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殿俊一直认为“川汉路款亏空案”主犯赵尔巽的死很可疑,“自杀”的结论有些站不住脚,他曾仔细研究过相关文件,发现赵尔巽死的时候和他同关一间牢房的还有几个同案犯,不过当赵尔巽暴毙之后,那几个同案犯却不知下落,监狱看守异口同声说那几人已死在监狱的那场大火中,而且尸骨无存,可谓死无对证。
但蒲殿俊却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联系到总司令在事后对赵尔巽家眷的处置方法,蒲殿俊总觉得总司令与此事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
毕竟,川汉路款亏空案虽然审理完毕,但是还有两百多万两的亏空银下落不明,这些亏空都被算到了赵尔巽头上,而死人是不可能为自己辩解的,所以,如果哪个人想从中渔利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替罪羊。
不过,若说总司令吞没了这笔路款,蒲殿俊却也不相信,从总司令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似乎不像是一个贪财的人,而且作为一军统帅,他有的是机会光明正大的捞银子,完全没有必要冒着风险犯众怒,所以,如果真是总司令一手策划了赵尔巽之死的话,那么他肯定有别的理由。
但到底是什么理由,蒲殿俊完全无法揣测,不过通过此事,他对总司令的敬畏感却进一步加深了,他隐隐觉得总司令在权谋手段上并不比袁世凯差,而且总司令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能利用“民意”。
这个时代本就是一个讲究“民意”的时代,他们几人向制宪会议述职,这本身也是对民意的一个交代。
可是,这个时代真的是“民意”决定一切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吴佩孚竟敢在郑州向请愿的百姓开枪?难道那些百姓不是“民意”么?如果这不是“民意”的话,那么什么才是“民意”?
一连串的问号在蒲殿俊的脑海里盘旋着,他用力摇了摇头,向左右望了望,这才发现身边几人不见了踪影,停下脚步向后一看,发现另外三人正落在身后十几步的地方,站在一根路灯杆下,目不转睛的盯着被顾维钧拿在手里的一张报纸,旁边不远的地方还站着一个报童,正在数手里的铜板。
显然,几人刚刚买了一份晚报,似乎有什么新消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蒲殿俊急忙走了回去,也站到了路灯杆下,向报纸上望去,却见一整版都是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在北京大前门火车站遇刺身亡的专题。
“你们还没看够啊?从前天开始,这报纸上都是伊藤博文遇刺身亡的消息,虽说这也算国际事件,可是这么翻来覆去的报道,似有小题大作之嫌。”
蒲殿俊抱怨了几句,也没认真看那报纸上的专题。实际上,前天伊藤博文遇刺身亡之后,各大华洋报纸都开始连篇累牍的报道此事,甚至就连袁世凯向四国联合借款的报道都被挤到了边边角角,蒲殿俊等人从武汉一路过来,走到南京的时候就看到了相关报道,虽然几人很是惊讶了一番,不过也没真当回事,毕竟,死的是个日本人,刺客是个朝鲜人,似乎都与中国没有关系。
“蒲大哥啊,这可不是小题大做,这是国际事件!你瞧,共和军的赵总司令又拍发通电了,拒绝了日本政府引渡刺客的要求!”
顾维钧将报纸递到蒲殿俊眼前,大声喊了几句。
蒲殿俊颇感诧异,接过报纸,匆匆扫了几眼,不由大惊失色,原来这报纸现在的专题是关于赵北通电反对将刺客安重根引渡到日本受审的报道。
伊藤博文被一个朝鲜爱国者刺杀,表面看来似乎只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此事确实牵涉着中国利益,因为伊藤博文遇刺的地点是在北京大前门火车站,这个地方既不是外国租界,也非日本的租借地,在法律上,这件刺杀案是发生在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之内的。
所以,如果要审理此案的话,按照国际惯例,只能由中国方面组建法庭审理。
但是日本政府却不这么看,在伊藤博文死讯传回日本之后,日本政府所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向中国提出引渡刺客的要求,而且语气非常傲慢。
但是现在,共和军的总司令赵北明确拍发了一封全国通电,站在法律的角度上一口拒绝了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理由非常充分:为了维护中国的司法主权!
通电一出,新闻界和外交界又是一阵鸡飞狗跳。
“这……这似乎有些道理。”蒲殿俊愣了片刻,拿着报纸的手有些哆嗦起来。
“什么‘似乎有些道理’?根本就是理直气壮!”顾维钧眉飞色舞的拿手比划了一下。“论国力,咱们不如日本,可是论法律,咱们可就不能叫日本给比下去了!这是一次展示中国法律文明的最好机会!咱们不能错过!列强为什么在中国坚持治外法权?还不是借口中国法律落后么?现在咱们就叫他们看看,咱们中国法律界已经跟上强国的脚步了,让他们失去这个借口,维护咱们中国的司法主权!”
“没错!维护司法主权,这句口号再合适不过!袁世凯也不能反对!”张振武附和道。
“走!咱们这就赶回旅馆,整理一下这个案件的细节,一旦开审,咱们就能派上用场。说不定,咱们之中某人就是本案的主审法官!”
顾维钧一提议,另外几人立刻同意,于是也不逛外滩了,调头就离开公共租界,返回投宿的旅馆。
旅馆就在制宪会议礼堂边,几人赶到旅馆,远远望见制宪会议的礼堂里灯火通明,门前人来人往,有人哭有人喊,显得异常混乱。
“发生何事?”
顾维钧与夏寿康对望一眼,急忙奔了过去,片刻之后匆匆返回旅馆,带给蒲殿俊和张振武一个更让他们震惊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