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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在这片充满悲伤的土地上，只有两个国家没有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那就是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是从美国解放出来的奴隶回到非洲建立的国家，列强考虑到这层微妙的国家关系，没有人愿意动手。因此，真正依靠自身的力量捍卫了自己家园的只有埃塞俄比亚人。根据当时的惯例，意大利军队在列强的默许之下，入侵埃塞俄比亚，不料在海岸附近就遭遇勇猛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反击，几乎全军覆没。朝鲜战争时期，埃塞俄比亚还向韩国派遣了军队，可见这个国家当时的实力有多强。

但是，自1974年来的17年独裁统治，加上与邻国索马里的战争和连绵的内战，使得埃塞俄比亚的经济一落千丈；又遇到连年的旱灾，大多数国民饱受饥饿的折磨。埃塞俄比亚是全世界的咖啡原产地，生产无公害咖啡，国民也都爱喝咖啡，所产咖啡有40％以上都被本国人消费。据说“咖啡”的名称也取自最早使用咖啡树的埃塞俄比亚女人。然而随着主要出口产品咖啡的国际价格下滑，埃塞俄比亚的贫困问题也日益严重起来。

地上躺满了瘦得皮包骨头、连叮在身上的苍蝇都无力驱赶的孩子，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现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有“鲜花”之意，从飞机上俯瞰，果然名不虚传，就像一朵盛开的大波斯菊。然而当我走下飞机，来到地面的亚的斯亚贝巴，鲜花不见了，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地球上最严重的贫困。路边并没有盛开的波斯菊，只有成排的乞丐。每家医院都到处是蛆虫和跳虱，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械总是不够。由于麻醉剂匮乏，很多手术都在未经麻醉的状态下进行，如果患者忍受不了疼痛，那就只好出院回家了。治疗伤口的消毒药也不充裕，许多患者在手术之后因感染并发症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这个15年前曾饿死了100万人的国家，如今再度被黑色的死亡阴影笼罩，900多万人因严重饥饿而濒临死亡的边缘。埃塞俄比亚每年有两次雨季，2月中旬开始的“博尔格”雨季时间较短，夏季的“麦尔”雨季持续时间较长。其中，“博尔格”雨季能决定50％的农田收成。过去几年里，“博尔格”雨季几乎从未降临过埃塞俄比亚，农业连受重创，最终导致粮食的严重不足。

在外国慈善团体开设的某处保护所里，有1300名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状况的儿童在接受治疗。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这里的孩子每隔两小时就有1人死亡，死亡率高达10％。

为了挽救只有1岁的女儿帕蒂，考拉特在烈日下沿着干裂的土路步行了50公里，来到保护所，一边把高蛋白营养粥喂进孩子口中，一边驱赶着围绕在孩子身边的苍蝇。因为营养失调、脱水和腹泻等，像帕蒂这样的孩子，体重还不到标准体重的一半，身体极为虚弱。大约有万人聚集在这里领取粮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生病或者老得不能动弹的亲人在家中。

1985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摄影作品，从某个侧面表现出了埃塞俄比亚的惨状。照片上的苏丹难民收容所里，一对饥饿的埃塞俄比亚母女等待供给粮食。妈妈的头上和身上裹着长长的布以遮挡阳光；女儿赤身裸体，依偎着妈妈的膝盖，眼窝深陷，瘦得像具只有骨头的骷髅……孩子的双腿像实验室里的人体标本，只有骨头空荡荡地悬挂在臀部；妈妈也是皮包骨头，瘦得惨不忍睹。

冻裂我疯狂的心吧（3）

曾经令埃及将军倾心的圣洁的阿伊达，为王中之王所罗门生下孩子的绝世美女希巴女王去了哪里？阿伊达和希巴女王肯定会死不瞑目。只要100韩元（相当于人民币元—译注），就可以让他们饱餐一顿，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助他们？为了观看有大象、老虎和巨蟒出现的大型歌剧《阿伊达》，我们心甘情愿地花费几十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数千元—译注），为什么就不能用这些钱来帮助那些女人和她们的孩子呢？

