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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陇东、泾河流域：泾川王母宫为代表，南、北石窟寺和合水保全寺、张家沟门石窟等。

以上五区系，除陇东一系为北魏统一以后受平城、洛阳二京影响之作，其余均产生于前述十六国佛教东进之浪潮中，均应早于云冈。他们各有特定的地域、政治背景，不是朝廷敕建（如姚秦“六国共修”；炳灵169“国大禅师”建造，沮渠蒙逊为母立像等）；便是高僧住锡、隐士遁世的禅林幽居（如昙弘、玄高隐于麦积；外国禅师昙摩毘“领徒立众”；段业读书天梯山；郭瑀修行“临松薤谷”—马蹄寺；乐僔、法良坐禅莫高窟等等[《晋书·郭瑀传》载，瑀隐居卒于酒泉南山赤崖阁。《高僧传·竺佛念传》载其徒法乘卒于酒泉西山，疑即酒泉西南肃南之文殊山石窟一带。]）均发现十六国时期窟龛及相关文献记载，和历代相继造凿的窟像，遗迹文物与历史资料极丰富，应该说毋庸置疑。

但疑难、分歧往往出于对客观存在的不同认识。在具体比较分析麦积早期与云冈一期早晚关系之前，有必要再就几点认识做探讨交流。

二、佛教艺术中国化第一阶段的划分和认识

佛教艺术在印度，除了具备完全异域的素质以外，本身也存在多样性。在东传经中亚、西域时，虽然也蘖生多样式支流，如龟兹、于阗样式等，但相对于“中国化”而言，只是小变，与印度、阿富汗基本属于同一体系或曰支系。但当进入三秦五凉时期在甘肃的发展却不同，为第一次大变，我们称之为早期，即十六国时期（北魏太和改制为第二次大变，北朝末至隋唐为第三次大变）。此阶段有如下特征：

1．佛教艺术仍保持强烈的外来素质、风范，但又具备明显的“中国化”倾向；

2．宗教与艺术的流派纷至沓来，竞相出胜，出现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也有各地政治、文化、宗教差异的原因）。但中国化的过程又赋予其同一性。所以各早期石窟的式样、技艺、风格自然有同有异。

3．本期初，或更早些，如传为19世纪末出于河北省的金铜释迦禅定像[传河北石家庄出土，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高32。9厘米。见林保尧《佛像大观》，艺术家出版社，台北，1997年，第75页。]、陕西省所出弥勒立像[陕西三原县出土，藏日本藤井有邻馆，高33。3厘米。同前注书，第71页。]，是完全“梵相”的犍陀罗式，属西域的舶来品或内地照模仿制。但四世纪至五世纪前半叶中，如石赵建武四年（336）[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高39。7厘米。同前注书，第79页。]、大夏胜光二年（429）[日本芦屋某氏藏。见前注书，第83页。]、刘宋元嘉十四年（437）[日本永青文库藏，高29。2厘米。见前注书，第87页。]等金铜像，及炳灵169第六龛（420）、酒泉北凉承玄元年（428）诸石塔等，不再被动地模仿，而是融梵、汉于一体，开启“中国化”的汲取、融汇改造、创新的历程。这一步历时一个半世纪。其最初的尝试还是那么稚拙怪异。[这是印度佛像中国化过程的早期极自然出现的事，见注38等佛像。]晚期则相当的成熟、自如。

4．前凉、前秦时期甘肃较统一，统治者是否参与开窟造像，不得而知。前秦亡，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割据出现，前述石窟艺术区系形成。敦煌系模仿新疆的痕迹很重，完全可能创于前凉、前秦，也可能在西凉，不必拘泥于北凉统治时期。北凉的沮渠氏世居并发迹黑河，后徙姑臧（412），张掖、武威诸窟年代也不必限于东迁以后。其金塔寺系，充满犍陀罗浓郁风貌，与龟兹、于阗佛教艺术如出一辙。炳灵寺系，169~6龛建弘元年（420）不是该窟最早的作品，早于它或同时代的壁画至少还有三种。[与炳灵寺169窟第六龛建弘元年（420）壁画同时和早于的壁画，至少有三种画风：甲，169-12号北壁一佛二菩萨和婆罗门供养，风格同印度阿旃陀2号窟莲花手菩萨，轻度晕染，墨线勾描；乙，汉式画风，169-10、11等号壁画；丙，南壁上部169-24号说法与千佛图，色彩赭红浓重，以渲染画法为主。旁有僧众题记，如道融，又见169-6龛；法维，与北凉昙无谶同时，见慧晈《高僧传》。169-6号龛之画为丁种，似为甲、乙之结合。]此系特点是以典型中印度秣菟罗艺术，和笈多朝鹿野苑造像为主的姿态呈现，与金塔寺系截然不同。麦积系74、78洞窟的造像，兼有犍陀罗、秣菟罗二者意蕴，但很含蓄和谐，可以说做到了天衣无缝化无痕迹的地步。

