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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山严巅，从上镌凿，其龛室神像功毕，旋旋拆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

《太平广记》关于麦积山的其他记述均大体可信，惟此段所谓“古记云”令人怀疑。首先，麦积山石窟的开凿是全部，还是一部分运用了这种方法？其次，如果是全部，是一次架薪，旋下旋凿，然后统架栈道，还是每凿一窟即架薪一次呢？再次，距离较远而同时开凿的洞窟，是否需架薪数堆呢？事实上，麦积山崖面上层洞窟的时代并不早，最早期洞窟反集中于下部；而洞窟的时代，决不是从上到下，时代逐渐由早到晚的。像西崖天堂洞（135）的开凿，竟需架七十余米高的“柴山”，也是不可能的事。“积薪旋拆”是古老的传统建筑方法之一。我们不能否认，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劣的情况下，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可能曾采用过这种办法。麦积山的邻居——武山拉梢寺石窟也有类似的传说（案：该石窟多处悬崖峭壁，传亦用积薪旋拆的方法造凿，故有“拉梢”之名称）。但运用这种办法的，只能是某一个或几个，某一部分或某一时期（时代）而不可能是全部。

栈道既然是洞窟的“生命线”，它也必定能为研究工作，特别是判断洞窟布局和分期断代提供可靠的根据。麦积山石窟的绝大多数洞窟的分布，呈现较规则的水平层次，这显然不是古代人民毫无约束的活动或偶然形成的。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的洞窟，采取横向层次的分布，不过是因为凭藉了栈道最容易、最大量出现的水平式进展、延续而已。原作或重修栈道的可靠资料，是各时代洞窟在崖面上的走向、布局，以及判断哪些早，哪些晚或很晚？甚至可以判断：何时，哪些被破坏了？何时，哪些又重修了栈道？人们在哪里有些什么造凿或重修活动。当然，这样的分析和研究，不能脱离洞窟内部的一切现状和必要的文献记载等。

在麦积山，除古代所余留下来的栈道痕迹，近代以至目前，栈道仍在不断发展。为保护而修建的新生栈道，对于我们所谓的栈道研究，是次要的，须剔除不予考虑，以免古今混淆。其次，经过千百年的人为和自然因素等的干扰，使栈道的整体面貌和细部发生了极其复杂的变化。栈道本身，又是以极其简单的建筑形式表现出来，原作经过破坏、再重修或利用、改造，反复几次之后，面貌容易改观。且这项工作在目前，是一个空白，缺乏经验和理论指导，做起来比对造像壁画的分析研究难一些，既需要具体的局部分析、对比，也需要全面的综合研究。科学地、谨慎地研究栈道，那怕是一小点结论，也是确凿无疑的。

麦积山的栈道主要包括三部分：每一层洞窟的栈和簷（窟簷、顶棚、崖阁、屋顶等）及联接层层之间交通的梯栈。每一部分，又都由桩眼和木架结构（或附以砖、瓦、泥土等）联合组成。木架结构主要是凭藉桩眼而存在，故凡有栈道，即有桩眼。

如果从研究现存原作、重修栈道的特征出发，就会将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顽固的难题逐一打开缺口。比如，东崖的上七佛阁（004）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洞窟。它居高临下的位置和庞大的体积，在一次崩坍之后，使其下部面积广大的许多洞窟均遭破坏。破坏后，连七佛阁在内的周围很多洞窟，都有过几次相同的重修，然而，重修作品的时代，直至目前尚未准确地肯定下来。问题在于它何时崩坍的？是一次崩坍还是多次？问题又在于：目前，除了根据少数历史记载，对崖塌进行揣测外，尚不能准确地判断它崩塌于何时？这样，判断它周围残存的木架栈道建于何时？总共有几次？则成为解决问题的焦点了。

木架结构和栈道桩眼的研究不能分离，在麦积山，后者的研究尤其重要。在木架结构屡次遭到破坏、重修、变更、利用的情况下，时代较早的原作和重修栈道的遗存是太少了，因而对栈道的研究，势必以研究容易保存下来的桩眼为主。桩眼的特点是：它只能反映木架结构的骨干，而不能表达木架结构的细部。麦积山现有数以万计的桩眼，它们的排列和形状是多种多样的，桩眼有大、小、深、浅各种尺寸；方、长方、圆、凸字形等各种形状；桩眼之间，左右、上下的距离长短不等；排列有单层、双层，三至四层以及弧状、水平状，甚至组成六角形等；同一位置，上下排列的两行桩眼，有一排已经塌坏，一排完整如新；同一区域的许多桩眼中，有的风化、残缺，有的口缘整齐。这些彼此存在一定区别，包含有一定规律性的桩眼，是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

如果能将每个洞窟、每条栈道上的旧有桩眼予以观察和测量，总结其不同的特点，结合已知较可靠时代的洞窟进行图纸上的联系，就可能获得崖面上的某一时代洞窟、栈道的发展、分布和不同时代栈道、洞窟延续和联合发展的材料。很多这种材料的积累和综合研究，能反证对洞窟等作品断代的准确程度，特别是那些遗存已不足以提供可靠的断代依据的洞窟。

