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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部分（第3页）

“这是怎么回事？”艺术家惊叫，“这难道是我的作品么？不，这不是！不是！”

“你叫我了，”老头儿忧郁地说，“可现在晚了。很遗憾，晚了。”

译诗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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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阵》

王若谷

诗，严格说来是不能翻译的，尤其是真醇的好诗，经过翻译，必然会使原作的诗味、韵味有所损失。这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均已成定论了。还不要说译诗，就是剧名经过翻译，那味儿也顿觉淡了许多。可不是么？京剧剧名《贵妃醉酒》，译成《一个贵妃的烦恼》；《打渔杀家》译成《渔家父女复仇记》——达意倒确是达意了，可那股浓郁的中国古典语言的传神味儿，也随之而消失殆尽。译诗更难。诗，不是被誉为“人类面部最丰富的表情”么？译诗之难，那可真是没法可说了。唐人李白曾有“难于上青天”的诗句，但今天，“上青天”之于人类，已远非难事。故形容译诗之难，笔者只能用这句话：“没法可说。”

译诗有“纵向”和“横向”两种。横向诗译，便是指不同国家、民族语言诗作的互译；纵向诗译，便是指同一国家或民族语言内的古诗今译。

横向诗译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的《自由与爱情》的诗作，有人译为：“自由与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又愿将爱情牺牲”。

青年诗人殷夫将它译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后一首译诗在我国流传广远，成为鼓舞人们投身革命、同专制主义作斗争的嘹亮号角。那原因不是偶然的：殷夫的译诗等于二度创造、二度创作，那“诗味”通过翻译并未怎么损失；而前者的译作，则只不过仅仅做到“达意”而已。但殷夫的译诗似乎也有个小小的缺点：太中国化了一些，原诗的西洋风味因之多少有点儿损失。

纵向诗译似乎更难一些。但最近我拜读了《唐诗今译集后，也发现了一些诗译得较为出色，有的甚至译得很精彩。比如杜牧的《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董乃斌的译诗如下：“茸毛般的细雨像多情的手给原野换上了嫩绿的新装我的心，在清明梦一般的烟雨中荡漾是谁担簦负笈从我身旁踽踽走过一声叹息，那么轻却引起我心魂的激荡哦，你哼着山歌的牧童小郎请告诉我，村里可有酒卖好让我浇一浇胸中的惆怅想喝酒吗？先生瞧，那边杏花铺成红云的村庄清脆的童音刚落牛背上又响起了短笛好不悠扬。”这译诗很巧妙地传达了原诗的神韵和意境，译法较为自由，并对原诗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适当进行了补充、铺垫和想象延伸，也可称为二度创作了；缺点则是形式上有一点欧化痕迹，因而在传达原作的中国古典韵味时不能不有一点儿损失。另一首由著名诗人绿原译的《凉州词》（王翰），则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可以说是几乎同原作一样精彩。原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绿原的译诗为：酒，酒，葡萄酒！杯，杯，夜光杯！杯满酒香让人饮个醉！（葡萄美酒夜光杯，）饮呀，饮个醉——管它马上琵琶狂拨把人催！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欲饮琵琶马上催，）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醉睡沙场，谁解个中味？（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夫战士几个活着回？（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真是大家译笔！自由奔放，而又传神严谨；有时一句对一句地译，有时却又将一句点化为多句；但不管使用何法，总以“达意”而兼“传神”为其宗旨；而且，译诗同原诗的古典语言的韵味也是保持得较好的。这样的译诗，岂不是另铸新词，堪称创造吗？而它的创造和“另铸”，又没有脱离原诗的意境和神韵的规定性。

于是，“诗不可翻译，纵向诗译尤为不可”的神话被破除了。

但这仍然是不易的。它需要译家高度的造诣和深厚的功力，需要大手笔。

因之，我想在严复“信、达、雅”译笔标准的基础上，还给它增添两个字：曰“味”，曰“神”。不知译苑同仁以为然否？“味”和“神”的标准，应该是不限于译诗的，译文也同样适用。

因为门德尔松

三月风

晓舟

一个30岁还要来写诗的人，必定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这原因一直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但我知道与生活有关系，与生命有关系。