5．因后秦灭亡（417），关陇战乱，佛教中心、僧释力量等有一次向西的大迁移。由《高僧传·释玄高》可知，先自长安、关中奔陇西，再西诣西秦河湟，最后远赴凉州。佛教文化艺术由此而得到了更进一步传播，新的集结和重组，促使其不断统一，提高水平。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后秦、西秦、北凉石窟之间的渊源、影响等亲疏关系。其中除宗教、艺术的原因，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和时代风尚的总趋势。

三、十六国阶段的终结——“云冈一期”

北魏本为五胡十六国之一，历经百年崛起拼杀，终于结束十六国的分裂、混乱，成为北方的唯一霸主。北魏的统一，也标示着佛教艺术十六国阶段的终了和又一次大集结，新的佛教艺术中心的即将形成。这就是平城灵岩寺“昙曜五窟”的开凿，即云冈一期。

正确看待云冈一期的产生及地位作用，是石窟寺艺术史、特别是佛教艺术中国化问题的关键之一，本文所涉分歧，即与此问题有直接关系。

按《魏书·释老传》叙北魏及北方佛教曰：“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此处我们应特别注意的，一是北魏之信奉佛教晚起，其基础底蕴极薄；二是其佛教之所以急剧兴盛膨胀，乃是用军事手段“拿来主义”，对各国尤其凉州佛教人、财、物、知识的迅速全面的掠夺、占有。所以，北魏佛教是在统一前夕据有各国佛教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释老志》云北魏佛教之初不无掩饰自诩。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始诏平京修筑僧舍、禅堂、佛塔。此属政府行为，与关、洛、秦、凉各国佛教的普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明元帝好黄老、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时当五世纪初，民间开始造像奉佛。帝所崇道人统法果，宣言拜天子即礼佛。又果死赠号“老寿将军”，子袭父爵等，知其佛法旨趣并非正轨，尚比较原始。至太武帝时，国家已呈规模，帝驰战南北，亲睹各国佛释之功效，因文治武功之急需，于是崇信佛教并欲亲自操控而加以利用。太武初平赫连夏（427），得沙门慧始（即白脚禅师），曾在长安随鸠摩罗什观习禅典。同时（430），命沮渠蒙逊送昙无谶诣京师，“备言它国安危”。太武之重用佛僧，拜玄高为太子师最为典型，等于委以国权。后又走向另一极端。杀玄高，接着灭佛，盖因高与太子陷入宫廷政治斗争，以及发现长安僧众参与造反，佛、道之争只是表象。玄高先在关中向佛驮跋陀罗问禅，后赴西秦隐于麦积“禀其禅道”，再任为西秦国师，与另一外国禅师昙摩毘参证禅法，疑即道安译经长安时之昙摩蜱。[昙摩毗或为昙摩蜱，请参见梅林《昙摩毗与昙摩蜱名实辩》，《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该文又主张昙摩毗为敦煌开窟之法良，尚待进一步证实。]后不知其行迹，盖“西返舍夷（卫）”时约途径炳灵寺。与其同壁供养还有道融，即鸠摩罗什译经弘法的主要助手。[慧晈《高僧传·释道融》。]约西秦末，高又西进北凉，受沮渠蒙逊敬事。太延五年（439），与凉州名僧慧崇、昙曜、罽宾僧贤、弟子玄畅等，连同吏民僧俗、匠伎“三万余家”，全盘劫徙平城。北魏用这种办法快速集聚佛教力量不在少数，[参见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其中不乏中外佛释人才。虽遭灭法，但在朝野庇护藏匿之下，以凉州为主的精英终于成为后来复法和创建云冈的策划、领导者，也可以说是北朝新佛统的奠基人。

文成复法（452），师贤、昙曜复出，先后任沙门统。师贤为罽宾僧客籍凉州，先凿石佛像仿文成帝，面部、足下有黑痣如其人。兴光元年（454）又作太祖以下五帝的金铜释迦立像，各高丈六尺。请注意，造大像模仿帝王，或许是凉州或十六国的佛教风俗。昙曜最为太子晃（恭宗）所敬重知遇，亦可推知其与玄高必有深厚关系。曜于和平初（460）开凿灵岩五大像龛，震撼中外，惊世骇俗的云冈石窟终于问世。此五大像是否仿太祖以下五帝，议者莫衷一是。但凉州时善为此壮观华丽之宏伟巨构，或曰凉州僧人艺匠乃设计施工之主力，殆无任何疑义。

