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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3页）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乾隆二年二月戊寅，上谕停止增租，夫旗人民人，均吾赤子，朕一视同仁，并无歧待。著……令该督保题，停止增添（地租）。

并于乾隆五年议定，旗地“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

为何不许随意加租，清廷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在嘉庆朝昭槤的案子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赋”准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6＇这也许就是政府不许随意加租的最有力的说明。

乾隆十三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也终于修订完成。＇7＇追索欠租，过去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也没有什么定章可循，从此以后，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加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虽遇强佃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8＇旗人取租，“乃州县中有以抑挫旗人为不畏强御者，有以袒护民人为善于抚字者，遇此案件，大都置之不理”，＇9＇　毕竟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人头税”，而代之以“财产税”（土地税）。取消“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同时，改变身份制度，取消“贱民”名义，提高“雇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上述种种作为，从“国家的视角”看，似乎便是欲使社会“平民化”，从而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

同一时期，与之相关的是，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租佃制度得以修订。

据研究，自清初（甚至明末）以来，中国的地租额和地租实收率就在不断下降。地租额的下调幅度一般是在20个百分点以上。而在十八世纪，地租实收率大约不过租额的七八成：

1。十八世纪上叶：

安徽休宁黄姓祀租簿（1697—1746），呈下降趋势，实收率绝大部分为约定租额的八成左右；其中部分定额租亦呈下降趋势，以期初数为10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4％；

福建龙溪县（1715—1743），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4％；

福建闽清县（1718—174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7％。

2。十八世纪中叶：

山东汶上县美化庄孔府收租总帐（1736—1775），平均实收额指数：小麦52％，高粱56％，豆类47％，杂粮41％。

3。十八世纪下叶：

安徽歙县仁和堂分成租册（1754—1790），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0％左右（从早期的74％下降到七八十年代后的56％）；定额租册，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2％；

福建龙溪县（1753—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1％；

福建闽清县（1756—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2％。

4。十八世纪末：

直隶旗地中的八项旗租地，在十八世纪末已完数占额征数的三成到五成不等，平均为34％；

安徽祁门李姓亨嘉会租簿（1783—1800），趋势有降有升，平均实收率约为78％；

歙县亨嘉会分成租簿（1783—1800），趋势不明显，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4％；

浙江嘉兴某姓租册（1784—1796），平均实收额指数为90％。

其中大多在八成以下，一些地方甚至只有五成、六成。可见地租占单位面积产量的比重，即地租额，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百分之五十，而不过百分之三十左右。在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全国粮食产量中，约占百分之十二的，或更低一些。＇10＇

十八世纪中国民间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这些变化不是偶然的，也与政府的政策及法律规定间有着某种关联。

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斗争”，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即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存在若干农民大起义（十八世纪几乎没有），同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可能有很多方法来对付地主，并由此渐渐修改了制度。我们不应把农民的这种能力，总与其行为的成果割裂开来。也不应把他们的形象理解为只是逆来顺受，懦弱不堪。这，应该说是一种互动的结果，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常态（用“日对仇讐”来形容这种关系并不妥当）。

依据张五常“佃农理论”的说法：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