。左领斜，乃右领裹右腕后上搭左肩，与Ｂ式有区别。[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版四○、四四。]柱北下层主尊也是这种右直左斜领的衣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版八、七○。]同前双领皆塑出水波状三角褶叠边。该窟十方佛、千佛中，有的右袈裟在手部裹绕上搭左肩，故形成正Ｖ字领，内露斜襟僧袛支，与前述皆属Ｃ式。

马蹄寺千佛洞的佛衣式样仅通肩、半右袒两种，后者属Ａ式。其最大特点是所有衣领袖口的边缘皆塑成竖起状的水波纹花边。[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版二八。]类似的做法亦见于金塔寺、炳灵寺169、1号等窟。至此我们似应认清，中国化佛像衣领边缘上婉转缛密的花纹褶襞实渊源于此。这是中国艺匠对外来的佛教衣饰模仿、想象和创新的结果。

麦积山一期佛衣也仅只A式半右袒一种。74、78窟主尊右手施无畏印，袈裟披右肩包臂肘，然后绕腹上搭左肩，衣角垂左臂侧同Ａ式。两侧佛禅定相，佛衣包右肩、肘，露小臂和手，再上搭左肩，垂左肩旁，略同Ａ式。还需指出，此早期衣领，皆右领饰水波纹边褶而左领无，甚至晚于74、78的128、148窟等，仍然保持相同的传统，又左臂旁衣角皆束帛状，无水波褶。这与炳灵169~6、169~9和金塔东窟诸主尊作法完全一致，显然不是偶合。又其僧衣、袈裟之间的腰部又斜裹一层衣物，是右襟内裡，还是左衣襟内的另层？需进一步弄清。按理说雕塑家是熟悉袈裟构造、著法的。这里的表现方式大约没有错误。

现在来探讨一些个体作品和云冈一期。本文前述诸早期金铜造像，多著通肩大衣，哈佛的福格美术馆藏三世纪末坐佛为中土仿犍式，衣领处理生疏，做成了Ｖ字形。石赵建武四年（429）、宋元嘉十四年（437）、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诸佛像的通肩衣领，均相当笨拙、复杂。甘肃泾川十六国佛像，通肩衣领宽大露肩，但又很像袈裟上专门缝缀的领口，还镌刻细密水波纹，与同期壁画袈裟很相似。总之，早期造像的不规范，不平衡是自然而然的。

D式袈裟半右袒之像，所知如河北蔚县太平真君五年（444）、日本藤井有邻馆藏太安元年（455）、白川一郎藏太安三年（457）、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和平二年（461）、大阪美术馆藏天安元年（666）诸石佛像或皆属A式。云冈18窟主尊立佛属Ａ式。云冈20窟坐佛，粗看亦属Ａ式，其实不然。其衣著特点在于左、右肩袈裟皆自上而下垂，只有下垂的衣襟才可能出现如斯状之水波纹衣缘褶襞（又称三角折带纹）。其右肩袈裟包臂肘，自小臂下横腹部，搭在左肱肘之上，而不是撩搭左肩，与麦积74、78佛A式不同，又类似169~6的B式，却不尽同，差别是B式右肩臂全隐蔽、左领直垂，此式则袒露部分肩臂而左领斜曳向右，故另定为D式。唯不知其左肩臂外侧披垂之衣角从何而来？当属疑问。

总之，上述半右袒袈裟的A、B、C、D四式，为印度、西域全右袒式衣著的进一步发展，属于袈裟的新著法。从表象上看，A与D、B与C两两相似；就构造、著法而言，Ａ与Ｃ、Ｂ与Ｄ两两相近；从其分布看，Ａ式以麦积为主，金塔、炳灵有之；Ｂ式见于炳灵、金塔寺；Ｃ式仅见于金塔东窟；Ｄ式仅见于云冈。

因此，云冈Ｄ式，与麦积Ａ式虽形似而实异。从相互的影响继承关系看，麦积、炳灵、金塔寺、千佛洞之间具有共同点，云冈Ｄ式单独成系列，尤其影响比它晚的作品十分明显。由此似可推断四式之中，Ｄ或是最晚出的，并与Ｂ、Ｃ关系密切。

关于早期佛像衣著具体特征与渊源演变的研究比较泛泛，云冈、麦积一期佛像衣著之关系亦存在误区。

其一，八木春生称麦积74、78佛所著“偏袒右肩”袈裟为“凉州式”，与云冈一期无直接关系。[八木春生《关于麦积山石窟第74及第78窟的建造年代》（何洪岩、魏文斌译），载郑炳林、魏文斌主编《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上册第471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此论乃针对说麦积74、78之衣饰直接承受云冈一期而言。八木氏的最终观点是云冈一期→凉州二期→麦积一期，即间接的影响。他更认为麦积A式在塑造上有误，是秦州工匠对“凉州式”和“一般偏袒”（按或指全右袒）二者差别的误解而偶然产生的。实际上，麦积Ａ式无误，其他三式亦无误，都是十六国时期中国僧侣对印度右袒法衣著法的改造，即将右袒改为半右袒和隐藏式的半右袒。至于四式之间的微小差别，在僧律上是否有相应仪规要求？以及如前述这一时期的众多小型金铜石刻造像衣著的认识分析，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索。

其二，是错把麦积Ａ式和云冈Ｄ式混为一谈，对此，步连生氏最先发现麦积74、78佛衣左襟没有云冈20大佛之三角形折带纹，以证二者衣著不同，麦积另是一式，[步连生《麦积山石窟塑像的源流辨析》，载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可谓卓识。正如前述，云冈20大佛左衣襟之水波纹形褶襞边缘，乃是左肩袈裟下垂的结果；而麦积74、78的佛衣包右臂肘自下而上斜搭左肩，故无褶襞。相同著法又见炳灵寺169~22和金塔寺东窟塔柱东、西、南三面主尊。东山健吾先生以为，云冈20窟佛衣之有褶与麦积78之无褶两种衣式在五世纪中叶并行。[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载《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平凡社，日文版1987年，中文版1998年。]但经审视，东山氏所举凡云冈20窟大佛以前诸像如太安元年（455）、三年（457）像皆属左领襟无褶即麦积Ａ式袈裟。又蔚县太平真君五年（444）坐佛衣著虽稍毁，仍可看清也属于A式袈裟的。因此，袈裟左领襟无褶襞，即A式袈裟，可以视为五世纪初至中叶十六国晚期秦、凉、、河州地区流行的佛衣法式之一。而西安的和平二年像（461），与云冈20大佛全同，属典型Ｄ式袈裟。至于大阪美术馆藏天安元年（466）冯爱爱造佛像，正面像右袈裟襟角半包臂肘，自下而上绕搭左肩后，但左襟明显刻出云冈式三角折带纹，约属Ｃ、Ｄ式的混合，而背面阴线刻坐佛则著Ａ式袈裟。可以看作是Ａ式向Ｃ、Ｄ式的过渡，特别是受云冈Ｄ式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