至此，可顺理成章的结论，云冈一期是凉州为代表的佛教艺术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十六国阶段各国佛教艺术成就之集大成与结晶升华。它通过移植、汲取“凉州模式”而继承发扬十六国时期之传统，创造出更辉煌的成就。但此处“凉州模式”不应只看成北凉一朝，[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该文主张“凉州模式”以天梯山石窟1、4窟，酒泉、敦煌所出北凉铭记石塔和肃南金塔寺东窟、西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千佛洞为代表，以炳灵寺1、169窟分期断代为参照系数。]还应包含十六国晚期后秦关陇的麦积山、西秦河南的炳灵寺，和河西北凉以及西域龟兹、于阗等国的其他佛教艺术营养。此点亦毫无疑义。麦积崖北魏创建说只承认北凉对云冈一期的影响，却忽略后秦麦积崖等早期石窟的客观存在和重要作用，也就割断了前秦、后秦、西秦等自关中—秦州—河州—凉州—平城的传播脉络，使云冈一期源流的某些问题变得模糊不清。

把云冈一期看作是十六国时期的终了和总结（也是南北朝开始），是因为其性质、任务依然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初期，与十六国时期别无二致。所差只是它的孕育和诞生晚了一些。为此，当然不能同意关于“中国化进程”主要在第二次变革（即太和改制与汉化）的观点。[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关于“中国化”此处不能备述。仅就佛陀形象而言，十六国阶段和云冈一期都面临把“印度样”（或准印度样）向“神人化”、“帝王化”、“民族化”．．．．．．多种方向改造的课题。经中国化的改造，与原印度样式就有同有异了。当然也有不成功的。所谓民族化，是把印度式样“化”为中国的羌、氐、鲜卑族。这里几乎没有汉族。日本学者认为昙曜五大像模仿了拓跋氏鲜卑的面容体魄，似不如说是神人化、帝王化更妥。神人化，是变为本民族的神灵英雄，如休屠祭天金人乃部落之神。帝王化，如前述文成帝石佛、五帝样立佛即是。以上还不包括佛的“相好”、“轨仪”之类。太和改制，实际上是向“中原人”、“南人”的模样改造，并逐渐抽象成“秀骨清像”的符号。直到第三次变化，自北朝末回复“人性化”和“写实”，到唐代才形成已经中国化了的“世俗样”。从以上的简单经过也可以看出十六国阶段和云冈一期的“中国化历程”同样是艰巨而复杂的。

四、对云冈一期某些特征的看法

1．关于风格艺术的多样化。有关权威论述指出：“昙曜五窟时期的造像风格，是一种纷然杂陈、百花齐放的风格，融汇了各种样式并加以创造。这是云冈第一期造像的显著特色。”[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按此概括颇精辟，道出了云冈一期包含或曰传承以“凉州模式”为主的多样性佛教艺术成分的秘密，这也是多样性的根本原因。

所谓“纷然杂陈”和“多种模式”，一般指20窟大佛雄健威武的犍陀罗风度，与18窟笈多朝秣菟罗情调的并存。这非常典型。然而已如前述，三秦五凉诸小国早已出现过犍陀罗式如金塔寺系，秣菟罗式如炳灵寺系，也有两种式样结合的麦积崖早期。当然，它们也不乏开窟造像的中外艺师巧匠和图样粉本。关于造大像或凿礼拜甬道，一般认为受西域龟兹影响。但三秦五凉也颇流行大像。如沮渠为母造丈六像；炳灵寺1号和169号~18号龛的石胎佛像高4米余，16号窟涅槃像长近9米；麦积74、78窟坐佛均高3米左右。虽然在体量、空间和气势上都略逊一筹，但昙曜大像的出现分明有一过程，不是突然的。至于造像内容题材的三世佛、十方佛、千佛、弥勒兜率天宫、阿弥陀、西方净土等大乘《法华》信仰、禅观方法，从前秦、后秦的长安译经中心的传播以来，在麦积崖早期、炳灵169、金塔寺、千佛洞、文殊山和敦煌早期最为流行。所以，这也不能算是云冈一期的首创。

2．关于突出的外来因素。昙曜大窟，草庐式形制，空间狭促难识佛陀全貌。大像“梵相”，非同凡响，神情坦荡直露，体躯雄健粗犷，衣饰华贵奇异等，造成一种属于“天方异域”的神秘感和震撼力，这给人感觉具有更多的外来因素，故认为年代更早。但史岩指出“外来因素类型”晚期的“云冈一期”，比早期如麦积崖更容易获得外国佛像和样本。诚然《释老志》已记载：凿五大窟前夕，锡兰、疏勒沙门来献佛像，而此二国造像分属秣菟罗和犍陀罗。或曰五大窟是灭佛前北魏固有造像之继续，如传世太平真君四年（443）金铜立佛等。但是，小像难以为论。其实，秦、凉诸石窟早期作品的外来因素不可谓不重。但相对而言，限于规模、技艺、地位、财力等，制约了外来因素的充分表现，如麦积74、78窟佛的头部、衣纹比较到位，其他方面均较粗疏简单，它与云冈国家级寺院间的差距，当然毋需赘述。所以，说昙曜五窟外来因素突出，不如说它的巨大、雄厚、严谨和精致更彰显了自身特色。其次，羌、氐、河西匈奴诸族，秦汉以来逐渐汉化，与新兴的拓跋鲜卑在文化传统、民族习惯上差异很大。麦积、炳灵、凉州石窟总的比较朴实、肃穆、内敛，而云冈一期则显得雍容华贵、充沛饱满和积极外向，显示了那个时代所尊崇的风尚。

