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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第2页）

4．一禽似斗鸡；英俊男子斜戴软帽，通肩大衣。

5．一鸮；青年女子头发中分梳拢加箍成高髻，缀满花蔓，头饰华丽。

6．一兽似狮虎，援石而踞立；一老年男子同1。

7．一动物不知名称，一女性花蔓饰发，着通肩大衣。

8．似一动物头部；男子戴圆帽，着通肩大衣，须发卷曲。

9．似一水禽，高足；中年女性花蔓箍发，着通肩大衣。

10．一动物不知名称；老年男性戴小圆帽，发遮双耳，须卷曲。

11．一鹫踞巨石；青年女子箍发，鬓发卷曲垂肩，着通肩大衣。

12．一动物似犬；青年男子发卷曲束箍，大衣交领。

以上两层浮雕纹饰较浅，人物、动物的形象轮廓较模糊。因盘壁和贴鎏的金层较厚，无法准确判断是使用模铸还是模压（锤）工艺制成的。

内层直径9。5厘米，为一凸起的圆形银片，周边压嵌（或焊接）于盘底，中空，与前述圈足底的小孔相通。薄片经模压（或从反面锤打）呈高浮雕纹样[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称为“锤成突纹法”，《文物》1983年第8期。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共出土的波斯银盘》称作“锤压法突纹”，刊同前。]。主体是一青年男神，面部漫漶，卷发，下颊无须，上身全裸，小腹及脐部以下掩裹大巾，巾角反绕双肘飘拂体侧，肩扛两端装饰花蕾的“权杖”，倚坐一雄狮之背，神态优雅。狮颈部鬛毛丛生，肢体饰圆斑纹。

此盘的时代和国别，由于出土迹象、共存物已湮没失散而缺乏依据，所知西方古金银器又绝少类似者可资比较，一时难以论定。但此盘的形制、工艺、纹样和艺术特征均很突出，据此似可试作探讨。

此盘形制的特点是体重壁厚，宽沿厚唇，象低矮敞口的大碗。它与今中亚、伊朗地区出土的古代金银器的差别颇为明显。目前所知的古代波斯萨珊朝、粟特、西突厥文物中所见的盘都是体轻壁薄，直口或斜直口，底平直或微圆形，口沿微卷或宽平折沿，较晚的甚至受到中国唐风影响，出现菱花口沿。可以列举的文物包括波斯萨珊朝3世纪猎狮纹盘[该盘及线图，见上注夏文所引波普编《波斯艺术综述》Ⅶ卷P212。盘中人物为波斯王巴赫拉姆一世（272~276年）。]，4~5世纪猎猪纹盘[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藏大同市博物馆，见马玉基《大同市小站花疙瘩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前引夏文定为萨珊朝中期，即4世纪中到5世纪末。马文认为是巴赫拉姆一世时制作。]，7~8世纪狩猎纹、宴饮纹盘[日本奈良县立关术馆《丝绸之路大文明展·绿洲草原之路》，共中1件No。117猎狮纹盘，藏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号067·142；1件No。196猎狮猪纹盘，藏苏联艾米塔日博物馆，S-247；1件No。197宴饮纹盘，同前，S-47。]；粟特7世纪武士纹、鹿纹盘，8世纪仙人动物唐草纹盘[日本奈良县立美术馆《丝绸之路大文明展·绿洲草原之路》，共3件，1件No。194武士战斗纹盘，藏苏联艾米塔日博物馆，S-33；1件No。192鹿纹盘，S-304；1件No。193仙人动物唐草纹盘，S-19；藏均同前。]；西突厥了7~8世纪菱花形宝相花纹盘[日本奈良县立美术馆《丝绸之路大文明展·绿洲草原之路》，共2件，1件No。163菱花形盘，藏苏联国家历史博物馆，80321703；1件No。164宝相花纹盘，藏同前。]。甚至土耳其6世纪的贵妇纹、十字架纹盘[日本中近东文化中心《土耳其文明展》No。276贵妇纹盘，藏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78；No。277十字架纹盘，藏安纳托利亚博物馆，1020。]等，形制特点也是如此。

