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什么?”
我不再吃饭,斜眼看他。
“伊泽贝尔奶奶病了,之后她去世了,”我不耐烦地说,“接着塞缪尔爷爷就把你送走了,你不愿意跟我讲那件事的任何细节,从来没讲过。瑟瑞娜说,你母亲得的是卢伽雷氏症。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我听说过它,但是……”
父亲舔舔嘴唇,叹了口气。他放下勺子和筷子,捏起餐巾纸。
“渐冻症,”他说,“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它能把你身体里的每样东西都毁掉,但大脑是好的,所以你完全清醒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能感觉得到所有疼痛,看到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地停转,把你活埋在一个无价值的躯壳里——你完全无法阻止它。治不好,也没有疗法。只能等身体停转到一定程度,你就死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最后不能动,”他继续说,“呼吸困难,不能吞咽。但你看得到,有感觉,能思考,你都知道。在某个时点,肺不能再清除痰液。肺里开始慢慢积满液体,你就会被溺死。”
他盯着汤。
“我母亲很怕被溺死。”
我也盯着汤,用勺子舀满清汤,举到唇边,喝下。
“我根本不敢想象妈妈会死,十六岁的孩子更不敢去想,”我说,“所以你妈妈像那样去世,真的很悲伤。”
我们两人都抬起头来。父亲头一次与我目光对视,我看到他心里的悲痛。
“离婚没有死亡那么悲惨。”他说。
他以前从来没有讲过“离”这个字。在那一刻,他用这个词让我头脑一蒙,心里又涌起一波悲伤。
“它们差不多是一样的,”我说,坚持我的观点,“离婚和死亡。”
“不,不一样。”
“都是某样东西的终结,”我说,义无反顾地推进我的论点,“你母亲丢下了你,现在妈妈又要离开你。”
“我来这里是要让爷爷卖房子的,这样我们就能有点钱用。”
“我觉得,那不是你来这里的原因。”我几乎身不由己地脱口而出。而且我讲话的声音太大,搞得经营餐厅的越南人都停下来看我们。父亲再次放下他的餐具,脸上挂上冷冷的表情。(他握着一块木头时,脸部是柔和的;他对我发火时,脸那么僵硬。)
“你来这里是为了伊泽贝尔,”我激烈地耳语,“你是来找她的。”
“是那样吗?”他不带感情地问。
“你认为她还在这里。我看到你在舞厅里等她了。两天前的晚上。”
他冷若冰霜,呆若木鸡。要不是他还眨眼,我会以为父亲被美杜莎(1)冻上了。
“我不信有鬼。”他说。
“你信,”我说,“我知道你信。你没有失去信仰,只是试图把它压下去。我很肯定。”
“你凭什么肯定?”
“因为我在过去几天里见到很多东西。太多的东西。其中一个是,我看到你母亲在舞厅里跳舞。”
他什么也没说。
“她昨晚在跳舞,”我继续说,“我发誓,她离我很近,我都能摸得到她。我看到她了,爸爸。而且我觉得你不想让爷爷签字出让房子,除非你也能看到她。”
他最多犹豫了半秒钟,然后他的手闪过桌子扇了我一巴掌。不重,但响亮而惊人。越南人的长辈把电视音量调低。他们在担心,不知道需不需要干涉。
我感觉到刺痛,但我没有打住。
“你在等她,”我说,“所以你才在这里。你在舞厅里等她。”
他移开目光,起身,走向柜台,付了账,回到餐台,扔下两美元。
“我们走。”他一边说,一边把后牙磨得咯吱响,咬肌都鼓起来了。
我看看我的汤。碗里还有更多好料。肉排、鸡胸肉和洋葱片。面条、泰国九层塔、芫荽和清汤。我不知道它用了什么奇怪的香料调味,但我愿意跳进那碗汤,游上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