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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伪装阴谋（第1页）

如果历史充满了无数确定或不确定的阴谋案例的话，那刚刚过去的一百年提供的案例最多。20世纪充满了那些佯装攻击或人为操纵的军事事件，因此认为21世纪初九一一事件同这些案例在手法上如出一辙的主张也就有理可循了。

第一节“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

现代版阴谋思维中经常讨论的主题就是，战争通常都是由佯攻或设计好的滔天罪行触发或引导出来的。或许讨论最多的就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但1941年的珍珠港偷袭可能是较早的典型案例（见下文）。然而，再往前看，就是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沉没这一案例了。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有争议的事件似乎常常会涉及海事活动。

1915年5月7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载有约2000名游客的英国远洋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在从美国返回到英国利物浦的途中，此时正经过爱尔兰南部海域。下午2点10分，德国的U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卢西塔尼亚”号，船上旅客在惊慌失措中涌上了救生艇。当时秩序极为混乱，18分钟之后，只有764名游客幸存下来，而邮轮则消失在大海之中。被击中后，邮轮上电力随即中断，妇女、儿童，还有很多高官都没来得及逃生就被困在黑暗的走廊和船舱中。

沉船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愤慨，德意志帝国成为邪恶的象征，国际社会一致认为，一定要彻底击溃正在沿西欧一线挖战壕的德国。不久，印有一对被困水底母子图像的海报见之于众，海报上仅有两个字：“征兵”。这是寻求战争支持的最好宣传工具，很快原先犹豫不决的美国加入了战争。这看起来很公平，那些对平民犯下的暴行，尤其是对手无寸铁民众的杀戮，连最起码的提醒都没有，确实让人不齿。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卢西塔尼亚”号沉船却成为阴谋论关注的焦点呢？

如果意识到“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宣传的重要性，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它不仅仅是巧合。许多阴谋理论家认为在战争初期发生这样一个敏感事件，会使冲突升级加剧，会成为改变世界新秩序格局

的重要之举（见第八章）。

官方的立场是，“卢西塔尼亚”号仅仅是一艘载有平民的邮轮，但有人则指控这艘船实际上满载炮弹和烈性炸药，目的地是欧洲。这就使其成为德国U型潜艇的目标，注定将有超过半数的无辜乘客葬身鱼腹。

虽然“卢西塔尼亚”号邮轮上有大量的步枪子弹和其他小型的军火，但至今对于该邮轮上是否存有弹药的争论仍未有定论，至于是否存在大量的炸弹已无从考证。德国的记录是，潜艇U–20只发射了一颗鱼雷，然而许多幸存的目击者说听到有两次巨大的爆炸——间隔时间很短。如果只发射了一颗鱼雷（当时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第二次爆炸，并使“卢西塔尼亚”号船体解体？人们普遍认为，与堆放在货舱不具有爆炸性的步枪弹药相比，这可能是更致命的证据，不过更多的正统观点则认为，邮轮上高压蒸汽发生装置的烟道导管爆炸致人死亡的可能性更大。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国政府确信，这艘邮轮是用于秘密军事运输，而且在“卢西塔尼亚”号尚未离开美国时，德国政府就下令，将其作为一个监视目标。德国大使馆注意到当时船上有几个德裔美国人，并对其发出了危险的警告信息：打算乘坐大西洋航线的旅客请注意：目前德国及其盟友与英国及其盟友正处于战争状态……乘坐英国船只穿越战争地带的旅客……处境危险。

在“卢西塔尼亚”号起航前，德国至少在50家美国报纸上刊登了这则消息。然而，也许很有意思——一些说法认为是由于由于美国国务院的干扰——没有一份报纸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多数乘客出发时兴高采烈，根本没有意识到，在战争时期，载有平民的邮轮将会受到攻击。在被鱼雷击中时，人们意识到了战争的规则突然改变了。

