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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北京人都傻牛逼傻牛逼的，有个段子说是兰州人仰起脖子在北京数高楼有多少层，来了个北京混混，口袋里摸出个红袖箍，套到胳膊上就要罚款。说是首都的规矩，数一层楼一块钱。兰州人只好自认倒霉，说是刚刚数了八层，拍出八块钱来。等北京混混刚一转身，他便低声骂道：夯客（兰州方言，傻瓜）！我明明数了十八层哩！

这事儿渐渐成了笑谈，兰州不缺高楼也不缺牛人，缺的是些高楼林立精英怪人云集的气氛。就像颜峻说的，就是你有再奇怪的想法，在北京都能找出一堆人来臭味相投。想出名，你首先得有个人气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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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皮筏子（1）

行为艺术

西省人做事向来直接生猛，做行为艺术的人也制造了几件狠事。

先是现在安家北京的刘新华，做了一件作品叫“新华制造”：就是拿一本《新华字典》用自己的男根蘸上红印泥往上盖戳儿。他名字里有个“新华”，以前又在一个叫“新华印刷厂”的地方上班，搞个“新华制造”出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有次在兰州大街上碰到他，然后伙在一大堆人里去吃火锅喝白酒，言谈中看着是个安静谦逊之人，咋就是个火辣辣的行为艺术家了呢？

再下来的是兰州籍行为艺术家杨志超，他在上海双年展上的作品是“种草”——即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割开背后一段皮肤，然后把一撮真正的青草种进去并且缝合。整个过程中，他都在龇牙咧嘴地忍着疼，听凭那撮青草粗暴地长在他的身体上。

我对行为艺术向无偏见，人总要表达自己的内心，哪怕形式上极端一点也是好的。况且，行为艺术家一般来说都比较有趣。马奇志是我在兰州认识的一个搞行为艺术的家伙，也是个有趣的人。有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从睡梦中被丁香花的气味“惊醒”，爬起来就立马准备了一场叫“赠送花香”的行动。他从床头一本书里翻出几百块钱（一般的，每月工资他都是这样随手夹在某本书里，说是无意中翻书总能带来惊喜），从杂货铺里买来长短粗细不一的各式麻绳，然后结成大小不等的圈。在学校的丁香园里，他把那些绳圈挂在树上，等待那些将被赠送花香的人。遇有人过来，他就摘下一个绳圈送给他，小的挂手上，大的套脖子上，郑重地对那懵懂的人说：“请把花香带回去。”过往行人围成一圈看他，有的女孩子一脸羞红地戴着他的绳圈，兴奋地对同伴说：“这是行为艺术耶！”而另外一些路过的人，要么目不斜视，也不接受凭空赠送的花香，脚下加速，一笑而过；要么从牙缝里冷冷地哼出一声　“傻×”，不屑一顾地走开。再后来，他拿把牙刷刷篮球场上的砖，拍市公安局拆迁重建的全过程，找一堆“托儿”在作品拍卖会上抬高自己的身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真正做到了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

羊皮筏子生活在兰州这样一个两山夹一河的地方，总会遭遇狂想，很多事情到后来就近乎于一件行为艺术作品。背冰上山种树算一件，移走大青山也算一件，很多人携带着各种各样的想法来回奔走，只为让自己与众不同。

醒酒屋

套句现成的话——醒酒屋曾经是西宁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西北苦寒之地，大众文化生活不太丰富，娱乐基本靠酒。西宁是青海省省会，青海有个青海湖，水是咸的，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人开玩笑说，一年总得喝掉半个青海湖吧。这个说法或许会有些夸张，但西省酒风之盛，酒精耗量之大，多少也让人震惊。青海人嗜饮青稞酒，无酒不欢，若再佐以粗犷的烤羊排和冰抓（凉的手抓羊肉），则浑身顿生豪气，直顾得叫喊：“拿酒来！”

就像海子诗里说的：“青稞酒在草原之夜流淌这些热爱生活的年轻人他们都不懂得我此刻的悲伤……”那些摇摇晃晃游走在西宁街头的醉汉想必也是如此，醉眼看人，定是觉得没人懂得他找不到酒喝的悲伤。有个段子这样讲，说是有个醉汉在街头横行被汽车撞进道沟里，在沟里头看着上面汽车的大灯还在嘟嘟囔囔：“你以为你的眼睛喝红了就喝过我了？”等把这头破血流的家伙送到医院里，他还坚持让医生给他挂一瓶酒，声称：“我头破了不要紧，就是胃缺酒！”还有另外一个醉汉，从酒馆里出来摇摇晃晃摸到自行车，发现车座子让人给拔了，气不打一处来，使出蛮劲儿也卸了一个车座子，出了一头汗被风吹得稍稍眼亮，才发现刚才卸掉的才是自己的车座子。车子没办法骑，只好步行回家，在自己家周围转了一晚上也没找到家门。解开皮带小便，握着皮带的一截半天没动静，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操，把家伙都喝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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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皮筏子（2）

针对这些街头游魂般的醉汉，醒酒屋应运而生了。往往是一条街上就有数个这样的小屋，挂着招牌，里头放着若干张小床，备有浓茶、水果、热毛巾、输液器材等物。那些不堪酒力的家伙会被扛进小屋内，最通用的办法是让他好好睡一觉，醒来喝茶吃果子热毛巾擦脸，醉得太狠的就输上瓶液。天亮的时候再通知家属来领人，有点像成人托管所。此屋与那些街头常见的茶屋洗头屋不同，不是纯服务机构，带着那么点强制措施，收费也奇贵。一斤苹果可以收费三十元，一杯热茶十元，一条毛巾十元，一张床要五十元。

那些酒后醒来的人，多半暗自正羞愧得紧，不知酒后都做了些什么，往往一声不吭迅速埋单，然后匆匆散去。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就是生活中不可更改的铁律。

录像机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吧，一个闭塞单调的年代。一台录像机出现在那个年代里是一件很突兀的事，就像是表面平滑的玻璃上凸起了一个毛刺，怎么摸怎么不舒服。这个故事与录像机有关，与黄色录像有关，也与一个谎言和一起盗窃事件有关。

兰州城区西部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区，天永远灰蒙蒙的，电厂的烟囱顶端总是燃着不熄的火焰，空气里隐隐飘荡着化学的气味，人们走在街上看起来都心事重重。大厂的青工们都住在宿舍区里，就是那种老式的居民楼，几个青工住一套单元房，每人享有其中一个房间，类似于今天的合租房。那都是些刚刚长成的热血青年，对异性充满了渴望，对生命充满了好奇，工业区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使他们的情感备受压抑。八小时之外的业余生活，为了打发无聊的单身生活，也就是喝喝酒，打打牌，吹吹牛。

有一天，小王拿回来一盒录像带，神色紧张而诡秘，把舍友小张和小李叫到一起，称手里拿的是一盘顶级黄色录像带。这之前，三人都听说过黄色录像这东西，心向往之久矣，却从来无缘看到。这盘带子是小王一个朋友从广州带回来的，据说非常刺激。

三个人拿着这盘录像带束手无策，既无电视更无录像机，总不能在墙上挖个缝插进去看。思谋了几天，终于在楼上一对新婚夫妇那里借来了全新的电视机和录像机。为表示感谢，把那已婚男人也拉来一起看片。像所有初次看黄片的人一样，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似乎都被颠覆了，四个人呆若木鸡，沉默地看了一个通宵。每个人都弯曲着身体，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某种激烈反应。那盘录像带被反复播映，一直到了发烫的地步。此后的几天，四人见面谁都不说话，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