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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等结党营私。上谕，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无知之辈群相趋奉，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允禄从宽免革亲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著革退。

弘皙则与允禄不同，“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著革去亲王，令拿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亦与身死无异”），其子孙照阿其那、塞思黑子孙之例，革去宗室，给与红带子。＇4＇弘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晈从宽仍留王号，终身停俸。

乾隆七年，复禁止担任御前侍卫之宗室与大臣等来往。乾隆十八年，严厉禁止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限制越来越严厉了。

“宗室干政”之外，另一个可能的最大威胁就是所谓“朋党”。而“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5＇

据说，乾隆初，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6＇二人又“素不相得”，＇7＇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有所过失，张必以微语讥讽，使鄂无以自容。＇8＇

在苗疆事务上，二人发生了首次冲突。因为战事不利，皇上撤回了办事乖谬的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张党），改任了张广泗（鄂党），却按下了两派之争的扩大。多年后他于《怀旧诗》中追忆：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

乾隆六年，御史仲永檀参劾步军统领鄂善，并及于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多人，致令鄂善自尽。

不久，六年夏，以黄廷桂“滥举匪人，降二级调用”一事，鄂尔泰受到皇上“严行申饬”，据说从此敛迹修身。

乾隆七年，以仲永檀与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将仲永檀下狱，鄂容安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察议，以示薄惩。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故。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朋党”犹可，只剩一个（独大）就令人难以容忍了。因此虽说“鄂尔泰在生时，朕屡降旨训饬，较之张廷玉尚为严切”，但皇上并未放过所谓张党。

乾隆十三年，年已七十七高龄的张廷玉上疏请求致仕归田，为满心不悦的皇上留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张廷玉竟然没看出皇上的不快，一来一往地摆起自己的理儿来。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乾隆十四年皇上终于准其原官致仕，张廷玉未能亲至谢恩，又因担心改变先皇遗命，不准其配享太庙，复“请一辞以为券”。用皇上的话来说，这就迹近“要挟”了！

张廷玉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职中枢，参予密勿，曾经雍正皇帝许诺，死后可以“配享太庙”，在清朝祖庙中获得一个陪祀的地位。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汉人能享此“殊荣”。有，亦从张廷玉始。

皇上于盛怒之下，削去其伯爵名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更是动辄得咎，又被宣布罢免其身后配享。皇上甚至指斥他“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极尽羞侮。

随即发生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任，贿买生童”，罢官回藉途中，投水自尽一案。朱荃为张廷玉儿女亲家，曾得到他和梁诗正、汪由敦等人的先后举荐和包庇，上谕：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经“传旨询问”后复遭罚款、追缴此前赐给一切御笔、书籍等物，并查抄其在京住宅。梁诗正则交部察议，汪由敦降为侍郎。张党受到重大打击。

乾隆二十年，借胡中藻文字狱案，继续打击鄂党。＇9＇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藻处以斩决，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大学士史贻直休致回藉。张廷玉恰于此时病逝。上谕：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然，何事不可为也？一面警众，一面仍准二人配享太庙。并于几十年后复谕：“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10＇他不但像他的父亲那样，不赞成有任何的结党行为，而且不允许大臣在上奏前互相讨论、私下交换意见。据说，乾隆朝的“朋党”从此绝迹。

同时，一向并无私属的皇上着意培养了讷亲、傅恒等一干新人（皆满族亲贵）。开始有了自己的核心班底，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以致皇上终于可以说：

（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11＇

但他仍然高兴不起来，根深蒂固的吏治问题仍未解决。

经过雍正一朝的整顿，吏治曾有很大的改善。问题却不可能“一劳永逸”，根本解决。乾隆初推行宽大政治，曾将雍正朝贪劣有据的革职官员两千一百余名予以复职，所有官侵吏蚀一概豁免。但不久之后，问题就又出现，同时，也有不少新的规定出台。

乾隆元年十二月癸亥，闻近日督抚中，有收受属员馈送者，谕令禁止。

乾隆三年四月甲申，令停止督抚贡献，谕：各省督抚，向来有进贡方物之例。朕御极之初，即降谕旨，令三年之内，停止进贡。并谕令督抚等毋得收受属员土仪。＇12＇

乾隆四年二月丙戌，禁内外官吏侵亏国帑。

乾隆六年九月庚寅，因定例文武官员犯侵贪等罪，于限内完赃，俱减等发落。近来侵贪之案渐多，照例减等，便可结案。谕令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各案人员陆续发往军台效力，以为黩货营私者之戒。

但立法虽严，自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以来，即出现不少大案。六年三月，发生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加平入己、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案，实出于意料之外，上谕：

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以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奋勉，砥砺廉隅，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

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籍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我皇考整饬风俗，澄清吏治，十有余年，始提丕变。今不数年间，而即有荡检踰闲之事。……国法具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13＇

甲申，御史仲永檀参奏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善，寻经皇上亲自鞫问，坐实其受贿事实。经王大臣等会议，以鄂善应拟绞立决具奏，命从宽令其在家自尽，成为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之一品大员。庚寅，上谕：

自降旨之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以为不如皇考之仁育义正，能使百尔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皇考在天之灵鉴照之耳。垂泪书此，王大臣其体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五月辛卯，饬科道纠参贪墨。

乾隆十二年，情况再度严重。更严格立法，四月甲申谕：

雍正年间属员亏空，定有上司着赔分赔之例，是以官员知所畏惧，亏空之案甚少。近来此例不行，所以贪风复炽，不可不加意整顿。

乾隆十三年九月庚戌，定侵贪犯员罪名：若以身试法，赃私累累，至监追二限己满，侵蚀未完尚在一千两以上，及贪婪未完尚在八十两以上者，秋审时即入情实，请旨勾到。

鉴于近年以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