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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暗杀阴谋（第1页）

当公众人物在令人费解或有争议的情况下死去，阴谋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也许人们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然而，众多被认定是谋杀的事件则需要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当今世界，那些冷酷的大人物必然会用伪装的阴谋为手段，把人当作棋子玩弄或摆布，或在必要时将其干掉，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让某些人出局。但是想要实现阴谋企图并且不引起怀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有很高要求的，也许需要把谋杀掩饰为意外事件或自杀。有两个凸显这方面的著名案例，但即使人们接受了它们是暗杀的定论，情况也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第一节约翰·F。肯尼迪

一个标志性的偶像被谋杀

它普遍被认为是“阴谋论鼻祖”。地球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的迪利广场，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骇人听闻的死亡引发了轰动。恐怖的时刻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主要是通过亚伯拉罕·泽普鲁德用8毫米摄像机拍摄的重要的电影胶片）：肯尼迪的头部爆裂，身穿粉色套装的杰奎琳仓皇地指引着轿车司机驱车离开了现场。

无疑，肯尼迪是被人用子弹击中遇难的，只是在“谁开的枪”和“为什么要向他开枪”等问题上一直未取得一致结论。这么多年来的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直没有答案。再次仔细探寻事件中的每一个环节也不可能有所突破，但至少有重要的几点值得探究。

枪击案分析

毫无疑问，曾叛逃到苏联的前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应该对射向肯尼迪的其中一枪负责，子弹是从得克萨斯州学校的书库里射出的，总统的车队会经过那里①。据目击证人说，他们听到了几声枪声（在饱受争议的警方录音带中记录了六次可能的枪声），而人们普遍认为那天至少还射出了另外两颗子弹。究竟是谁呢？官方的沃伦委员会无耻地摒弃了任何阴谋论的说法，他们推断，所有的子弹都是奥斯瓦尔德射击的，第一颗子弹射偏了，第二颗击中了肯尼迪和州长约翰·康纳利（幸存者），而第三颗则造成了总统脑部的致命伤。

然而，与委员会的推测相反，关于枪击声的证据——在卡恩顶部“青山”的栅栏旁也听见枪声——并非凭空想象。《科学与正义》杂志，一本英国司法科学的刊物，对暗杀录音做了很有趣的分析，他们的结论是“96%肯定”，子弹是从那个地方射击出来的，尽管批评家坚持认为，枪击声只不过是回声而已。而且官方坚称，奥斯瓦尔德被肯尼迪对古巴的措施激怒了，再加上其他的积怨，造成了他的擅自行动。关于枪击有众多反常的现象：有人说一个人不可能三次射击都如此迅速而精准，也有人对射击用枪产生了怀疑。第一个到现场的警察证实说奥斯瓦尔德的武器是一把7。65毛瑟枪，但是沃伦委员会报告却说，那是一支6。5意大利产的曼利彻尔卡尔加诺步枪，与他在暗杀之前用的步枪相吻合。这就使人们得出结论，认为除了在“青山”之外，另一个枪手使用了不同型号的步枪，可能与奥斯瓦尔德同在一幢大楼内，但证明有关那个人的证据被压下来了，责任全都推给了奥斯瓦尔德。

导演奥利弗·斯通自从1991年执导电影《肯尼迪》后名声大振。

关于影片中第一颗击中总统的“神奇子弹”，人们所产生的巨大疑问一直挥之不去。甚至连通常不支持阴谋论的维基百科也极具讽刺性地指出，这颗子弹不知怎么就能“穿透15层衣服，7层皮肤，约15英寸的组织，穿过一个领结，打碎了4英寸的肋骨，并且震碎了桡骨”。更难以置信的是，同样的子弹然后不知怎么地飞到了州长康纳利身上，在射进他的大腿之前，竟给他胸口和手腕造成更严重的创伤。虽然是第三颗子弹造成了肯尼迪头部中弹，但关于第二次枪击有很大的争论，因为如果这颗子弹不是以像现场描述的方式那样射击，则接下来的其他射击必须在相同的瞬间从不同方向发射。那些反对者则坚持神奇子弹的说法，但对大多数阴谋论者来说，这对支持官方“孤枪侠”的定论有些好处，“孤枪侠论”现在已经逐渐进入到流行文化之中，也就是说这种说法存在大量有争议的证据面前，却打着正统的旗号而被强力推行。

