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米国人认为“凡是公共交通能到的地方,那就意味着黑人、穷人、养不起车的人也很容易到达其周边晃悠,所以导致这块地皮不安全”,加上米国人的私家车保有量超高,不通公共交通其实对有钱人的出行并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在米国,同一座城市里大环境、配套设施相当的情况下,公共交通越差的地块地价才越高。卖点就是“穷人不方便到这儿来”。
另外,前文所说的“绝大多数资本注意国家”,特指‘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就是英美为代表。独裁时代的德、日这些“国家资本注意”模式不算。二战前的德、日也是跟华夏一样,政府征了钱可以“全国一盘棋”搞建设,比如大造铁路、修战列舰。)
剖析清楚了这些点,再来回头看羊薇薇的控诉,那就可以看出其威力了。
这是一种对“不依法行政、乱行政”的严重控诉。
如果冯见雄或者说金陵师大其他队员应对不当,是完全有可能引起评委们的集体倒戈的。
说到底,这个比赛是在星岛这个资本注意国家举行的,而评委们几乎都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学者。
这也是平行时空这场同题比赛中,正方最后落败的主要原因对依法行政的描述不够重视,以至于被评委们当成了暴和谐政的支持者。
……
“我方此前的辩词中,哪里说过有‘宏观调控私家车数量时所收取的税费,会被挪用于其他用途’了?请对方辩友不要信口开河我们一贯觉得,政府是可以找到精确‘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这些民’的财政方案的。”
尽管被对方咄咄逼人逼上门了,冯见雄的回答还是非常保持decent的克制。
严格遵守了“谁主张,谁举证”的逻辑。绝不额外多进半步,以免给人留下丝毫“他赛前做了很多功课,所以他主动估计对方会如何如何构陷”的印象。
如果对面的辩手是个容易被激怒的急性子,恐怕想打人的心思都会有。
羊薇薇显然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
但她也借此意识到了冯见雄的冷静。那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定要攻击方主动捅破每一层窗户纸,才好整以暇的反击。
“那么请对方辩友举个例子告诉我,你们觉得政府征收这些钱后,究竟可以怎么花?”羊薇薇心中微微不忿地把问题问到了细枝末节。
冯见雄等的就是对方不得不问得这么具体。
他精确地举例:“打个比方,我认为限制私家车牌照数量时征收的额外费用,可以用于补贴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以降低公共交通的票价。”
羊薇薇稍许有些意外,但情况还在她控制范围内。仅仅思考了两秒钟,她就应声追问:
“把这种花钱方式定性为‘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这些民’、你们难道不觉得羞愧么?谁都知道,城市公共交通主要是给没买车的人坐的。而买了私家车的人几乎不会或很少去坐公交车。所以这种税款使用方式,完全是‘用有钱人的钱在补贴穷人’,是平均主义的肆意扩张。”
冯见雄立刻指出羊薇薇逻辑的错误:“不,这完全不是平均主义,如果非要举一个类比,我认为更合适的例子是关于气候和环境的《京都议定书》中定义的‘碳排量交易’在曾经污染问题不严重、环保意识低下的时代,人们没有限制排污的意识,也就不存在‘排污费’。
而随着污染和碳排问题在全球形成共识,人们才意识到,‘某些人和国家采取低碳排量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实是在为全人类作贡献’。因此生活中排污多的、超过人均值的人,向生活方式较为绿色健康、碳排量低的环保人士,支付一定的补偿款、以购买自己的排污指标,又有什么不对吗?
新增私家车主被额外加征的重税,毫无疑问在法理上可以定义为排污税,补贴给排污少、坐公交的无车人士要知道,两个同样通勤需求的家庭,如果其中一个家庭开私家车,另一个家庭充分利用城市公交系统,前者的能耗污染会是后者的五到六倍。”
羊薇薇只觉得嘴里有些发苦,大脑飞速地运转着,只能先给队友一个眼神,让他们接上场子应付一下,她自己则思考着怎么转移战场。
“这个冯见雄实际施政技巧准备得很扎实,‘依法行政’和‘税金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这两个角度,已经被他严丝合缝彻底堵死了。”
“怎么办?只能把杀手锏提前用了?或者就‘政府的此项行政干预了公民自由、限制了公民选择权’再尝试一下进攻?”
羊薇薇想了大约半分多钟。对面的冯见雄,也暂时偃旗息鼓了一会儿,显然是在准备引领全队调整节奏、carry全场。
场面暂且让给了田海茉、虞美琴和中s大学的二线队员们唇枪舌剑、短暂交锋。
汤雯按照赛前的排练,用略显无力的辩力强调道:“请对方辩友注意,即使是市场性的调控手段,多少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的不公平。
比如我们以如今已经开始限牌的沪江市为例,一张车牌如今靠竞拍,要好几万块钱。很多原本可以买得起车的人,就因为上不起牌,只能把买车机会让给更富裕、不差钱的人,这不是加大了社会不公平的落差吗?”(注:这几句话差不多算是史实,当时反方就说过这么弱智的理由,予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