3．关于云冈模式对秦凉石窟的作用。十六国政治、文化、宗教的多中心最终统一于平城，云冈由此成为北中国佛教与石窟艺术的中心，直到迁都洛阳（494）左右，近四十年。这种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城的这种权威对北中国有中心辐射的影响，包括秦凉诸石窟。我则以为当限于云冈二期后半和龙门初期（古阳洞诸大龛）比较符合历史，而不包括云冈一期时。昙曜五窟作为拓跋魏代京的神人或五帝像，其地位神圣，似乎没有哪个地方曾予效仿，于是终成绝版。还须强调，同期金铜石刻造像，无一例具备昙曜大像的风范素质，只有秦凉石窟例外。炳灵169西秦题记证明它早于昙曜五窟。同理公认最接近昙曜五窟的麦积74、78（又90、165）窟，也不可能是受昙曜窟影响的作品。

其次，秦凉诸石窟以黄河为界，河西诸窟仅张掖千佛洞第8窟经北魏宣武初之修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版105-107。]莫高窟例外。其一期北凉3窟颇有争议。二期（465～495）诸窟多有中心柱，只能说是受云冈二期的影响。有学者更指出二期中包含有北凉窟龛，[杜斗城《北凉译经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同作者《关于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似不无道理。河东炳灵169及172窟等，有太和中晚期造像壁画。麦积崖从74、78直到宣武初的115号，三世、十方、千佛、弥勒信仰，和三佛、兜率天宫的洞窟空间与布局，有着牢固、连续的传承体系。有学者认为此种连续性表明它们均为太武灭法以后之作，否则其间将会出现缺环断层。[魏文斌《麦积山石窟几个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但我们也注意到，上述麦积诸窟在题材、风格上前后还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这恰又反映麦积崖作为秦陇名刹禅林，在佛教与文化艺术上，是自有雄厚的基础和传统的。此外，前文所述之陇东区系，合水张家沟门、保全寺石窟出现太和十五年（491）、廿年（496）的石刻小龛。泾川王母宫和庆阳北石窟的北1号窟，时代同前略晚，是仅有的受云冈二期影响颇具规模的中心柱窟。以上显示秦凉各石窟在云冈一期和二期前半，基本处于停滞的沉寂、凋零状态，很少有开窟造像之举。杜斗城氏对此有颇具说服力的深刻论述。[同杜斗城《北凉译经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所载论文第二、三、四、五节。]可资参考。假如把麦积74、78窟看做文成复法以后受云冈一期或二期影响而造凿的窟像，不仅在甘肃，在全国，就是在云冈、龙门的体系内部，都是找不出第二例的。

五、对两个具体考古迹象的分析

1．麦积崖早期洞窟是否被地震崩塌？

麦积崖是地震崖塌频发之地。人们在认识后秦佛迹尚存疑问的情况下，采信后秦窟已崩塌无存来解释此暂时之悬案。其实这是很勉强的。

我们曾指出，[参见初世宾《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以麦积山石窟为例略谈石窟寺艺术断代的一种辅助方法》，《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原稿作于1963～1964年间。]麦积崖的砂岩块体，因沉积过程而成长的不同构造层次，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山体中部以下剥切出裸露的笔立崖面，形成上大下小的麦垛状。其东、南、西三面，西崖体势、岩质较好，有一定前倾度，崖面开阔平整，岩石破损裂隙较稳定，并与中部连成一片。崖下是两翼山麓的中间，向南平缓开阔，故为早期窟龛和寺址的首选地带。崖根的51窟，形制同其上方57、74、78、90、165窟等相同，学者公认此为现存最早的一组洞窟。51窟位置最低，当属早期中最早开凿者。由此可知，早期开凿区集中于西崖东侧与南崖交接处，显然对崖面进行了优选，并充分考虑了寺院活动。北魏说的学者指出，梁《高僧传》虽云麦积山时有禅僧昙弘、玄高等百余僧众活动，但未云是否开窟凿像。造窟和禅修一般是一致的，二者应相辅相成。作为关陇三秦的著名禅林，北魏以下历代皆兴修窟像，唯独初始时（也是历史上禅修的鼎盛时期）竟然寂寥无为，也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