如果阴谋论者的假设是正确的——根据民意调查，在肯尼迪的案子中，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这么看的——那就可以假设，那天在附近肯定还有另外一个枪手，只是没有被人发现罢了。碰巧，那天确实有报道称，有形迹可疑的人在案发现场逗留。尽管其中一些回忆可能存在偏执、妄想（总统车队经过，肯定会引来形形色色看热闹的人），弗兰克·斯特吉斯宣称，他们在水门事件中闯入建筑物的目的是窃取驻扎迪利广场美国特工的照片，而且因此而被定罪，而关于那三个神秘“流浪汉”（尽管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但不足以令人相信的人）的报道，则更使人们对于整个事件有了更多的猜想。

潜在的罪犯

虽然E。霍华德·亨特本人否认当时在场（后来的一些问询也支持这种说法），人们普遍认为，其中一个“流浪汉”就是他，时任中央情报局官员，他的名字已与肯尼迪枪杀案多有联系。不管那天他是否在达拉斯，他一定就是在水门事件中行窃却未能得逞的那个人（他被关了33个月的监禁之后被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尼克松赦免）。2007年亨特去世前不久，他儿子声称，他的父亲私下里告诉他，他参与了策划刺杀肯尼迪的事件。这不可避免地引发猜测，肯尼迪的死也许不是由古巴流亡者、或菲德尔·卡斯特罗、或黑手党、或苏联、或一个财团的银行家、或不满的以色列人策划的，阴谋论界一直坚信，林登·B。约翰逊也与此事有很大的牵连，脱不了干系。从这一点来看，刺杀肯尼迪的本质是一场政变。

综观种种可能，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肯尼迪的处事方法（以及多样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总统的风格迥然不同，他和弟弟罗伯特·F。

肯尼迪努力限制法律（如果只是）机构（比如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以及非法律机构（如黑手党之类的）的权力，这些无疑都激怒了那些不好惹的角色。与此同时，古巴流亡者也因为企图在1961年的猪湾事件中，从卡斯特罗手中夺回政权遭致失败而心怀怨恨，他们无疑也乐意终结肯尼迪的任命。还有一种说法将肯尼迪详尽地公布UFO证据的做法，作为有人对他使用各种阴谋的黑色行动，迫使他离任的又一理由（见第七章）。其中显然有受益于肯尼迪之死的派系的参与，但最可能的矛头似乎指向美国情报部门，它已经成为安排暗杀的幕后帮凶，不管是谁，只要给钱就行。

肯尼迪阴谋论有如此多的说法——有些是逻辑清晰且相互联系，另一些则相互矛盾和虚构——随着数十年时间的逝去，已经不可能完全把最有可能暴露事实真相的关键线索提取出来。这只有等到最后公布机密文件档案的那一天了，因为事实的真相不大可能那么容易显现出来。

毁灭证据和证人

有人声称肯尼迪遇刺的重要证据从一开始就被篡改。泽普鲁德拍摄的至关重要的胶片，虽然很清晰，不过它本身也不完全可靠。有几个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公开的版本已经被删改，关键的细节可能在某些地方已经被感光乳剂划损。已故的且具影响力的阴谋理论家威廉·库珀称，其中一些隐藏的细节显示，当其他的子弹射击过来的时候，轿车司机威廉·格里尔从前排座位快速转身开了致命的一枪。其他影像证据，比如尸检照片显示了总统受伤的大脑，也被人们质疑，他们认为，发布的图片显示的不是真正的伤口，反而成了掩盖存在另外枪手的证据了。

一个有用的证人可能会透露更多，当然这证人不可能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在被捕后的两天即被枪杀；还有愤怒的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可能代表平民进行报复。有人说肯尼迪那么容易被暗算，是因为枪击那天缺乏安保人员，之后，在奥斯瓦尔德从警察总部被带出送往县监狱时，安全保卫同样懈怠，一群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弄得现场混乱不堪，而这个明显的疏忽可以让鲁比轻松地挤入人群，向奥斯瓦尔德近距离射击。

鲁比与奥斯瓦尔德确有私人恩怨，并且知道肯尼迪遇刺阴谋的内幕。值得注意的是，露丝·雪瑞儿公开承认自己吸毒，并当过脱衣舞女，11月22日，她提前告诉警方，她知道谋杀肯尼迪的计划。两次枪击刺杀案发生后，她还声称，鲁比和奥斯瓦尔德曾保持着同性恋的关系。怀疑者开始对她的言词不屑一顾，但她两年后“突然”意外地死在了车轮之下，这让他们对此进行反思。

鲁比很快被宣判犯有谋杀罪，在第二次即将上诉审判时，他吐露出一些重要的细节，显然他知道的远远超过他在第一次审判时被允许说的内容。不过，还没有等他有机会上诉，他就于1966年底死于癌症。

