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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又过了一两分钟，轻柔的敲门声便响起了。敲门的人显然是杰里米·弗里兰。“法官阁下，”他说，“惠普尔先生来见您了。”

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就像踩着刀刃过悬崖一样，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危及爱玛的性命。如果爱玛死了，那我们的人生也就到头了。假如我停下来想一想近在咫尺的灾难，那么我肯定会因恐惧和慌张而无法自控，结果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当时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复杂的外部因素，全凭直觉和本能行事。

艾莉森站在办公室门的左侧，后背紧紧地贴在墙上。当惠普尔进来时，敞开的门会把艾莉森挡住，那样一来惠普尔就看不到她了。她冲我竖起了大拇指，表示准备就绪。我打开办公室的门，面前出现了安迪·惠普尔的双下巴。

“您好，您好！”我说，“请进，快请进。”

我退后几步，给他让了路。杰里米也在他身后温和地催促着，于是他便小步走进了办公室。“当富兰克林议员告诉我说您想跟我谈谈金融问题时，”他开口说，“我承认还真有点儿——”

艾莉森一把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用枪指着他说：“闭嘴。”

“这……这是怎么回事？”他显得颇为惊讶，甚至有点儿愤慨，仿佛在想：居然有人敢用枪指着金融界的大师！

“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清楚。”艾莉森说，“我的女儿在哪儿？”

“你的女儿？抱歉，我没听懂——”

“得了吧，”我说，“马克·劳威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

“马克·劳威，”他提到我姐夫的名字时，就像在念菜谱上的一道外国菜，而他不确定自己念得究竟对不对，“谁是马克·劳威？”

我走向洗手间，打开了门：“就是这家伙。”

惠普尔望向黑漆漆的洗手间。

“别演戏了，安迪，”马克用嘶哑的声音说，“他们知道你操纵股价、做空股票的事情了，也知道那两个马其顿人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

惠普尔的头微微偏了偏，倾斜了大概也就三度左右。除此之外，他一脸漠然，无动于衷的样子令人觉得心寒。在法庭上，我见过不少反社会的人，他们缺乏正常的感情，总让我怀疑他们跟我们究竟是否属于同一个物种。他们就像一栋栋装好了电线的房子，然而电工忘记把连接人性的电线终端接上，结果整栋房子都变得一片漆黑，无法居住。

然而，即便是那种人，在审判的过程中也会流露出一些感情。有时候是因为被抓而感到懊悔，有时候是因为要面对惩罚而感到害怕，还有的时候则是因为无人喜欢自己而感到沮丧——这一点是许多反社会者的苦恼，因为他们通常都十分自恋。总之，我或多或少地能察觉到他们内心的挣扎。

惠普尔却十分平静。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同伙已经叛变了，也知道我们已了解了他的阴谋，看穿了他那腐烂的内心。可是，面对我们的厌恶和鄙夷，安迪·惠普尔只是歪了歪脖子，仅此而已。

“有本事就开枪吧，”他坦然地说，“不过要记住，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会加倍偿还给你的女儿。你想杀了我？那她也活不了。你杀我就等于杀她，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的。要是那两个马其顿来的绅士没了我的消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你女儿的喉咙。”

艾莉森的鼻孔张大了。她的手指扣在扳机上，但我已经知道那只是做个样子而已。惠普尔并非在吓唬我们，他能走到今天，积累起如此巨大的财富，肯定是有道理的。没错，因为他冷酷无情，但也因为他总是能将各种意外情况考虑清楚，并且提前计划周全。

“我建议咱们做一笔非常公平的交易，”惠普尔说，“实际上，就是我一直以来所说的那笔交易。用你的女儿来换判决书。同意吗？”

艾莉森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手中的枪开始摇晃。她痛苦地咒骂了一番，最后说：“……你这个恶魔。爱玛不是拿来交易的商品！”

“噢，可惜她就是，”惠普尔说，“而且如果你暂时把她想成是个商品，会更有好处，你就能看出来这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你可以换回自己的女儿，拿回自己的心头肉。这对你来说岂非胜利？而我呢，可以赚一笔钱，对我来说也是胜利。这可是双赢啊！”

“赚钱？是偷钱吧！”马克的声音从洗手间传来，“那每一份做空交易合同的背后，都有人赔了数百万美元。你这个浑蛋！”

“至于你嘛，被解雇了，”惠普尔反击道，“不过我估计你也不会太伤心。别忘了，马克，你可以带着六百万美元抽身。你手里的那个做空合同赚了三百万，等到阿波提根的股价上涨，又是三百万。瞧见没？我都说了，这岂止是双赢啊，根本就是众赢！”

“噢，”这时，惠普尔看着我补充道，“如果你打算等这一切结束以后报警，我劝你想都不要想。我已经料到会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所以我采取了一点小小的保险措施。我这儿还有一份十万股的做空交易合同，而且股票已经统统交割完毕了，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桑普森法官。此外，我还有一份委托书，内容是要求将你在惠普尔联盟公司的账户余额转存到加勒比地区的一家银行。”

“我在惠普尔联盟根本就没有账户。”我说。

“哎呀，可是你明明有。在这一切开始之前，那个账户就建好了。如果进展顺利，我就把那笔钱拿来自己享用。反正我有密码。如果事有不妙，那我就可以把这笔钱当作小小的诱饵，让你跟我合作。就算你不肯合作，我也还是有办法：我会告诉当局，你也参与了这个操纵股价的计划，到时候拉你给我垫背。要说咱俩的下场有什么区别的话，无非就是你更惨一点儿，渎职罪的最低量刑可不轻啊！”

“这在法庭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惠普尔笑了起来：“怎么站不住脚？桑普森法官，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罪证有多么真实可信。凯伦·劳威有你家的钥匙，她可以拿到你的护照、社保号码和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我可以向你保证，所有文件上的签名都跟你本人的签名完全吻合。我从纽约雇了最好的造假师，他的技艺可是相当高超的。我知道你怎么想，你以为冲着检察官说一通‘我是一名法官，我被诬陷了，我是清白的’就行了？一边是你空口无凭，另一边是物证确凿，你觉得检察官会相信你吗？有了那些文件，在周日之前，我就有好几种办法能让你陷入大麻烦。只要我愿意，那些文件随时都能绑上蝴蝶结，漂漂亮亮地出现在美国联邦检察署。”

也许他只是临时编了这么一番话，但不知为何，我觉得他说的这些都是真的。这涉及到对冲基金的本质，也说明了为什么对冲基金又叫作“避险基金”。所谓避险基金，就是在市场低迷时也依然能赚钱。无论市场风向如何，他们都能通过做空交易、金融衍生工具以及一大批其他的金融工具来获取潜在的利益。他们会动用一切手段赢得赌局。

安迪·惠普尔现在的做法就是如此。

“那么，”他说，“咱们就说定了？只要应一声‘好’，不出一小时，你就能把女儿抱在怀里了。”

“好，”我说，“我们说定了。”

我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