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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五下午，有两件事还是悬而未决。

一、赫伯·思里夫特没有给我回电，尽管我已经多次留言催促，但依然杳无音信。二、罗兰德·希曼斯没能找到丹尼·帕尔格拉夫。

根据我早先的威胁，这第二件事按理说是要导致原告辩护律师被关上一个周末了。可是，当杰里米·弗里兰替情人恳求我网开一面时，我还是答应了。从现实角度来讲，要是真把希曼斯关进十五英尺高的铁丝网里头，那他就更难找到自己的委托人了。

至于赫伯·思里夫特，他似乎已经离开本地，到别处去了。也许这样反而更好。一周以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向儿子打探消息。对于每一天的活动，他和艾莉森的描述已经没有异样了。艾莉森没有不告而别，也没有将萨姆单独托付给他的姨妈们，而且也没有再谎称午休其实开溜了。我偶尔会登上她的脸书账户看一下，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本周的最后一项司法工作安排在周五下午两点，那是一场假释撤销听证会。这也就意味着有一名重罪犯在假释期间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现在政府急于将他送回监狱。说起来，这类听证会可谓十分平常，不过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却是涉及人身自由的大事。

被告人是一名光头的白人男子，一看就是饱经风霜的硬汉，跟我以前在法庭上见过的许多犯人一样。他请了一个私人律师，这名律师穿着不合体的西装，这是他第一次在我的法庭上露面。

公诉人又是威尔·哈波德。作为助理检察官，他本该在开庭时抬头挺胸，面朝法官立正站好，但他却一直低着头，似乎不想看我。在雷肖恩·斯卡夫朗一案的审判问题上，他肯定没对杰布·拜尔斯说什么好话。

我尽量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作为审理过程的开始，然后便让哈波德发言了。他依然躲避着我的目光，说：“谢谢您，尊敬的法官大人。”

哈波德开始陈述对被告人的指控。被告的两次药检都不合格，而且他拒绝接受第三次药检；此外，假释官令他不得跟一些人见面，他也无视命令，依然跟他们混在一起。这些指控均可以将他再次送入监狱。

当然，哈波德仍必须提供跟指控内容相关的证据。于是，他申请让缓刑监督官出庭做证。缓刑监督官的证词还是老一套，类似的话她说了至少有一百遍了，我听了也不下一百遍了。这名女监督官轻拂头发的样子有一点儿像艾莉森，我突然想起了花草香的味道。

在过去的这一周里，我们家的所有洗手间中都出现了一些装着干花的小容器，还有其他各色的香薰物件。我刚开始觉得很困惑，因为艾莉森从来不用这些花草香料的。

后来，周四吃完晚饭后不久，我去了楼下的洗手间。在丁香、肉桂等各种花草的香气之中，飘来了一种难闻的气味。那是呕吐物的气味。紧张焦虑严重影响了艾莉森的消化系统，她刚吃完晚饭就吐了出来。仔细搜寻之下，我还发现了一罐空气清新剂，这也是我们家以前从没有过的东西。

撇开此事不谈，单是看看艾莉森，我就能发现担忧给她的身体带来了何等伤害。她瘦了许多，眼皮整日都耷拉着。以前，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少女的活力，现在却变得缓慢、迟钝，仿佛她在一夜之间就老了许多。

这些是无法伪装的，对吗？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安然无恙，能够按时吃饭并远离花生和坏蛋的匕首，那么她也不会出现这种反应了。

我正沉浸在这种想法中，突然被告辩护律师的一声大喝将我带回了法庭。

“反对！”他喊道，“这与本案无关！”

哈波德反驳道：“这能显示出被告人危险的行为模式。”

“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尊敬的法官大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假释撤销听证会的范围，完全是一种无理的指控。我现在立即就能提出至少三个判例来说明：班尼特案、布朗案及美国诉费勒案。”

我被逮了个措手不及，完全不知该说什么。我扫了一眼庭审记录员，希望她能明白我走神了，可以将引起这番争执的证词给我重新念一遍。但是，她也一脸期待地看着我，等着我开口。

因为这时候的确该轮到法官说话了。

我能感到自己的耳朵变得滚烫。法庭职员伸长脖子望着我，法院警务人员紧张地调整了一下站立的重心。

结果，是哈波德先打破了沉默。

“法官大人，您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对不对？”他说。

他愤慨地将双手挥向空中。没有哪个检察官胆敢在法官面前做出这样的举动，但经过斯卡夫朗案的风波以后，哈波德显然觉得自己有权蔑视我的法庭了。姑且不论他这种想法是否正确，我必须掌控局面，挽回我仅剩的尊严。

“哈波德先生，你的行为很不礼貌，”我努力用笃定的口吻说道，“你必须要给予本法庭足够的尊重。听明白了吗？”

他一脸讥讽的看着我，但嘴上却说：“是，尊敬的法官大人。”

“好。”我说，“反对有效，现在继续。”

哈波德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虽然他控制住了自己，没再出现什么激烈的言行，但他肯定已经开始盘算着该如何像杰布·拜尔斯打小报告了。桑普森法官的行为严重失职，有辱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法庭……

他并不知道，我对自己的恼火程度远胜于他对我的不满。无论这场听证会于我而言是多么平淡枯燥，这都是与被告人生密切相关的大事。不管他是不是重罪犯，我都应该认真对待。况且我已经宣誓，要忠实地代表联邦司法体系履行职责。

我刚上任时，一名新同事就曾经告诉我：身为法官，一刻都不能松懈。一旦在法官席上落座，我的一言一行就变得至关重要。

直到我正式宣布将罪有应得的被告人押回监狱时，我依然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难堪和恼怒。我回到内庭，一把扯下了法官袍，然后倒在了椅子上。

办公桌一角堆了一摞新的文件，史密斯夫人总是会把需要我过目的东西放在桌角。这摞文件的最上面放着一个稍稍鼓起的联邦快递包裹，信封的一侧上印着“机密”的字样。

我皱着眉头把它拿了过来，这时，我看到了发件人的姓名。

雷肖恩·斯卡夫朗。

信封上还有发件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但无疑都是假的。我可以肯定，不管是试图追查包裹的来源还是想提取上面的指纹或获得其他有用的信息，都是不可能的。事实已经证明，绑匪们在这方面非常小心谨慎。

如今，惊慌失措于我而言已是家常便饭，我努力地平复着情绪，拆开了信封。瞬间，我感到自己的胃重重地坠了下去。

在信封底部有一个透明的三明治包装袋，像包一截午餐吃的小胡萝卜一样，包着一根人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