1965年，鲁比曾在一次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切能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证据从来没有浮出水面。世界将永远不会知道所发生的真相和我的动机。处于这个位置的我，绝不会让真正的事实光明正大地公布于众。

当一个记者接着问道：“杰克，你背后都是些地位显赫的人吗？”

鲁比做出的回应为：“是的。”

鲁比自己也成为一个阴谋论家，他怀疑癌细胞是监狱医生故意注射到他的身体里的。后来，鲁比对精神科医生维尔纳·提特说刺杀肯尼迪是“推翻政府”的行为。鲁比声称知道“谁杀了肯尼迪总统”，但他担心身遭不测，于是声称：

我注定要失败。我不想死，但我没有疯，对于杀死奥斯瓦尔德这件事，我是被陷害的。

还有很多其他棘手问题的答案，很容易就可以从目击者那里获得（见下文），但超过半数的与暗杀肯尼迪有关联的关键证人似乎都遭遇了离奇死亡②。1968年，罗伯特·F。肯尼迪在洛杉矶酒店被枪杀，很快便死亡，这被人断言又是一起阴谋。

沃伦委员会

为了完整系统地调查整个事件，仅在肯尼迪遇刺后几周内就成立了沃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做的结论断定，奥斯瓦尔德和鲁比是仅有的两个参与者。仅在迪利广场惨案十个月后就提交了最终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凌乱而又矛盾的分析遭到了人们严厉地批评，而所有的调查都是在隐密的场合下进行的，这本身很让人怀疑。值得注意的是，在94名证人的证词中，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证词被所有委员会成员浏览过，但为了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每一个人都理应看完所有的证词。总的来说，沃伦的报告不能令人信服，除了那些最坚定的爱国人士外，组建委员会的人正是那些可能对枪击总统负有一定责任的人。这样的结论，无论对错，在某些人看来丝毫不奇怪，因为他们坚信是在情理之中。

水门事件的丑闻已经让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崩溃，因此，公众就对沃伦报告持普遍怀疑的态度，最终演变成了对社会的破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政府再一次进行调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设立了众议院遇刺案特别委员会（HSCA）。1979年的最终报告，对沃伦委员会有关子弹和伤口的调查结果做了备份，也的确试图将其他的私下流行的一些说法纳入考量范围，虽然最终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奥斯瓦尔德身上，但也接受了另一个枪手参与的可能性。众议院遇刺客特别委员会所做的主要让步，表明其承认存在一个更广泛的阴谋，不过它未能继续追踪这一结论可能产生的结果，它倒似乎更希望，历史很快将整个事件尘封在黑匣之中，永远隐藏，然后继续前进——这一策略似乎已经奏效。

重要的教训

也许从肯尼迪枪击事件调查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虽然仍然有人坚持“孤枪侠”的说法，认为其他的猜测均有叛国之嫌，而加以摒弃，但更多的人仍然坚信，一直是有更阴险的阴谋在实施，而且这种阴谋论无疑很快就成了主流。不过，大量围绕着“肯尼迪的魔咒”的神话也开始流传开来，所有的绯闻和丑闻，古巴导弹危机，玛丽莲·梦露和黑手党，早已经淹没了那颗神奇的子弹，长满草的青山和神秘的流浪汉，使很多更严肃的推论不再为人所重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存在一个秘密阴谋集团，它连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领导人都能暗杀，那么如今它到底在干什么？当所有人都指向约翰逊和中央情报局等之类的人时，其想表明的观点是：除了有自私的个人意图，还应该有更宏大的“世界新秩序”计划正在实施之中。

如果绝大多数人认为肯尼迪的死是一个阴谋，而且觉得太多的时间已经流逝，太多的混乱被搅和进去——就像所看到的那样——那么就可以推论，类似的手法以后有可能会经常使用，即：经过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一件罪大恶极的事件在人们脑海中慢慢变得模糊不清，最终成为遥不可及的过去。通过这样的策略，反思谋杀变成了怀旧。在对待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上，同样的手法也被采用，这使得寻求真相的人们有了紧迫感，他们要趁公众仍然对这些暴行有深刻记忆的时候，有责任将所有的疑问存留下来，并不断进行反思。

某些事件，特别是肯尼迪事件，使我们大多数人都变成阴谋论者。

问题是，这些理论可以产生确凿的证据来及时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吗？下面涉及了英国皇室成员的暗杀论，离我的结论虽不是很远，却也已经渐渐褪色，淹没在朦胧的神秘王国之中。

第二节威尔士王妃戴安娜

大规模的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