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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眼 图书出版的逻辑（第1页）

古人为诗，有“诗眼”之说；今人做书，似乎也应有“书眼”

之论。

一

对于图书编辑来说，一本书的成色品相，与确定什么样的选题、选择什么样的作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个很有价值的选题，没有找到能够胜任的作者，再勉为其难，也只会事倍功半；作者水准很高，但让他完成的选题并不是他之所长，即便勉力为之，效果也不会理想；出版社最感兴趣的，同时又是作者最想写也最有能力写出的，写好了，出好了，不产生影响都不可能。而我们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往往是作者一厢情愿，劳心费力，却不被出版方看好；出版者要倾心打造的，作者却达不到要求。

最不济的是，编辑没想法，作者不高明。我们看到的大量平庸书就是这么造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找到好的选题，物色到好的作者，是对编辑眼光、水平、能力实打实的检验。编辑敏锐觉察到作者专心致志在做的事情，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正说明编辑扣住了“书眼”。

当然，作者首先要有实力。至于作者是否知名，并没有必然的意义。说不定声名并不很大的作者的这一起步，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其所蕴含的创造活力和开拓能力、所具备的原始创新性，很可能打开一片新的天地。很多作家就是这样从无名走向有名的。我编《青年文学》，深有感触。

在这里，“发现”至关重要。所谓“发现”，一是指出版者对作者才能的发现，作者的写作方向、写作兴趣、写作效果是必须考虑的，作者对图书选题的准备程度更是重中之重；再有一层意思，是作者对自身的发现，借助出版的肯定，对自身能力和信心的发现。作者的一部“成名作”，确立的是他今后著述的起点，表明的是现已到达的程度。显然，作者未来著述的走向，是值得期待的。还有一层意思，是作者对编者的发现。一部书就是作者的一个孩子，他要把它交给一个自己可以放心托付的人。作者希望遇到的是一个能对话、易沟通，可以提升他的作品品质、有能力抚养他孩子的人。这样一来，他把书稿和盘托出时，心里就多了一份踏实和安稳。

合适的作者、合适的编辑和合适的选题走到了一起，我们说，这就是“书眼”的生成。所谓“书眼”，正是图书的核心生产要素期期然聚合到了一起。它是作者、编者和选题之间内在联系的逻辑起点，是图书出版的点睛之处。

“书眼”其实并不神秘，关键在于图书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否齐备，能否桴鼓相应。要捕捉到“书眼”，并非可遇不可求。心里装着事，有“求”的愿望和努力，就有可能“遇”。不孜孜以求，哪会不期而遇。准备充分了，机缘出现了，“书眼”也就会水到渠成。

二

我编《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2月版）一书，深化了对编辑出版的认知，尤其是对“书眼”的体认。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作者陈晋，一直在从事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工作。他的专著《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还是高校的文科教材。他从原中央政策研究室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毛泽东文献的研究工作，在研究方向和内容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一年多后的一次聚谈中，陈晋谈到自己对“毛泽东与文化”这一话题的一些心得，打算写一本有关毛泽东的研究著作。

我内心里一下子不平静起来。在我看来，陈晋显然有能力完成这一方面的思考。良好的政治理论素养，在文艺批评上的学术建树，多年来工作上的开阔视野和实际感触，以及现在所处的特定的工作环境，都注定了他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和独辟蹊径的学术前提。他很有可能写出一部有着自己个性和理解的毛泽东研究专著。尤其是，他从文学、文化批评的视角去研究毛泽东，肯定与其他研究者不一样，一定会让人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毛泽东热”正方兴未艾。但我们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毛泽东热”主要是通过纪实文学、电影电视等文艺形式来体现的，它们也主要是着眼于毛泽东的生活琐事、人际交往、政史秘闻等。有一本热销的书，就叫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一喷涌而至的“毛泽东热”，对人们认识、了解毛泽东的生活原貌是有帮助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有的著述还存在随意性或其他不尽如人意之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不但要理解日常的、生活化的毛泽东，更应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毛泽东。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巨人，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他对中国社会到底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这也是人们要求予以解答的。而且这也是“毛泽东热”走向深入所必然要面对的课题。但是，学术界似乎还来不及转换既有的思维模式，还很少有人直接切入作为主体的毛泽东这一复杂的研究领域。作为出版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开发这一方面的选题，引导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作为主体存在的毛泽东。

