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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天剩下的工作时间里，我一直埋头处理各种文书。联邦司法机构的特产就是文书，我恰好可以用冗杂的文书工作当借口，不跟任何人说话。

晚上，我回到了已是情感雷区的家中。我跟艾莉森简单地聊了几句，问了问她和萨姆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在艾莉森看来，这些提问就像普通的心理评估问题一样——她怎么样？萨姆怎么样？他们做了什么？可是，一旦她不在周围，我就立刻把各种细节跟萨姆对一遍。至少关于这一天，他们的描述是一致的。

吃晚饭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气氛很紧张。餐桌边的空位叫人心碎，哪怕看一眼都觉得痛苦。饭后，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数晚的辗转反侧和午夜惊魂让我精疲力尽，结果还没撑到萨姆的上床时间，我就先在电视机前睡着了。

不知何时，我醒了过来，然后便转移到客房继续睡了。第二天上班之前，我和艾莉森都绝口不提我独自睡在客房的事。

在开车上班的途中，我一心希望今天能风平浪静。然而，当沃尔特·E。霍夫曼法院大楼映入眼帘时，这份希望瞬间就破灭了。

一排新闻采访车停在法院主入口外的街边。我在车身上看到了美国广播公司[1]、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福克斯广播公司的标志，这些车辆都是来自各大广播公司驻本地的电视台。在人行道旁，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和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布置场地。这显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早上。

我绕过喧闹的人群一角，开进法官的专用停车场，然后便匆匆地下了车。不知为何，我已经隐隐地感到不安了。

“外面这大张旗鼓的是要干吗？”过安检时，我问了本·加德纳。

“说是要开新闻发布会。”加德纳说。

“谁召开的？”

“就是咱们那个尊敬的国会议员，雅各布斯先生。”

我全身都僵住了。加德纳嘟囔着说，也没人提前通知法院方面，他们都来不及分派相应的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闻发布会是关于什么的？”我尽量装作漠不关心地问道。

“那谁知道呀？说不定他只是搞点儿噱头而已，这些政客，您还不了解嘛！我只听说发布会九点开始，但愿开个两分钟就抓紧结束吧。”

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但估计笑得比哭还难看，然后我就赶紧上楼了。内庭里厨房区域的墙上装了个小电视，我切换频道，最后找到了有早间新闻节目的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

现在距离九点还有一刻钟，电视画面上有一个红头发的人正在谈论高压系统。我把手机拿出来，在网络新闻上搜索“斯科特·桑普森法官迈克尔·雅各布斯议员”，但却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内容。

快到整点时，画面切换成了从外部拍摄的联邦法院。很快，剃了光头、脑袋尖尖的迈克尔·雅各布斯出现了。他一脸怒容，站到了一个临时的讲台后，面前的台子上摆满了带有各大媒体标志的麦克风。他穿着短袖马球衫，小臂上露出了一组海军陆战队的文身。他手下很可能有穿着方面的专业顾问，考虑到选区内有大量军人投票，顾问肯定是让他尽可能地在公众场合将这组文身露出来。

“早上好，感谢各位的到来，”他用一种军官特有的粗哑声音说道，“上周四，就在这个法院，发生了一起嘲弄正义的恶劣事件。有一个名叫雷肖恩·斯卡夫朗的人，他是一名前科累累的毒贩，在已经认罪且本应在狱中服刑至少十五年的情况下，居然被立即释放了。他绝不是普通的毒贩，而是对社会有巨大威胁的罪犯。由于他藐视法律的权威，最终导致了一位前途大好的年轻人英年早逝，那位年轻人名叫迪伦·伯德。”

屏幕上迅速闪过了一张迪伦的照片。我一下子想起了他父亲说过的话，心中感到一阵绞痛。我好想念我的儿子。思念的痛苦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我。法官大人，您能明白这种感受吗？

不过，我也对雅各布斯及其手下狡猾的工作人员感到了不小的厌恶。他们显然是提前就把那张照片提供给所有的本地电视台了，却让各大电视台都保密，一直等到新闻发布会开始后才亮出这张照片。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他们打算通过这种手段来展示一个公仆是如何为了选民而奋斗的，是如何手握公平与正义，反抗高高在上、不受约束的联邦法官的。他们事先制订好计划，最大限度地发挥事件的戏剧性，就是为了作秀给选民们看。因为还有不到七周，国会议员就要改选了，而雅各布斯要保住自己的位子。

