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艾莉森说了两个提议,让我觉得非常担忧。
第一,她说想去教堂,但她要自己一个人去。
去教堂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但只身去就不一样了。搬来格洛斯特以后,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们常常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并不想将宗教强加于孩子,他们应当自由选择自己将来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觉得至少应该让他们接触信仰。因此,我们便常常全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
她解释了原因。她说我们平时都是四个人去,现在最好不要三个人去;如果只身前往的话,她就可以对教堂的人说我身体不适,而她也不愿独自把孩子们拽上。而且她还说,她有很多想为之祈祷的事情。
然后,她又说了第二个提议:让我去参加布雷克的募捐派对。
显然,布雷克的秘书把派对详情给我们两个人都发了。跟我先前预料的一样,艾莉森一点儿都不想参加。但是,她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散心的好机会,我可以借机从家庭和工作的重压下逃离片刻,喘口气。她说:“出去走一走吧,跟布雷克好好玩儿,别再想这些烦心事儿啦。”她说得简单,真要做到谈何容易!
实际上,这两个提议我都不喜欢,但是我却都同意了。主要是因为我不知该如何拒绝。同时,我内心的惊惧又大大地加深了。
她想去教堂,真的纯粹只是想寻求精神安慰吗?
还是说,她要以此为借口,溜出去找保罗和爱玛?
整整一个上午,我一边陪着萨姆,一边绞尽脑汁地想这个可怕的怀疑究竟是真是假,然而却无能为力。
给萨姆做早餐时,我打开了厨房里的小电视机。电视上在放新闻,镜头给到了我姐夫上司的上司的上司安迪·惠普尔,他正在就自己所做的慈善事业接受采访。据马克姐夫说,惠普尔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公司的全部投资及时从股市撤出,转投避险领域,因此在金融业界声名大噪。其他公司都损失惨重,但是惠普尔联盟最大的一支基金却暴涨百分之二十八,创造了业内奇迹。
作为一个金融世界的投资大师,他长得很不起眼儿:身材矮胖,下巴肥硕,头发很短,发际线过高。
他给市中心的一个青少年会捐了两千五百万美元,为此,记者正在对他歌功颂德。我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却没听到他在说什么。我恍惚地想着他的钱。如果我有两千五百万,我能摆脱眼下的困境吗?金钱能让爱玛回家吗?
由此,我展开了更多的幻想。也许马克能帮我联系到惠普尔,然后惠普尔借给我一大笔钱,只要能保证爱玛平安归来,即使用余生来还上这笔债,我也心甘情愿。
又或者,两千五百万美元也无济于事?惠普尔有庞大的金钱资源,可我也手握司法权力啊!如果他遇到我的情况,会不会跟我同样一筹莫展?这世上真的有金钱和权力都买不到的东西吗?
等艾莉森从教堂回来之后,距离下午的募捐派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匆匆地谈了谈有关萨姆的话题——他吃了什么,我们在家做了什么,他看起来好不好——然后我就出门了。
这次的募捐派对在纽波特纽斯的一个游艇俱乐部举行,名为“与议员共度周日——在午后的小型派对上邂逅布雷克·富兰克林”。虽然布雷克如今已是一名民主党人了,但他还是像共和党人一样通过举办派对来募集资金。
我到了以后,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名牌,上面写着“桑普森法官”。我知道他们只是想表示对我的尊重,可如果我有修正液的话,我肯定会把“法官”二字涂掉。在法院时,我不介意别人叫我“法官”。但是在其他地方,我还是更愿意用自己的本名“斯科特·桑普森”。
虽然这个派对叫“小型派对”,没想到受邀前来的人居然这么少,这也就意味着每位参加者的花费都很多。一张入场券说不定有一千块吧?或者五千?我并不关心具体价格是多少。还是他的政策顾问时,我就从来不蹚竞选资金这摊浑水。
当我走进这个乡间俱乐部的宴会厅时,我看到布雷克议员正在跟两个有望出钱的赞助人热切地聊着天儿。布雷克的胸膛很宽阔,身高刚过六英尺。他的头发虽然已经都变成了灰色,但依然浓密而卷曲,如年轻时一样。他的头颅很大,身材非常健壮,容貌气度均与众不同,在电视画面上显得尤为英气勃发。
布雷克是个活力充沛的人,也正是这一点支撑着他在政界走到了今天。他出身于一个劳动阶级家庭,父亲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的工人,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上完了大学,同时结交了一些有钱的朋友。他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这些朋友出钱投资,成立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军费开支增加,汉普顿锚地变得繁荣起来,布雷克也借机赚了一笔钱。然后,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前,他就卖掉了公司,不久后美国的房地产界就迎来了泡沫破裂的惨淡时期。
他之所以进军政界,是因为他想让下一代跟自己一样,能有白手起家、追求梦想的环境和机会。共和党与民主党都非常欣赏他的这条从政理由。
我看着布雷克,他已经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几个老富豪面前,跟他们有说有笑地聊着天儿。这几个老人让我想起了瓷器:既脆弱又昂贵。在我与布雷克共事的数年间,起初我以为他的谈笑风生都是假的,或者至少是装出来的。我觉得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很明白,在政坛打拼全靠人脉。身为政客,必须要做到人情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