一般说，时代较早，开凿、重修活动频繁，自然变化激烈的区域，桩眼现状就较复杂：石窟边缘区域的桩眼现状较简单。前者如西崖早期洞窟74、78窟，大佛脚下和西侧，东崖大佛左右及七佛阁下；后者如西崖西端和东崖之东端。

麦积山的崖塌与桩眼之关系异常密切。桩眼因崩塌而毁或无存是很多的。正确地判断桩眼的保存状况，有时需要古建筑、地质和其他方面的知识（有关方面的配合，是研究石窟外貌的有利条件），但有时通过简单的直接观察就可以了。如有的同志认为牛儿堂西去，横过东西两崖之间的塌崖、至于天堂洞上方的“天桥”的毁坏是被崖塌所致。如果分析“天桥”残存桩眼的现状，知其原为有蓬顶的栈道走廊：架栈的两排桩眼上、下十五对共三十孔，孔较大；架蓬顶的两排上、下十三对共二十六孔，孔较小。以上大、小桩眼皆方形无损，且间隔、距离相等，排列整齐，无缺泐和增添，个别桩眼中还余长木桩。在一块有起伏的崖面上发生大片崩坍，原有栈道的桩眼仍如今日一般完整是不可能的，所以“天桥”晚于崖塌，决非崖塌以前之作。崖塌以前的交通藉助于中部未塌洞窟的栈道，并不是“天桥”。《玉堂闲话》及所引五代人王仁裕之天堂题诗都没有提到“天桥”，估计“天桥”建于五代以后的宋初。其毁当因火灾和其他，而非崖塌。如果从有关材料中证明五代时“天桥”已存在，那么中部崖塌必在唐代或以前了。

再如西崖的东部诸窟如240、141、242、154、159、160、161、162、245、149、163等，很少有题记，特别是宋以前者，其造像塌坏后，均未发现五代、宋初重修痕迹，颇与西崖西部不同。距离其很近之165、133、135（天堂洞）等恰恰相反，不仅题记众多，五代和宋均有频繁的修缮。原因何在呢？原来140~163诸窟外的一部分桩眼是半截的，说明栈道及窟之一部被同时崩坍了，这塌崩又与中部崩坍同时。《玉堂闲话》说：五代时，从万佛堂至天堂洞的栈道十分艰险，是“空中倚一独梯”，可见五代或以前的唐末，直至宋初，140~163诸窟的栈道已毁，人们无法登临。由此亦可知，五代人所说的西阁，实际是指天堂洞以西的部分，天堂洞在当时，是西崖东侧所能达到的极点，天堂洞以东的崖面均属崩塌范围，其绝大多数洞窟一直荒废，因而这些窟的原作面貌保存较好。

崖塌关系着洞窟断代的几个实例

25窟的例子：在东崖牛儿堂下，26窟西侧。为一圆拱浅形窟龛，中塑等觉菩萨坐像一尊，冠上有化佛，可能是观世音。有的同志根据束腰座上沥粉题记：“天启七年四月……（删）贴完”，确认其为明代作品；也有不能断定其开凿时代，只定像为明作。这些说法受了天启七年题记的限制，故不甚确切。少数同志认为是北周至隋作品，比较可靠。该窟是被坍的洞窟之一，此坍与七佛阁，牛儿堂有直接关系（015、024、026、027、033等均同），故其开凿时代可径直断于北宋以前。再者现存之造像如面、肩、双膝等皆非一般明代之特点，面部与029、026之原作极接近。身挺长厚润，似北周末隋初之风格；双腿厚而窄，似015、033等之宋作，且有双层泥皮。可见该龛为较早之作品，崖坍之后，因上身位于裂缝之内故稍损，双腿伸出，则被打毁。于是有过一次重修，大约当宋，与周围各龛尽同。天启七年只是“贴”一层，并做化佛冠，衣饰、璎珞、须弥座等。如果不从崖坍出发，只能得出明作品之结论，而此结论很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该像保留着相差悬殊的早期和晚期的风格，为什么既是明作又不太具备明代特征！

33窟的例子：一般认为是宋或明作品，少数同志认为系北周晚期之作。该龛与其右、右上、上、下方诸窟同有崩坍，龛仅存痕迹，但全部造像外露。如像做于塌前，万无保存之理。且龛内二像，似宋作品；由此知二像系坍以后之作，坍崖在造像之前，原作龛当然又在崖塌之前。故宋、明说皆不确切。

单凭崖塌的可靠资料，虽然对被塌无存的窟的断代更确切些，但只能将其时代限制于崖塌以前。准确的时代论断，还必须结合其他方面的分析，如上述33窟之佛坐方形石胎须弥座，麦积山宋以前的这种须弥座只有北周末、隋代流行。因而就可以将33窟的时代限制在北周末、隋代了。对于被塌洞窟的断代所要结合的其他方面的分析中，洞窟布局也十分重要，兹举一例说明：

