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是自1978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她的文学作品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色彩过浓,曾经一度在中国大陆受到批评。
戴厚英近年来在政治和文学创作上较低调,主要耕耘领域集中在文学理论等课目上,并且对佛学产生兴趣,著述颇丰。
戴厚英出生于1938年,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到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1979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上海大学文学院。
戴厚英一生坎坷,在文学创作和个人情感上遭遇过多重创伤。上海著名作家叶永烈是戴厚英生前好友,曾数度采访戴厚英。如今,叶永烈那些采访戴厚英的录音已成戴厚英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本刊独家约请叶永烈撰写三万字长文,追踪戴厚英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她此生走过的心路历程。文章将由本期开始连续刊出。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十期,又加了如下编者按:
上海著名女作家戴厚英8月25日在上海家中惨遭杀害,此事引来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震动。本刊独家约请戴厚英生前好友叶永烈撰写的缅怀文章已自上期开始刊出,并受到读者关注。戴厚英生前极少接受访问,近年更少曝光;叶永烈是少数被接受的采访者。叶永烈多次访问戴厚英,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精心整理成本文;追寻戴厚英的心路历程,行文真实、细腻,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尽磨难的女作家的一生,可说是戴厚英第一篇完整的传记。
本刊为满足读者要求,在本期内将叶文余下的两万字刊出,以此与各地读者共悼戴厚英在天之灵。
我出席了戴厚英的追悼会,还参加了对残杀戴厚英的凶手的庭审——她的一位中学老师的儿子,为谋钱财,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戴厚英以及她的侄女。
我在《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一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写出了《非命——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的心路历程》一书,奉献给文友戴厚英在天之灵,也奉献给众多关心她的读者。
我曾说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作为作家,采写过诸多人物,但是我几乎不写同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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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2)
即使不得不写作家,我几乎不写同地同行——上海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上海作家,我几乎不写年龄相仿的作家——中青年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上海中青年作家,我几乎不写异性作家——女作家。
我采写戴厚英,是唯一特殊的例外。
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上海女作家,本来我是很忌讳写这样的同行。但是,对她的命运的同情,使我决定采访她: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她在“清污”运动中遭到“左”的排炮的猛烈轰击……
那是1985年5月21日,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小说毕竟是小说,是虚构的。我想及写一篇报告文学——《闻捷之死》。
我大致知道戴厚英的处境。尽管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上海城,光坐车来回就要近四小时,但是我还是未在事先写信与她预约——
因为这样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6月4日上午,我朝复旦进发,七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九点多了。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大楼的第四层。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她戴着金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脸上皱纹已很深。非常健谈,口齿清楚,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桌上放着电话。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她是个性很强的女性。
她说,她的父亲是右派,叔叔被镇压。她是一个没有“后台”的普通的人。
1960年,她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