我能看穿这场政治游戏中的所有把戏，因为我曾经就站在幕后，多次为台前的政治家出谋划策。

“做出这个判决的法官名叫斯科特·桑普森，”雅各布斯继续说，此时画面已经从迪伦的照片切换到了我的官方证件照，“他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本该将雷肖恩·斯卡夫朗这样的败类关进监狱。然而，桑普森法官却将这个罪犯放回了我们的社区、学校，使他能够继续肆无忌惮地伤害我们的孩子和无辜的市民。”

画面又切回到法院前，只不过这一次换了个角度，拍摄的范围更大了。这回，我看到了那位悲痛的父亲托马斯·伯德，他站的位置被巧妙地安排在了雅各布斯的右后方。

雅各布斯愤怒地挥了一下手：“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桑普森法官为何要这么做。若想知道真相，只能去问他自己了。一个在臭名昭著的贩毒团伙中地位颇高的成员，居然能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免受任何惩罚，我们真的应该问一句：为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墨西哥的司法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但这里是美国，我无法接受墨西哥的司法出现在美国！”

我握紧了拳头。雅各布斯在暗示我被人贿赂了，但他所用的言辞却又非常宽泛，无法称之为诽谤中伤。而且，雷肖恩·斯卡夫朗明明只是个街边的毒贩，雅各布斯却把他说成了一个大毒枭。

雅各布斯结束了这番慷慨激昂的热烈演说，并介绍了托马斯·伯德。接下来，受害者的父亲便上前发言了，跟他在法庭上的陈述相比，这次的版本显然经过了精心打磨。至少在我听来，谈到儿子的过错时，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但是却着重渲染了他自己的愤怒和这个判决给他带来的伤害。应该说，这种做法多少令人减轻了对他的同情，只是减轻的还不算多，因为他的痛苦依然是真实的。

这时，艾莉森打来了电话，她肯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惊慌。但是，我没有接，而是把手机调成了静音，让她的电话自动转到了语音信箱。

在发言快要结束时，伯德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发表了至少五段感情充沛、趋于完美的内心独白，在接下来的一天中，这五段的视频剪辑无疑会登上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雅各布斯算好时机，顺势递上了一张手帕，于是整个场面瞬间就变成了极富戏剧性的电影画面，镜头贪婪地捕捉着这一刻，闪光灯此起彼伏地亮了起来。然后，雅各布斯拥抱了伯德，并且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

最后，雅各布斯回到讲台前，发表了结束语。

“联邦检察署说，他们一定会采取一切合法手段，继续上诉来推翻这个恶劣的判决，并且将那个毒贩绳之以法、关进监狱。但是，我们决不能让做出此等判决的法官继续留在法官席上。我曾经试图通过恰当的申诉程序来表达不满，可遗憾的是，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告诉我，对于桑普森法官而言，这是个所谓的‘良心判决’，因此首席法官不打算继续追究。”

说到这儿，雅各布斯挑起了一边的眉毛，仿佛在说：这种鬼话谁会信？我对杰布·拜尔斯的感激之情瞬间转化成了对这个国会议员的强烈憎恶。

“我别无他法，只能公开呼吁，希望桑普森法官能主动辞职。如果他不立即请辞，那么我就会联系我的好友兼同事，也就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尼尔·吉思，请他针对此事启动弹劾程序。”

说完这番声明后，他郑重其事地停顿了片刻，然后说：“现在，我和伯德先生可以回答诸位的提问了。”

我关掉电视，不想再接着看迈克尔·雅各布斯作秀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刚才说的话，以及他短期内所能做的事，其实并不值得我担忧。毕竟，司法委员会要经历数月的调查取证才能启动弹劾程序。

真正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有一大堆记者正准备打探我的事情，想知道斯科特·桑普森法官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奇怪的判决。没错，如果他们真的能把实情挖掘出来，那么我的工作倒能保住了。

但是，我的女儿却要性命不保了。

二十分钟后，史密斯夫人接到了第一通要求采访的电话，我让她转达“无可奉告”。很快，更多的采访电话接二连三地打了进来。

这场新闻发布会看来是结束了。望向窗外，我能看到一些新闻工作人员正把采访设备从人行道搬到了法官停车场外。我很清楚他们想捕捉到怎样的画面：我从大楼里走出来，一脸惊慌和内疚；记者们蜂拥而上，高喊着各种别有用心的问题，仿佛他们真的想知道“我的想法”似的。

我不会让他们称心如意的，我要等他们走了以后再出去。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在法院里待到半夜。

但没过多久，杰布·拜尔斯也打来了电话，这回我无法避而不接了。当这位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的声音传来时，我还来不及平复心情，脉动声还在耳中“咚咚”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