与上述情况不同，此盘形制特点接近于希腊、罗马乃至拜占庭帝国时期造型风格，与其酷似的文物，例如在今意大利北方罗维尔（Lovere）出土的2世纪末的捕鱼纹银盘[〔意〕迈克姆·科利奇《罗马艺术鉴赏》，59页文、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西西里岛雷帕里（Lipari）所出土前3~4世纪的釉陶盘[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西西里希腊文化》No。299、303、307、318、319诸器。]，以及塞浦路斯伊德里昂发掘的前9世纪的狩猎纹银盘[〔埃及〕尼·伊·阿拉姆《中东艺术史》图17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此外，盘心的球面凸起，看来与古希腊陶系“菲亚里型”（Phiale）的一种底部作“脐”形凸起的器皿，可能有渊源关系。这类器皿首先出现于地中海古希腊文化领域内，延续到罗马帝国时期，直到拜占庭帝国初期还有些器皿保持凸凹底。有关的古代遗物中，时代较早的如今土耳其戈尔定（Gordion）出土的前8世纪弗莱干王国时期的3件铜钵[日本中近东文化中心《土耳其文明展》，No。181、182、183，均藏安纳托利亚博物馆。]、西西里所出前7世纪的铜钵[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西西里希腊文化》，No。182，藏帕勒莫考古博物馆，No。120811。]及前3世纪的陶盘和釉陶皿[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西西里希腊文化》，No。326、328，藏西拉库萨考古博物馆。]等，其底部都是内底凸起而外底凹进。这些可以作为研究这件鎏金神像纹银盘的参考。

就制作技艺而言，波斯、中亚的器物，多是锤鍱出极浅平的浮雕纹样，多用繁缛细腻的阴刻线装饰细部，纹样较拘谨、滞板。此盘大部纹饰或为铸造而加琢饰，少用阴刻线，纹样有立体感，采用贴包金技艺，金层较厚。盘心纹样虽系锤鍱而成，但属高浮雕，也不加阴刻，全然不同于波斯风格，而显露典型的希腊、罗马金属工艺技法。山西大同市曾出土4件东罗马4~5世纪的金银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又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丝绸之路大文明展·佛教艺术之路》No。88~91。]，其中饰戏婴葡萄纹和神像动物纹的2件高足杯，采用的工艺可能亦为铸造加雕琢，人物、动物均为高浮雕，或另铸再镶嵌。后1件的杯口、底足卷折锤打，与此盘工艺如出一辙。

