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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第3页）

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我们更是不遗余力。1991年年初，我们读到了湖北青年作家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威风凛凛》，情节非常扎实，但篇幅近7万字，发在月刊上有点儿长。我就专门去了一趟湖北黄冈，和作者面谈修改意见。1991年第7期刊发了这篇作品，1992年第1期发表了作者的中篇小说《村支书》，紧接着在1992年第5期发表了作者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凤凰琴》的发表和被改编成同名影剧，引发了全社会对民办教师群体的强烈关注，对民办教师的转正工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在10个月的时间里，连发一位作者的3个中篇小说，在同类刊物中是少见的。

《青年文学》推作家和作品，向来有胆有识，不拘一格。《青年文学》作为发表文学作品的原创刊物，没有发表评论文章的专门栏目。但我们读到河南青年评论家何向阳4。5万字的长篇评论《12个：1998年的孩子》后，深为作者独到的批评视角和出色的细读能力所折服。我们毅然决然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并让作者登上了该期的封面人物。一个原创文学刊物，如此重视一篇评论文章，在同类文学刊物中肯定是例外。后来这篇文章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这在文学创作刊物中自然也是少有的事情。这是我任上的事，在这件事上我对自己很肯定。

《青年文学》一直保持着高质量的办刊水准。80年代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青年文学》每届都没有被落下过。进入90年代，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青年文学》发表的刘醒龙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张建伟报告文学《温故戊戌年》、何建明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分别荣获优秀中篇小说奖和优秀报告文学奖；在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青年文学》发表的迟子建短篇小说《清水洗尘》、何建明报告文学《落泪是金》、何向阳文学评论《12个：1998年的孩子》分别荣获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报告文学奖和优秀理论评论奖。

进入新世纪，《青年文学》初心不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守文学阵地，想方设法维护刊物正常运转。在走出低谷后，《青年文学》重塑文学刊物形象，“归来仍是少年”。《青年文学》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由出版社主办的文学原创刊物，生存压力空前巨大。

中青总社一直重视文学原创力的价值和作用，对外把《青年文学》作为中青文学形象的展示窗口，对内把《青年文学》作为文学出版的动力源和发动机，一直支持、鼓励《青年文学》坚持培养青年作家、发表优秀作品的定位，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坚定有力的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文学刊物的生存发展环境得到根本性改观，《青年文学》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青年文学》紧扣城镇化的社会结构变化新特点，把“城市书写”与青年人的生存状态作为关注重点，开辟“城市”主打栏目，推出“城市文学排行榜”，举办城市文学论坛，产生广泛影响。《青年文学》继续在推举文学新人上发力，在“灯塔”“推荐”等栏目中，由知名作家点评青年作家作品，让青年作家谈自己的写作，很有特点。还时不时有颇具创意的小辑或专辑出现，在跨界合作和全媒体运营方面也有一些可贵的尝试。张菁他们办得很用心、很努力。近年来，《青年文学》发表的陶丽群的中篇小说《白》、哲贵的短篇小说《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畀愚的短篇小说《春暖花开》、杨方的中篇小说《澳大利亚舅舅》、蔡东的短篇小说《月光下》等，都是可圈可点的好作品。特别要说一下，蔡东的《月光下》新近荣获了“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对今天的《青年文学》是一个很好的鼓舞和激励。

《青年文学》是中青出版的一条文脉。它源远流长，润物有声。《哦，香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新兵连》《凤凰琴》《清水洗尘》《解密》《人世间》《新中国极简史》等，是这条文脉上结下的果实。把《青年文学》经营好、发挥好，中青文学文化的出版成果会更加丰硕。