阴谋论观点认为，德国政府已经接到密报，“卢西塔尼亚”号载有大量的爆炸物，最终是要对付德国，所以他们使用U–20迫使其现形。

通过观察，人们提出了更多怀疑，可以确定的是，在“卢西塔尼亚”号邮轮从纽约出发的时候，它并没有接到无线电台关于危险的警告，当时有23艘英国船只遭到袭击（3艘沉没）；而“卢西塔尼亚”号邮轮当时正经过相同的海域——爱尔兰南部海域。它并没有偏离航线以躲避危险区域可能来自敌人的攻击，更没有高速航行，如果船长知道周围有危险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卢西塔尼亚”号最后一次航行中和海军部交往的记录如今已被列为机密，这只能更让人联想到阴谋。

将所有这些都斥为“无能”、混乱不堪，或情报不准吗？这些解释通常都不具有说服力，但却十分有效（如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灾难）。然而，正如“卢西塔尼亚”号邮轮莫名其妙地进入危险区域这一事实一样，同样真实的是它的护航舰“朱诺”号神秘撤离了，据说撤退的命令是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发出的——这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一系列奇怪事件。仅仅两个月前“卢西塔尼亚”号邮轮初次航行，在接近英国水域时，有三艘军舰护卫。而在“卢西塔尼亚”号邮轮沉没当天，“朱诺”号却离奇失踪，这无法解释，因为根本不是什么“无舰队可用”，当时在米尔福德港至少停泊着四艘护卫舰。

很多寻求历史真相的人认为，丘吉尔不能被视为这个国家的英雄，他在挑起重塑“世界新秩序”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丘吉尔有没有主宰“卢西塔尼亚”号的命运已无从知晓，但有记录清楚表明，非军事船只沉没的悲剧使战争向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让丘吉尔非常高兴。1915年2月12日，丘吉尔在给商业公会主席沃尔特·朗西曼信中这样写道：

为了将美国卷入对德战争，至关重要的是要将中立国的船只引向我们的海岸，……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船只，越多越好，如果有船只陷入麻烦，很好！①因此，船只遭到攻击对于丘吉尔来说是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最好诱饵。但这会公开威胁到本国船只的安全吗？对阴谋论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该信件直接针对的是中立国船只，而不是英国；而且，他们还质疑说，这位出了名的政治赌徒会如此热切期待自己国家的船只遭到鱼雷的攻击？不过这样的想法肯定在他脑海中出现过。历史表明，连我们委以生命去信任的人也认为，危急时刻的“必要牺牲”常常是合情合理的。

纵观历史，不管是谁应该对“卢西塔尼亚”号邮轮的沉没负责，它的安全受到蓄意破坏的说法都很难被完全驳斥。很明显，英国和美国领导人事先肯定知道这个事件会引发可怕的冲突。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官方的说法是，美国一直热衷的是“置身于大战之外，直到其国民受到攻击的那一刻才被迫卷入战争”。然而，经验丰富的真相探索者则认为“脚本”其实早已写好（正如新美国世纪计划预测九一一事件那样），这个脚本旨在创建一个“世界政府”，他们还认为这些事件绝不是什么偶然发生。“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发酵时期，有人记录下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一个高级政策顾问——陆军上校爱德华·曼德尔·豪斯，与英国的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之间的一次对话，格雷问道：如果德国人击沉了一艘载有美国游客的邮轮，那美国人会有些什么做法呢？

豪斯这样答复：

我确信愤怒的火焰会席卷整个美国，这足以将我们带入战争。

显而易见，如果这种事情出现，可能很快会导致冲突发生，上述如此肯定的答复暗示有些事情已心照不宣。

有些人暗示，有关“卢西塔尼亚”号还有另一种可能，船也许是被英国部队自己发射鱼雷击中的。如果考虑到阴谋论历史上其他的无耻时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但在这个案例中似乎不太可能。既无告密者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拿出来支持这种说法，而且来自发射船U-20的记录也清楚地表明德国海军应该对袭击负责。

但值得怀疑的地方在于，“卢西塔尼亚”号邮轮出现的位置，使它容易受到攻击，却没有护航，它像是为了某个更大的目的而出现在那里的牺牲品。在一个对受害者漠不关心的更大的游戏中，人被作为简单的棋子而被牺牲掉了。