96窟的例子：在西崖93、92之间，为一圆拱的残龛，一坐佛全露于龛外。其现存断代意见颇复杂，五三年文化部勘查团认为是“魏”，此后又有“魏作、明修”、“魏至北周作，宋修”、“宋修”诸说。观察该窟之崖坍，实与92（门壁小部分坍）、93（前壁塌）、165（坍去小半）、78（同上）、77（几无）、76（坍小半）、75（几无）、74（同75）连成一片。然此次崖坍又与前文所述之天堂洞以东之140~142、148附近诸窟及中部崖面之崖塌大体同时，故其下限可定于五代或唐末，说明此龛并非宋或宋以后之作品。既然属唐以前之作品，究竟属那一时代呢？根据麦积山西崖之崖面使用和洞窟布局，我们首先可以不计唐的可能性，其次如前文所述，96附近（上至131，西至91，东至93）石质松软，该地无早期活动，只有到了崖面较紧张的晚期才不得不予以利用，与85~89下方，169以西地区同样，多集中了北周（主要的）、隋（少数）的作品，因而96大体是北周或隋的作品。在麦积山，隋代的开凿中心实际是在东崖，故96是隋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62与67窟的例子：在85~89下方有三条重叠平行崖面的裂缝。由于崩坍，下部崖体已坠落，上部则悬垂若三层阶梯状。67窟口露于最外一层崖面上，最外一层裂缝穿过该窟前部，窟口左方亦随最外一层崖面之崖塌而毁。62窟则开凿于第一层裂缝之下的第二层崖面上，窟口完整无缺，门外尚存原作圆塑力士一躯。很明显，67是早于最外一层面之崩塌，而62则是于同一次崖塌以后开凿在所余的下层崖面上，所以67早于62。象62、67这样同属北周而风格差异颇著的窟龛造像比较多，断代中屡屡发生问题。如有的同志认为62为北周像，67系隋，如果不是只根据“风格”、而是从崖塌出发，显然得不出这样一时被“风格”蒙蔽了的结论。根据崖塌前后的67、62在时代上的不同，还可以将接近67的西崖55、82、94、109、223、157、142、266及55窟重修佛，中部崖面的45、46，东崖的41（像系北周初，完早于像）、92划属北周较早时期。将接近62的西崖53、65、52、84内重修佛，天堂洞正堂壁左侧完内重修佛，其前壁及55、126、166等完内散置之小佛像；东崖之3（千佛廊下层四排佛像）、6、7、9（中七佛阁）、12、13（东崖大佛）、15、18、22、25、26、31、32、34、36、39、40等窟内现存原作，划属北周较晚的作品（其中如3、后修作品已向隋过渡）。6、7、9等及西崖大部分

上面谈的是根据同一次崖塌前后的两个洞窟所受影响的不同，从而断定其时代早晚的例子。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说来，通过崖坍断定67早于62是确凿而重要的，以62、67之标准去衡量其他洞窟则是可以讨论的。因为62、67是否同属北周，目前还存有疑义。以上的进一步推论只是在假设62、67同属北周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较大的崖面面积上，崖塌有时面积较小，只涉及几个或一部分洞窟；甚至十分邻近的两个窟，一个无损，一个被塌。如果不能准确地划清崖塌的范围，将导致混乱、错误的论断。如西崖163、155是同一水平线上邻近的两个窟，163被崩毁前壁及两侧壁之小部分，155窟口则完整无缺。因为163之上、下、左、右崩坍的西部极限在163与155之间，了解这点之后，就不会笼统地根据崖塌，认为155窟（北魏中期的）是晚于163窟（北魏晚期的）作品。再如前面所述62、67以西及西下方崖面呈三层悬垂阶梯式，67在最外层上，62在第二层上，67、62之同一水平还有94、60在最底层崖面上。94、60之下方，52至56一排亦在最底层崖面上。单从现象观察，会发生上述三层悬垂崖面崩坍之后，才在所余最底层崖面上开凿94、60、52~56等窟龛的错觉，于是就会怀疑：为什么北周初期的67被塌了，现定为西魏的56，西魏末的60、54，北周初的94、55反而完整呢？怀疑的结果必然会大大否认对56、60、54、94、55等断代的准确性。其实，通过94~60、52~56一带崖面现状和洞窟布局的分析，这里的崖坍相当早，且巨石质极松软，是西崖开凿史上较晚期活动的区域。62、67附近的崖塌与上述区域无关系，它上起170、86（邻近两窟，在60上方），由60之上方斜东向直下，恰将67及下层56之东邻，现编61两窟塌掉，而没有涉及到现存94~60、52~56的区域。由此亦可知61（已无存）至少是北周初期的作品。与上述同理，也不能只根据170、86（北魏中期）的崩坍，就认为与170、86同水平且距离较近的88、89（无塌痕迹，属北魏中期）是晚于86、170的作品。因为这次崩塌在170~89的水平线上，只涉及到170、86两窟很狭小的范围（根据遗存，知87~85之间的170、86原是很突出的崖面，最易被塌）。

附记：此稿撰写于麦积山石窟大规模修缮工程前，文中所述石窟外貌，有些地方与今所见已有出入，因不便修改，谨此说明。笔者识。

（原载《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