曹斌：在您长达近40年的编辑生涯里，推出的哪些作家作品让您印象深刻？

李师东：80年代有一篇作品印象很深。那是1988年年初，副主编黄宾堂去上海出差，我让他顺便找一下李晓。李晓是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的学兄，本名李小棠，我们同校同系一年半。当时，李晓的短篇小说刚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写了约稿信，他答应给我们小说。宾堂从上海回来，果然带回来李晓的中篇小说《天桥》。我连忙读了，大为叫好。领导也看了，觉得好是好，但有点儿不像是李晓写的。李晓的获奖小说《继续操练》，写大学中文系的生活，以调侃的口吻，机智风趣、活灵活现地再现大学教师的行为做派，一时让人叹为观止。他接下来写的《关于行规的闲话》和《我们的事业》，也很类似。而《天桥》却完全两样，它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回望过去的一段历史，把人生命运写得诚恳、深挚。我极力主张发小说头题。正好这一期由我担任执行编辑，就自告奋勇写了同期评论《向叙述人索取》，细说这篇小说好的理由。编辑部领导们看到年轻编辑工作热情这么高，就很放手。小说发在《青年文学》1988年第9期，第11期的《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就转载了，看来我的执着有了回响。那时候《青年文学》佳作迭出，临到要参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时，编辑部受篇目所限，报的是柏原的短篇小说《喊会》和另一位作家的一部中篇小说。评委们评奖时，想到了李晓的《天桥》，经联名提议后被纳入评选范围。最后的结果是，《天桥》和《喊会》被评上了。编辑部大家都很高兴，领导见到我笑容满面。我现在想，当时真是年轻啊，敢作敢为，领导也真的是很开明包容。

这件事我印象比较深。

到了1991年年初，刘醒龙寄来了中篇小说《威风凛凛》。小说写得非常扎实，情节丰富到有撑破小说纸面的感觉。我向编辑部提议去湖北黄冈，找刘醒龙面谈修改意见。为一篇小说的修改出一趟差，领导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真要感谢领导的信任。小说后来就发在了《青年文学》1991年第7期上。刘醒龙紧接着写了中篇小说《村支书》，我们安排在了1992年第1期。在编发《村支书》的同时，刘醒龙寄来了中篇小说《凤凰琴》，比前两篇又上了一个档次。本来是安排在第3期，4月份我们要庆祝创刊10周年。但考虑到邮局的半年征订，把《凤凰琴》安排在了第5期。我们预感着《凤凰琴》会不同凡响。围绕《凤凰琴》，我们做了不少文章。我们联合《小说月报》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召开刘醒龙作品研讨会，据说这是90年代初在京召开的第一个作品研讨会，陈荒煤、冯牧、李国文、雷达等前辈出席了会议，对刘醒龙立足社会底层的现实主义写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协助联系同名电影的改编，还很快出版了刘醒龙小说集《凤凰琴》。要召开《青年文学》创刊10周年庆祝会时，《凤凰琴》尚在编辑加工中，主编陈浩增拍板，外地作家就请刘醒龙一人，并安排他和史铁生、刘震云代表《青年文学》培养的三茬作者做重点发言。可以说，我们把当时能想到、能做到的事都做了。当然我们不可能想到，30年后，《凤凰琴》的篇名会变成地名，湖北有了一个最基层的社区机构“凤凰琴村”，也自然没有想到前些天全国百余位专家学者会云集湖北英山，重温《凤凰琴》。

应该是2001年的夏天，麦家发来邮件，说发表了《陈华南笔记本》后意犹未尽，续写了陈华南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把主人公陈华南改名为容金珍，写成了一部长篇。我打印出来，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边读边做修改标记，到第二天下班时，还有最后20多页没有看完。骑车回家，天色尚早，就在家边上的昆玉河畔停下来，坐在岸边的斜坡上看完小说，天刚好黑下来。我还抑制不住兴奋心情，当即电话麦家，谈读后的感受，认为是当下作家创作中少有的心智写作。过了一段时间，《小说月报》主编马津海在贵州召开文学期刊特约编审会，记得有《当代》的孔令燕、《十月》的顾建平参会，还请了作家徐坤，其他人想不起来了。所以有印象，是我们四人在去镇远的绿皮火车上，打了一路扑克。回到贵阳，我说我要去成都谈稿子，成都离贵阳很近。建平忙问是谁，很疑惑地看着我，当时大家对麦家还不是很熟悉。到了成都，我和麦家谈了意见，作品叙述语调上有些欧化，我做有改动，让他再做些处理。另外，一位天才数学家为国家破译密码，因丢失笔记本而精神失常，这确实体现出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无常，但国家对他的贡献不会忘记，在701办公楼前面的广场上，应该有一尊容金珍的塑像，体现国家对他的褒扬。而容金珍在这里看人下棋却不知道塑像塑的是自己，更可生出一些人生的悲凉。麦家听从了我的建议：在“我”走向701办公楼时，看到了楼前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在“鲜花丛中蹲着一座用石头雕成的塑像”。说了半天，忘记说了，这部作品就是麦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解密》。

