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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张勋和他的北洋 6复辟舞台的搭建（第1页）

黎元洪和段祺瑞坐在了一起，开始讨论该如何继续管理这个国家的问题。两人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该采用哪部宪法。最后，两个人都同意用孙先生后来起草的那部《临时约法》，但两个人的理由却是不同的。

黎元洪是要继续当大总统的，因为他是袁世凯的副总统，按照法理，如果大总统死了，副总统要继任的。但在袁世凯自己搞的那部宪法里，有关副总统的继任是这么规定的——副总统只能继任33天，33天后要进行全国大选，重新选举总统；而在《临时约法》里，孙先生规定，如果总统死了，副总统继任，并且一直继任到下一届国会开会，再选举新的总统。所以，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当然希望能采用孙先生的《临时约法》了，这样他就能多当几年总统，虽然《民国约法》中的总统权力更大，但毕竟只能当33天。

段祺瑞也想要采用《临时约法》，因为《临时约法》就是为了限制袁世凯而制定的宪法，它规定了责任内阁的权力很大。袁世凯死后，总统的位置固然是要归黎元洪的，但总理的位置就非段祺瑞莫属了，其实早在袁世凯还在位的时候，段祺瑞就已经当过总理了，只是因为后来袁世凯要称帝，段祺瑞跑了。

总之，在宪法的采用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一拍即合，采用了《临时约法》，不过，《临时约法》虽然对两人都有利，但也埋下了府院之争的祸根，因为它毕竟没有写清楚总统跟责任内阁的权力和权限，新的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没想到这两个人相互摸索和合作得还不错。因为段祺瑞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亲眼看到他大哥袁世凯因为不想办共和而违背了民意，最后众叛亲离一命呜呼，段祺瑞绝不能让自己重蹈袁世凯的覆辙，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更尊重人民的意愿，而且段祺瑞也很想名留千古，于是他提出了再造共和，黎元洪也没什么意见。于是，民初国会重新开张了，议员也都回到了北京，开始选举。

重新开张的民初国会选举，其实就是由段祺瑞的责任内阁负责提名，黎元洪负责盖章，看起来有点像法国的二元制政府，责任内阁的权力虽然很大，但因为章在总统手里，所以总统还是有点权力的。对于责任内阁的提议，黎元洪基本上都能同意一半，或者一大半，然后他也发言几句，体现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如果责任内阁提名的都是北洋系的人，黎元洪就会说，不行，我也得提名几个革命党的人，因为我们得跟南方保持团结，否则在南方的孙先生不会同意的。对于黎元洪的意见，段祺瑞也都表示同意，因为段祺瑞觉得，可能人家先进的西方国家也是这么玩的，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做一点妥协，提名一些国民党人，再提名一些革命党人，让各方势力都维系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虽然在大问题上合作得非常不错，表现得都非常大度，却在一件小事上发生了一次争执，而且还闹得不可开交。段祺瑞手下有一个特别亲信的幕僚，名叫徐树铮，徐树铮是一个极其傲慢的人，他只相信枪杆子的力量，对于共和相当不屑。段祺瑞本人当然是极力想要办共和的，但他手下的人不一定都能理解共和，而且段祺瑞确实离不开徐树铮，大事小情都得问问徐树铮的意见。后来，段祺瑞想任命徐树铮，按照程序，需要黎元洪来盖章，没想到黎元洪死活不肯盖章，因为徐树铮曾经在公开场合辱骂过黎元洪。黎元洪虽然一直小心地维系着和段祺瑞的关系，但在徐树铮这件事上，却史无前例地摆出了强硬的姿态。段祺瑞也很坚持，因为徐树铮是他手下最重要的幕僚。就这样，两个人各持己见，谁也不愿意妥协，一时间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

后来是如何解决徐树铮这个烫手山芋的呢？说来也巧。因为徐树铮这个人实在是太傲慢了，他连大总统黎元洪都敢骂，更别提国会里的其他人了。就在黎元洪和段祺瑞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徐树铮居然又跟国民党的内务部长打起来了，因为徐树铮老是在国务院里指手画脚，导致国民党的内务部长无法忍受了，站起来对他说，你还不是国务委员呢，充其量也就是总理的秘书，国务院的事情由我们这些国务委员来管理，你给我闭嘴。徐树铮哪儿受得了这个气，两个人当场就掐起来了，闹到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地步。最后段祺瑞没办法，只好去找黎元洪说，反正我也受不了你们家这位内务部长，你也受不了徐树铮，咱们府院之间也不能老这么闹下去，不然这样吧，还是各自退让一步，让他们两个人全都辞职吧。最后，府院还是各退一步，打了个平手。