陈晋具备的条件和实力，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出版愿望。

通过他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还有初开风气的意味。我对陈晋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当他谈及自己的一些想法时，我自然比其他在场的朋友更上心、更留意。这是一种职业上的习惯，看到作者正在做的工作，马上就会本能地产生与自己工作的关联。同时，陈晋的研究课题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道理很简单，毛泽东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毛泽东主体研究，毕竟是一个复杂、深邃的高端课题。

我很认真地查阅过不少的资料，从主体性上追根溯源、解读阐释的文章和著作几乎没有。陈晋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学术难度可想而知。后来我读到书稿，不能不由衷赞叹：正是陈晋作为文艺批评家所具备的眼光、学养和主体性思维，帮助他切入毛泽东的文化本体。

从毛泽东主体出发研究毛泽东，这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用什么样的角度和路径才能走进毛泽东的精神世界，这对作者来说是一个个人的学术准备和学术兴趣的问题。对编者来说，这还是一个如何面对读者和社会检验的问题。

作者陈晋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和路径。他拈出来一个词，叫“文化性格”。这是一个新词。“文化”和“性格”都好理解，把“文化”和“性格”组合在一起，则是一个新的创意。

新的见解的提出，往往是从一个新的概念的诞生开始的。什么是文化性格？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它在内涵上有哪些显著特征？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我们今天怎样去评价？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饶有兴味的话题。如果论述到位了，那么这本书就很可能要开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先河。所具备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实际上，作者就是这么做的。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包括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特别注重在实际生活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很早就开始了对“小我”和“大我”的辨证思考，以及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他的文化性格在不断被打磨、被塑造、被重铸。毛泽东对个人与社会、人民与历史、革命与未来等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这些因素为毛泽东成就一番伟业，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

紧接着，作者把写作的重心放在了描述和分析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一些文化问题的探讨和阐述上，侧重点是人格道德与社会理想、政治革命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毛泽东的主体个性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等等。作者功底深厚，思路清晰，逻辑缜密，立论剀切，不少见解发人之所未发。我们从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中，领略到了毛泽东文化性格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正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著名编辑家王维玲先生在终审意见中所指出的：“读完书稿，不但受益，还有启发。”我也深有同感。

我再三审读书稿，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不时为书中新颖独到的见地击节称道。但渐渐地，我发现书稿中似乎还缺一块内容：毛泽东雄才大略，超拔高迈，他的个人性情、才能禀赋对其文化性格的影响，尤其他作为一个诗人本身所具有的文化魅力，他的个性世界和人格境界在文化性格上的具体呈现，说到底，就是作者在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形象表征上，似乎着墨不多。我个人以为，这是全面理解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所不可或缺的。

征得出版社和部门领导的同意，我把自己的想法和作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作者充分考虑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补充和完善，新写了两个章节，增加了对毛泽东文化性格魅力横向展开的内容，写到了毛泽东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超越情怀、游历山川之时的蓬勃诗情、敢于迎接挑战的斗争意志、随意本色的生活情趣等等，这样更直观地展现了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形象特质。而且在我看来，新补写的部分更凸显了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强大魅力，更具神采气韵。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书，于1991年12月正式出版，初版印数为9000册，后来很快加印了3次。该书的出版，受到党史界专家和读者的广泛好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闻出版报》等都发有书评，《书摘》《畅销书摘》《党纪》等杂志做了转载和连载。1992年3月，该书在上海书市上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十本社科书之一；同年5月，在北京社科书市上被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同年6月，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定为第二批全国优秀社科类畅销书；紧接着还荣获了全国优秀青少年读物“金钥匙奖”。

一本学术趣味十分浓郁的著作能够畅销，这是方方面面促成的。从图书出版的角度来看，选择作者、确定选题，找到图书出版的逻辑起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眼”，至关重要。这是前提和基础。在此之上，作者和编者的平等对话和精诚协作，保证了出版的最终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名编辑，但我不是图书编辑，我的主业是编《青年文学》杂志，和当下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们打交道。我从我掌握的作者资源中，发现了“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样一个图书选题，选题很有价值，作者又很优秀，而且我还很熟悉，所以我在单位领导、同事的支持下，做成了《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本书。

无论是单篇的作品，还是一部书稿，只要认定它确有价值，就一定不能放过，必须倾心投入。我认为这是做编辑、做出版的本分。做好了，做到位了，变成大家的共同财富，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而捕捉到“书眼”——找到作者、编者和选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到图书出版的逻辑起点，这将是一个艰苦的训练过程和长期的工作任务。

写于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