《人世间》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难度最大、困难最多的一部作品，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命运走向起伏跌宕，更有分寸和尺度上的把握等等，加上出版时间上的要求，我和李钊平我们两位责任编辑的的确确打了一场硬仗。《人世间》出版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开展了座谈、研讨、讲座、线上直播、地面签售等一系列的活动。《人世间》荣获“茅盾文学奖”，印数一下子涨了10多万套。今年春节期间，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更是拉动了《人世间》的强劲销售。仅从电视剧开播到现在，我们就发行了40多万套。《人世间》的整个销售，图书码洋超过了1。5亿元，创造了近些年原创文学作品的销售奇迹。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以“三红一创”立社，我们通过《人世间》续写了中青出版的文学辉煌，这也是我的编辑生涯中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曹斌：您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怎么看待文学编辑尤其是文学期刊编辑这一职业？

李师东：办文学刊物，确实锻炼人。初当编辑，要从外稿看起。我到《青年文学》后，先后看过中南、华东、东北、西北的自然来稿。有时候从早到晚，埋头看了一天的稿件，没有一篇中意的，到下班时就会很沮丧，觉得这一天白过了似的，看到稿件中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可取之处，都觉得特别珍惜。而一旦看到一篇喜出望外的作品，就会像自己中了奖一样。吕新、石钟山的作品就是从外稿中发现的。办文学刊物，特别能训练人的眼光和意志。看一篇小说的时候，顺着作者的笔触，他用心处，你会意；他笔力不逮时，你在心里打问号；他出其不意时，你的心到了嗓子眼儿。等到你看到真有那么一篇作品无一处有多余，能丝丝入扣，又让你豁然开朗时，那一定会眼前一亮，就像是等到了一位久别重逢的友人。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倾心投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一篇作品的存在，一定要做到水落石出。一个人的眼光和耐心就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沙里淘金中练就的。

那时候，没有电脑靠手写，看作者随稿附带的信，就可掂量出作者的深浅，字是潦草还是工整，行文水平如何，他自己是怎么看待自己作品的，都可以从信中窥见作品之一斑。作品开头更重要。一个人要写一篇东西，一定是有想法和冲动的，一开篇话都不通，或者都没把写作思路调理好、掌控好，接下来的写作就可想而知。所以有的作品一看开头顺不顺，就可意料出作品的成色品相。这是真心话，其实就是眼光和见识。

我曾经说过，编图书是谈恋爱，编刊物是过日子。过日子最能磨炼人的意志。人有欣喜之时，也有困顿之日。有曲折起伏，有顺和不顺。自然还有大势的因素。人不顺的时候，多储备些资源；人顺利的时候，多做点儿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初衷。有初衷在，就会有担当，有坚忍。一个好的编辑，要能爱才，会识货，善成事，要有过硬的意志品质。

发现才华、成就才华，是文学编辑的职责要求，也是编辑工作的价值所在。我认为，对社会行善，为文化积德，这是文学编辑工作的无用之大用。

曹斌：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您和不少作家打过交道，有什么难忘的事或人与我们分享？

李师东：平时不想，你一提我得想想。人一辈子，谁都有难忘的人和事。

我最怀念的是我单身汉的时候。那时候真年轻啊！到了周末骑着个车往西走，就进了空军大院，到作家乔良家去蹭饭。那时他刚调到空政创作室，还住在筒子楼。乔良健谈，饭菜又好，谈得又是那么舒心。批评家陈晋在明光村分了一套二楼朝西的新房，厅不大，书房很大。我们一群人隔三岔五就跑过去。嫂子特别贤达，把一堆排腔骨剁好了、煮熟了，分几盘端上来，几只小碗盛着自制的地道麻辣调料。大家在一起高谈阔论，以为在吃大户。我当时住在正义路的团中央集体宿舍，是原来的办公楼。楼顶很高，还有地板，一个屋子住三个人。大家共用一个做饭的房间，进门两排煤气灶，十多个灶位。一到做饭时，那才叫“云蒸霞蔚”。这里自然也成了朋友们的聚会场所。有一个周末，我通知了在西郊的一位评论家朋友来聚。朋友先步行，后坐车，再换车，又步行，方才赶到。时过下午2点，人已散尽，就见一屋子杯盘狼藉，主人斜倚床栏，呼呼正睡。朋友叫骂一声，悻然离去。第二天电话里我才知道昨天还有这么一档事。