第二节珍珠港事件

在接下来的一轮全球冲突中，很多怀疑者认为，1941年12月7日，日本竟能成功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这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与“卢西塔尼亚”号情况相似，这个事件也有被操控的痕迹，它又一次让“不情愿参战”的美国积极投入到战争中去。

毫无疑问，美国政客们很清楚，如果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战争行为做些挑衅的话，与日一战迟早会来。这就包括1941年初禁止石油出口日本，以及其他有助于触发战争的一些做法。

官方认为，敌人首先会在菲律宾开始行动，因此美国人对于日本竟然选择偷袭珍珠港诧异万分。不过多年积累的证据——包括对情报和日本传输密码的解密——表明，当时如果给夏威夷提供更好的保护措施的话，完全可以避免。公众已经广泛意识到这次致命攻击乃为蓄意默许，这已不只是阴谋了——这让爱国人士非常愤怒。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被阴谋论研究者们认为是“世界新程序”另一个主要倡导者——渴望加入到打击日本及其欧洲纳粹盟友的战争中去，但却面临内部的政治阻力。许多美国人在德国有重要的商业利益，而且不相信德国在战争中会失败。而日本偷袭珍珠港使近2500名美国军人丧生，损失极为惨重，18艘军舰、200多架飞机被毁——这很快就促使美国人参战了。

即便是在当时，也有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个事件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很大。偷袭后的那段时间里，海军中将弗兰克·E。比蒂这样写道：12月7日之前，很显然……我们正在把日本逼向死角。

我想正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想让我们卷入战争，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们不参战，盟军就无法获胜，但我们迫使德国人向我们宣战的所有努力都已徒劳；而且我们给日本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比如说，让其撤出中国——我们知道日本是不可能接受的。我们对日本逼得太紧，我们应该知道它会反抗美国。日本人所有的军事准备都是冲着这一点而来。②所以当时偷袭发生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再清晰不过。问题在于，为何能准确地将珍珠港定为行动地点？关于这一点，争论仍在继续。就当时掌握的线索来看，人们很难相信，美国的情报部门竟得出珍珠港不可能遭袭的结论。还有引起争论的就是，那天美国舰队最好的战舰都不在夏威夷，就好像特意躲避轰炸一样，尤其军事怀疑论者强烈质疑这一点。不管细节如何，很显然，正如一战中丘吉尔那封关于中立国船只遇到险情的信件一样，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的罗斯福只不过在等待反击的机会，尽管他的副手声称这样的机会来得比预料的要困难。关于总统的反应，他的行政助理乔纳森·丹尼尔斯写道：打击的损失比他期望的要重……但是风险还是有回报的，即使遭受这些损失也是值得的。

这段话本身就明确表明，尽管官方从未公开宣布过，这是一次受期待的挑衅，以便他们采取行动。从很多其他的军官的评述看，可能很多知情者都已经知道这次打击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了。海军中将利比这样写道：

我至死都认为是罗斯福下令让这次偷袭发生的，他肯定知道一切。

当然，在战争时期，总会存在迷惑，总需要向敌人隐藏情报。但从大量像珍珠港事件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出，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他们会反复使用“战争迷雾”手段，这些手段是具有一些战略目的，但却牺牲了大量人员的生命。可一些人认为，在危急时刻做这样的牺牲是必要的。然而，这其中的底线在哪里？表面上正义凛然的一方采用这种做法，难道不也同样面临着越过底线变成法西斯主义的风险吗？利用人们对类似珍珠港偷袭事件的愤慨来获取支持（用公众安全的名义排除对集权政策的反抗），同样类似的一些事情在20世纪40年代可能已经提升了欧洲敌人的地位。

第三节国会纵火案

在第二章我们已经看到罗马时代统治者是如何利用民众对可疑大火的愤慨来镇压叛乱、煽动迫害的——而且不止一次——一方指责另一方纵火，1666年的伦敦灾难情况也很相似。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