论造型、纹样的艺术风格，诸神的面型、服饰、姿态均为典型希腊、罗马风范。例如坚毅肃穆、轮廓分明的脸型，平直连额的鼻准，浓密短卷的须发，华贵的发式，头、颈的俯仰、扭转，袒露而坚实的体魄，厚重起褶的衣巾等都是。狮子颈毛的处理，见于土耳其、叙利亚一带古雕刻。胸像和头像的雕琢，多流行于地中海区域。神像间加隔柱的构成，习见于希腊、罗马时代的神庙构筑及陶、铜等器皿装饰。在土耳其帕加蒙（Pergamon）出土的前1世纪的绿釉尊[日本中近东文化中心《土耳其文明展》，No。234，藏伯加马博物馆A。3476。]、伊斯坦布尔博物馆藏1世纪的双耳杯、单柄勺上[日本中近东文化中心《土耳其文明展》，No。255、256，藏伊斯坦布尔博物馆，8152、8606。]，诸神之间或间隔柱饰、桂叶、动物、神坛等物。类似的纹饰见于土耳其苏和特出土的2世纪中的石棺。多神纹饰或系列神像纹样组合，是古希腊文化一大特色。联珠、花叶纹，尤其是细密的联珠和葡萄间缀禽鸟动物的纹样，在公元前后的地中海、黑海区域非常流行。此盘的葡萄纹样，在构成上采取古希腊、罗马卷草纹的样式。在法国卢浮宫所藏1世纪罗马屋大维的圣坛座上，可以看到相差无几的同样纹饰。稍后，除前述大同市出土的戏婴杯外，叙利亚大马士革出土的圣油壶范为4世纪遗物[日本奈良海上丝路馆《丝绸之路大文明展·海洋之路》No。231，藏大马士革国立博物馆，647615628。]，伊斯坦布尔出土的透雕大理石柱和伊兹迈特（Izrmit）、德吉门得里（Degirmendere）的浮雕石栏柱[日本中近东文化中心《土耳其文明展》，No。259（大理石柱），No。260（石雕栏柱），No。261（同前）。]均为5~6世纪初之作，器上纹饰皆葡萄纹衬底，穿插戏婴、禽鸟、牛羊、犬鹅，与此盘具有相同的意境。不过，此盘的葡萄纹繁缛华丽而有韵律，构成辐射状多瓣莲花式的图案，类似后来的葡萄唐草，似乎透出某些东方因素的影响。应该说西方的卷缠式卷草、葡萄纹，加进传统的云气祥瑞纹为基底，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忍冬纹，后又发展为葡萄唐草纹。在大致相同的时期，西方流行葡萄戏婴纹，东方盛行忍冬莲花童子纹，二者异曲同工，可见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密切。

盘心的御狮男神和周围的十二尊神像，疑为古希腊神话人物。希腊雕塑最喜表现“宙斯神族”。在希腊早期神庙构筑中，往往集中表现所请“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古希腊雅典卫城的帕提侬神庙，即存有最著名的“宙斯十二神”巨型浮雕。十二位神祇是：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共六男六女。此盘诸神在人数、性别、年龄和某些装束上，与宙斯十二神颇为一致。其中三位老者可能是天帝、海神、火神；赫拉是中年妇女形象；身旁有鸮的是雅典娜；月神、春神、美神都是妙龄女子。据希腊神话，神族成员各有标志性的圣物、兵器。如公牛、闪电代表宙斯；牝牛代表赫拉；鸮代表雅典娜……。此盘中十二神为首者旁侧的鹅，使人联想到宙斯化作天鹅与女子幽会的神话，第四位旁侧有一巨喙健足的雄鸡，是否是战神阿瑞斯?太阳神阿波罗在古希腊最受崇拜，常作裸体。此盘多数纹饰均系铸出，唯独盘心另制后镶嵌，令人怀疑盘心可换嵌其他纹样。如果如此，则此盘当属一套器皿中的一件。盘心神像，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

盘底铭刻从儿个局部看似为古婆罗谜文字母；从笔画、字势、排列看当为自左向右书写。婆罗谜文、佉卢文（即迦罗斯底文）均系古印度文，其初始源于两河流域的阿拉美亚文字。前7~6世纪，婆罗谜文通行于印度。在前3世纪的阿育王时期石柱上，它与佉卢文共存。7世纪，婆罗谜字演变出所谓“天成体”、至8世纪印度的印地语文字出现，古婆罗谜字逐渐消亡，为人所不识。此盘铭刻如属婆罗谜文，又为天成体形成以前的字形，则使用时间和铭刻应在7世纪之前。作者于中西亚古代文字所知不多，以上揣度，备有识之士指正。

中国在东汉时期与罗马帝国已有交往。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移都拜占庭（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不久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帝国史称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从此，希腊、罗马文明借以继续，同时渗入东方文明，形成所谓拜占庭文化传统。据前述，此盘基本特点与地中海地区乃至小亚细亚一带希腊、罗马文化有关的某些器物十分相似，而这些地区的东部正是拜占庭帝国的版图。4世纪前半，基督教已被尊为拜占庭国教。7世纪后，小亚细亚、叙利亚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占领。此盘似尚未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文化的明显影响，仍保留着浓厚的罗马文化的色彩，这正是拜占庭前期的特征，推测其时代约在4~5世纪，最晚不过6世纪前半期；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