我还记得80年代的某一天，迟子建来到中青社，我和同事程丽梅陪她上我们单位的五楼楼顶，看北京城的胡同光景。迟子建取笑我“零”“宁”不分，后来还在文章里很友好地调侃过。也应该是1987年左右，我回湖北老家探亲，要路过武汉。文友们相聚，我说我想找池莉约稿。池莉刚发表《烦恼人生》。其间一位朋友自告奋勇说：“我去过她家，一会儿我带你去。”朋友就带着我在武汉武昌的水果湖周边转圈。那时候可没有手机。我回到单位，给未能谋面的池莉写了一封信，痛说寻而不遇的情形。池莉满怀同情地打趣到：“说不定，我正在阳台上笑看你们。”后来每次到武汉，总是住在武汉文联旁边军转办的一个酒店，总要见着池莉、一光和醒龙。有一次路过武汉，没有停留。在北去的列车上，我给池莉打电话，池莉说：“这么急？缺你地球就不转了？”我脱口说道：“不缺，说不定还转得快一点儿。”池莉立马接道：“不对！

不快也不慢。”两人在电话里哈哈大笑。

是的，不快也不慢。

1997年的五一假期，我去四川旅游。晚饭过后闲来无事，信手翻开通讯本，看在成都有没有要打个招呼的作者，明天一早就要去青城山了。这纯粹是职业带来的毛病。翻到了一个名字：阿浒。阿浒读军艺时在《青年文学》发过短篇小说，但毕业后就没了消息。记得当时他在武警四川水电支队。记有手机号，没想到一打就通了。第二天出门前，阿浒来了。几年不见，自然都很开心。我说毕业后就没见他写小说了。阿浒说转业了，转到了成都电视剧制作中心，状态不好，写不出东西。我说：“你在我们《青年文学》前些年发的短篇小说多好啊！你好好写，写好了，我安排上封面人物。”几个月后，阿浒果然寄来了一部中篇小说，小说是《陈华南笔记本》。写得真好，没有人这么写过。我就立马做头题小说刊发了，还安排上了该期的封面人物。阿浒对自己的署名来来回回没想好，其中有一次取名叫“麦加”。我说不妥，会产生歧义。后来改成了“麦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作家麦家。

2008年，我请假陪刚刚高考完的儿子出门。和许春樵说了，春樵说：“你们来吧，我陪你们转转。”临出站时，发现嫂子也在。

嫂子说：“你们一路聊天会友，得有一个开车的人。”后来我们就坐着嫂子开的车去了池州、屯溪好几个地方。一路上都是嫂子在照应。黄山归来不看山，说得确实有道理。

1999年，甘肃平凉的诗人杨维周邀请《青年文学》编辑部去平凉参加文学活动。我们在西安下了车。《美文》杂志副主编陈长吟一早赶过来，请我们吃羊肉泡馍。随后我们驱车向平凉进发。

得有近10个小时的车程，我就问要经过哪些地方。听说要经过宝鸡，就“像一道闪电”，我立马想到了红柯。红柯在宝鸡理工学院任教。电话打过去，是红柯夫人接的，说上午他有课，手机放在家里。我告知，我们路过宝鸡郊县，中午稍作停留，然后西行。

过了12点，红柯来电话，说刚下课回到家。我说我们只是路过，打个招呼，后会有期。10多分钟后，红柯又来电话：坐上了出租，有半个来小时就可赶到凤翔县委招待所。等红柯到时，我们已饭毕，大家都没有离席。红柯说：“你知道我不会喝酒。”没等我劝阻，他就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红扑扑的脸上更加生动。他匆匆吃了几口菜，就送我们出门。门前是一条宽敞的公路，风卷着尘土一阵阵扬过来，宛如杨柳枝在拂动。我们一行人勾肩搭背往前走，迎着风尘，兴高采烈，满是欣喜。他乡遇故人，今朝见远友，这应该是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出现过的一幕。一定有人拍下了照片。

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一个场景，仍历历在目。

刊载于《中国作家》2022年第8期“名编访谈”栏目（曹斌：《中国作家》“名编访谈”栏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