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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58＇　《清史稿·食货志》，卷125。

＇59＇　参见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页38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又据统计，乾隆四十九年以后至五十三年，各省水旱灾荒赈恤及因灾蠲免豁免民欠，共计银二千四百五十五万两余、米谷二百二十万余石，《乾隆朝上谕档》，十四册，689…690页。

＇60＇　《高宗实录》卷217；同时，恐其地亩无人耕种，令在籍居民。代为耕种。

＇61＇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癸丑谕。

＇62＇　乾隆十六年正月庚子谕：朕哀矜庶狱，昨岁推恩中外，已将五次缓决罪犯查明减等发落。顾念比年以来，获罪之犯，尚有羁禁圜扉者，朕心恻焉。所有直省朝审秋审各犯，缓决至三次以上者，即着该部查明，酌量案情，分别请旨减等发落。

＇63＇　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65。乾隆五年，曾作诗云：“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御制诗初集》，卷四，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页28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6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案，1140…035；另外，在禁烟禁酒上，亦“俱未实力奉行”，乾隆六年五月甲戌谕。

＇65＇　钱穆：《国史大纲》，页633。

＇66＇　伪稿即所谓《孙嘉淦奏稿》，其文累万言，以所谓“五不解十大过”，指责皇上即位以来之种种过误，尤为指斥南巡；伪稿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页772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狗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惑乎？”参见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页398。

＇67＇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

＇68＇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

＇69＇　参见高王凌：《乾隆南巡》（未刊文稿）。

＇70＇　“叫魂案”又名“割辫案”，什么是“叫魂”呢？相传那一年从南方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有一伙不法之徒正在四处游荡，通过在人的名字、辫子或衣物上施用魔法，摄取人的灵魂。这引起了地方上的恐慌，也因此惊动了朝廷，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以上参见孔非力《叫魂》，及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不过，如果说“伪稿案”还找到了一个“替罪羔羊”，“叫魂案”却最终是“不了了之”了。

＇71＇　湖南巡抚许容诬奏谢济世，被夺职后，乾隆七年，有旨仍命抚湖北，给事中邹小山上疏：“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于黜陟之所以然。”疏入，上遂寝其事，《朗潜纪闻·三笔》卷9，此乃其小者。

＇72＇　周世宗以违众议，破北汉兵，自是政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而已。推官高锡上书谏曰：“四海之广，万几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亲之，……不若选能知人，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忧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无乃失政之本乎？”不从。《御批纲鉴》（卷70）批曰：“人君躬揽庶政，则权不下移，奸欺无由得售，所全实多。高锡扭于晏安习见，但以垂拱为得大体，而不知敕几实握治原。……观周世宗事皆亲决，而美政史不胜书，可以知治要矣”，其事颇为相似。

＇73＇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子谕。

＇74＇　朝鲜使臣报告，《李朝英祖实录》，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页3。

18。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

乾隆十三年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首先，是关于清朝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刘松龄看来，通过金川之役，可以看出满洲人的军事能力已经低落了；而在稍后一封关于平定准噶尔的信里，他都没有一句话夸赞清朝的军事力量。

大约同时，金川之役在天主教传教士安德列斯·雷（1692？～1772）的日记中被翔实地记录下来。雷的传教基地在成都，他叙述了清军高昂的阵亡损失：一些士兵被金川人砍成肉泥，一些士兵饥寒交迫成了残废，一些士兵为逃避敌军追击纵身跳下悬崖，许多将校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冻疮严重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清军阵亡士兵的遗孀在官府没有发给她们抚恤款项的情况下，到成都地方官的衙门门前示威抗议。在这种糟糕的形势下，谣言四起，甚至谣传乾隆帝已经驾崩。＇1＇亚历山大·伍德赛德（Woodside）在《剑桥清代史》中写道，满洲旗人所向无敌和办事高效的声誉在金川宝塔形状的碉堡前完全破灭（

第五章《乾隆朝》）。这一件事，初传教士以外，当时还没有人道及。

第二个方面，是对金川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所谓“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本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就打破了单方面史料的限制。

中国学者很容易说，刘松龄“错了”。他们更相信官方的史料，好像清代官书上有的，才算是有，没有的，或不符合的，就不能证明似的。殊不知，那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就是清人一直在修改他们的史料，特别是档案史料。其结果，必然是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考订”出来，无论怎样“考异”都没有办法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