我没有英吉拉（图）

孩子太瘦了，即使抱很久，胳膊也不会感觉累。这更让我难过。孩子很自然地把手放在我的胸前。

到达埃塞俄比亚的第二天，我们去了3个月前发生内战的昆波尔查。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乘飞机到昆波尔查需要1个小时。那里的房子都是泥土做成的墙，房顶都是由杂草编织覆盖的。看到这些稀稀落落散布在高原地带的泥土房，我的心里真的很乱。

当地人把苔麸磨成粉末，做成米糕似的薄饼，名字叫“英吉拉”。富人可以在里面加上羊肉或蔬菜，穷人只要有什么调料也不放的英吉拉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很多人连这个都吃不上，只能连日挨饿。

孩子们穿着救助组织分发的不合身的衣服，有的破了好几个洞。他们总是赤脚走路，脚掌就像坚硬的鞋底。即使他们穿着褴褛的衣服，饥肠辘辘，嘴里反复念叨着“我没有英吉拉”，可脖子上却仍然挂件东西。如果实在没什么可挂了，就用线穿起扣子挂在脖子上。破旧的连衣裙和纽扣项链倒是很搭配。

这个国家的女人不但五官清秀端正，而且身材也像经过精心雕琢的雕像，脸色呈淡咖啡色，个个都是楚楚动人的美女。如果这个国家不是如此贫穷，我想，恐怕世界时尚时装的中心就不是巴黎，而是埃塞俄比亚的某个城市了。这里的人不管穿的衣服多么破旧，色彩都能和肤色形成惊人的搭配。孩子们也都很可爱。他们喜欢被人抱，因此常争先恐后地拉我的手。

然而，这样的美丽却只是痛苦缝制、悲伤裁剪的衣服。到达昆波尔查，我们走进某个毫无人迹的泥土房。尽管是白天，里面仍然漆黑不见五指，地面上铺着条破烂不堪的毯子，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躺在上面。他的肚子上趴着个瘦得屁股都皱巴巴的婴儿，另外还有一个男孩子和两个女孩子也都因饥饿眼窝凹陷，呆呆地坐在旁边。那个看上去像爸爸的男人注视着我的眼睛，勉强支撑着身体对我说道：

“我患了疟疾，快要死了，孩子们也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生病的妻子出去找食物了。”

从那一刻起，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开始流淌，直到离开非洲，我的眼泪就没有停止。是什么样的机缘，让这个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好似尸体一般的男人，竟然对着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广受观众爱戴的我，倾诉着自己和家人经历的痛苦？

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我想在那个瞬间，我的泪腺可能在某个地方出现了溃决。我站着哭，坐着也哭，睡觉的时候哭，甚至在梦里也还是哭。那年我在非洲流了多少眼泪啊，如果收集起来，恐怕埃塞俄比亚就不会有干旱之灾了。

他们等待生存的同时，也在等待死亡。如果有人给他们食物，他们就能活下来。否则，他们只能这样死在窝棚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大多是这种情况。

我情不自禁地向苍天呐喊：

“上帝啊，您为什么要这样？大人受苦也就算了，您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承受这样的痛苦？”

那天夜里，我久久难以入睡，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我的脑子里纷乱如麻。即使我吃了3粒治头痛的药，脑海深处还是回荡着敲打铁器的声音，好像脑袋马上就要爆炸了。

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后，我们又去了距离市中心有10分钟车程的日泊帐篷难民收容所。日泊收容所里容纳了5000多人，都是为了躲避贫穷和内战而逃到首都的人们。看见我们，大人孩子都跑了过来，伸开他们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指，哭喊着：“我没有英吉拉！”

因为干旱，河水已经干涸了，河边满是因找不到水喝而渴死的牛和羊，腐烂的尸体正发出难闻的臭味，我们不得不捂住了鼻子和嘴巴。寄居在上面的苍蝇漫天飞舞，还不时飞来叮咬着孩子们的眼睛和嘴巴。我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动物饿死之前把它们吃掉呢？动物饿死了，孩子们也跟着饿死了。不管我问谁，都问不出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