东晋十六国时期，我国虽有战乱，但与西方交往并未间断。5世纪前半，北方重新统一，至北朝末年，中西交往更趋繁荣。前引大同的4件东罗马金银器是经波斯、中亚、西域传入的，时代与此盘亦相近。这枚银盘，当也是经过波斯、印度的传递流入中国的。

此盘的出土地点靖远北滩乡，东北至宁夏中卫50公里，西北距明长城离黄河西去的地点——景泰五佛寺45公里，位置正当丝绸之路从关中、陇东赴河西的中继点。这段道路汉时称“高平道”，见甘肃金塔汉肩水金关遗址所出宣帝时期“驿书刺”木简，简中称皇帝“玺书”经“高平道”传至张掖、居延。高平道所经地点，又见额济纳旗破城子所出王莽时“驿程道里”木牍，指出由长安至高平经好畤、月氏、径阳、高平，后至媪围。媪围为汉武威郡属县。高平，汉安定郡属县，今固原。《后汉书·窦融传》载：建武八年陇东隗嚣反，河西大将军窦融率四郡军马，东进与刘秀会师“高平第一”合击嚣，所行亦高平道。这是两汉时期从关中进入河西的主要道路。五佛寺位于黄河北岸，其河南相对之地曰北城滩，黄河至此绕大弯，该地多魏晋隋唐城址、墓葬，疑即北周之会州、鸣沙镇，隋之环州、鸣沙县，北魏时已为戍守重地。《读史方舆纪要》卷62：“鸣沙城，（中卫）东南百五十里……北枕黄河，人马行沙上有声。……志云，环州以大河环曲而名。”此处“东南”应为“西南”之误，言西南与北城滩位置正合，而中卫东南150里则远离黄河。明长城由中卫傍河而来，抵北城滩过黄河，经五佛寺蜿蜒西向武威。该地临河有一古城，今犹存关门、桥堡，当地俗名“索桥”，传云系元、明时的渡口，建有铁索浮桥。由此沿河而东，自景泰甘塘南流入黄的河流，疑为汉媪围水。《读史方舆纪要》又曰：“温围水，在卫（中卫）西南，其下流入黄河。晋咸宁五年，马隆讨凉州鲜卑，度温围水是也。胡氏曰：温围水东北即万斛堆。汉武威郡有媪围县，此水或因名媪为温也。义熙三年，赫连勃勃击傉檀至枝阳，大获而还，傉檀追之，其臣焦朗曰：勃勃未可轻也，不如从媪围北渡，趋万斛堆，阻水结营，扼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不从，果为勃勃所败。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焘议伐凉州，李顺等谓自温围水以西至姑臧。”今天的甘塘至武威铁路，乃沿腾格里沙漠南缘西向。其南侧由东向西，即五佛寺—景泰——红水—裴家营—大景—西景—土门一线，为祁连山东端与腾格里沙漠之间的山前冲积地、绿洲地带，也正是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西行的路线。汉媪围县，当在前述媪围水附近。由此处再东北，即沙坡头，即前引之万斛堆，又称鸣沙山、沙山，亦魏晋时用兵险地。今五佛寺犹遗北魏早期中心柱式石窟佛寺一座。总之，此盘出土地点，不仅当汉魏隋唐时期自固原去河西的官驿大道，也是丝绸之路分支——西南连通兰州的交接点和军事要冲。过去在固原出土了东罗马时期的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鎏金银壶，现在靖远出土了东罗马鎏金银盘，相信将来在这段古道上还会不断有重要发现。

附记：此盘化学成分未作成分测定，暂定此名。

（原载《文物》，199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