那天在地铁站时，我听到了门德尔松的E小调，便下意识地摸了摸左手的四个手尖……什么也没有，光滑的，那些茧子都消失了，没有痕迹。谁也看不出我曾拉过琴，一天八个小时，从漫长的运弓开始，空弦，全弓，一下一下，那琴像只永远杀不死的鸡，它叫啊叫地从G弦叫到E弦，然后再“叫”回去。一天天，我知道了音乐离我有多么远……门德尔松还在响，我无法躲避他流畅的清纯，像我无法躲避失败……我接着学会音阶、换把、顿弓、跳弓，知道泛音的位置，怎么揉弦。从开塞拉到顿特，几年的光阴都被那些蝌蚪一样的音符给吞吃了。我被音乐家这个巨大的幻觉支撑着。

后来，我带着琴去了北大荒。那么广袤的田野更需要一双结实的手。我不能对贫下中农说关于手和帕格尼尼的话题。夏天铲地，秋天割麦，冬天把冻实的粪刨开，我的手再按到指板上时听到琴弦沉重结实的声音，它们少了些灵活，不听命于自己。慢慢的，再看到那把琴时觉得它像一个具体的梦。

门德尔松的E小调也像梦……艺术在某个时期是奢侈的。当我在打麦场上重复着扬场的动作而记起《引子与回旋》的旋律时，我轻声哼着，在节奏中举起木锨，看着饱满的籽粒散开落下，再扬起再落下，一时体会到想象的生活离我们是多么遥远。

门德尔松还在行进着，不必担心有样板戏的乐段插进来……一个傍晚我被叫出宿舍，冷面人对我说：夹上你的琴，去团部报到，排练样板戏，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革命任务，明天就去。回到宿舍先把那琴取下来，擦抹了一遍，琴弦松着，上紧的时候，我听到琴箱中嗡地一声，像是醒来的哈欠。弦对准了，放下琴，我看了看自己的手，依旧有茧子，只是那玩意儿已从指尖换到了手心。

《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场有很长的前奏，十六分音符快而密集。这威猛的乐段当然不是一把小提琴就可胜任的，因陋就简，所有的乐器都入了进来，演奏时我仿佛听到零乱溃散的队伍从空中逃过。除了竭力的无奈外，没有音乐。说这不行，可能所有的乐器都要从音阶练起。没有人理会，一支要在11天时间中排出一部大戏的队伍完全有理由不听什么练习曲这套话。戏排出来了，这是一种情感的奇迹。

门德尔松变幻着，愈加明丽，摇曳……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门德尔松的。那天演出后休息，我在一棵柳树下先拉着练习曲，感觉手指已恢复如前。我试着拉起门德尔松，那样地投入，像个又看到希望的人。来视察的宣传股长听到了，他问：你这个手提琴（他一直把小提琴叫手提琴）拉的是什么调调？我回答了。他问：门德尔松是什么人？我回答了。他说，怨不得呢！听着像资产阶级酒吧间里的臭调调。闲了为什么不拉打虎上山？为什么不拉痛说革命家史，江河水？闲了学学二胡，那玩艺离人民近。

他提到了二胡和人民，那样正义。我无话。收起琴时，我看着那琴僵直地躺下，像被收殓的尸体。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记日记了，每天在上铺的角落，将存积在心里的东西写出来，不管多晚，哪怕只有一行，我要写。我开始迷恋那张可以安放心情的白纸，那些文字甚至比音符更能安慰我，它们无声，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在快写完一本时，日记被一个上海知青偷看了，他在日记本中夹了一张字条：“看完你的日记非常感动，你说了好多我想说的话，希望你把日记坚持写下去，只是不要写得太露。此致，革命的敬礼！知名不具。”

想起来他该是读我文字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我知道他说的太露是什么意思。这之后我有时用诗的形式来记日记，我只记一种心情，那时我曾写出过：风，凛冽的白发。这种现在看来极为做作的句子。

我以一种完全的自觉开始了写作。这不同于拉小提琴，写作没有乐谱可以参照，我也从来没有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把写作和生活连在一起。更多的是交谈，与一张白纸对话，每次把一些文字从心里交出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