类似的事情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也时有发生，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或是执政党和国会之间，经常要做双方的妥协，这是办共和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事，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府院双方都想继续彼此合作，把共和办下去。但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真正的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实“一战”早就爆发了，日本也早已经占据了青岛，但那都跟我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只不过就是在一旁看着列强相互打架而已，因为人家没有来欺负我们，我们也不敢得罪列强，更何况战局也非常不明朗，看不出来谁会输谁能赢。说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最后半年，都看不出输赢。“一战”是一次极其奇怪的战争，它爆发的时候没有人看得出来，它结束的时候也没有人看得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把“一战”当回事，更没有人想到要去参战。

结果到了1917年的时候，美国突然参战了。美国人爱热闹，它一参战，就想拉着大家都去参战，于是美国跑来跟段祺瑞说，你们中国来参战吧，如果你们参战，美国就可以给你们好处，比如取消“庚子赔款”，放弃治外法权，修改海关税则，提高进口关税。段祺瑞一想，外争国权，内修内政，这不是天大的双重好事吗？第一，中国去宣战，美国就不管我们要“庚子赔款”的钱了，治外法权也不要了。第二，还有一件隐秘的好事，那就是日本把青岛给占领了，法理依据是日本向德国宣战了，日本跟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了，所以原本归德国占据的青岛就归日本了，可德国根据什么法理拥有的青岛呢？那就是我们跟德国签的条约，把青岛租借给了德国。那么，如果我们向德国宣战的话，我们和德国签订过的一切条约就都作废了，青岛也就不是德国的了，日本接收青岛也就不合法理了。

这么看来，宣战对我们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于是段祺瑞就找到黎元洪说，咱们加入协约国，向德奥宣战吧。黎元洪当场大惊失色，坚决不同意宣战，因为中国当时所有的陆军，尤其是从小站练兵训练出来的北洋军队，都是在德国军官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连装备都是德国的毛瑟枪和克虏伯炮，可以说，中国的北洋军就是德国人训练出来的军队，他们对于德国和普鲁士军人有着无限的崇拜，他们都相信德国绝对输不了。所以黎元洪坚决不同意向德国宣战，在黎元洪的鼓动下，国会也反对宣战，一大堆的知识分子也不同意宣战，比如梁启超等，大家都说，如果段祺瑞向德国宣战，中国肯定会亡国。

各省的督军也都开始鼓噪起来，反对宣战，但督军的想法和知识分子又有所不同。段祺瑞虽然是北洋系的大佬，但他长期身居高位，已经不直接带兵了，手上其实一个兵也没有，兵都在各省的督军手上，而且每一名督军还都兼着至少一个师的师长，所以督军们觉得，段祺瑞口口声声要宣战，但他手上却没有兵，一旦宣战了，那不就得让督军们去打仗吗？难道要让这些由德国军官亲手训练出来的军队，去欧洲战场上和德国人打吗？这事绝对不行。

于是，段祺瑞就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督军大会，把各省的督军都召集来，跟大家说了一件很机密的事情，那就是日本许给段祺瑞的好处。日本当然是很早就向德国宣战了，而且也在战争中损失巨大，不过现在美国也参战了，整个战局由美国来带头了。日本本来是不希望中国宣战的，因为宣战是有红利的，日本想要独吞亚洲的宣战利益，结果现在美国一直鼓动中国宣战，日本也就听从美国的意见，希望中国参战，而且日本给中国开出的条件比美国的还好，美国只承诺取消“庚子赔款”和放弃治外法权等，日本则直接提出，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就帮中国训练参战军队，还无偿给中国提供贷款和武器。段祺瑞还进一步向各省的督军承诺，一旦宣战，他不光提供军饷和武器，还给每个省扩充一个师的兵力。

既给钱，还给武器，又帮忙练兵，还给扩充兵力，在这么大的好处的诱惑下，各省的督军顿时不再反对宣战了，他们回到各省，纷纷向全国发表通电，支持宣战，民国时代是一个通电政治的时代，大家有事没事都爱用通电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督军们这一通电，府院之争也就越发地僵持不下了。其实早在这之前，黎元洪就已经被迫让了步，跟德国断交了，但断交归断交，直接向德国宣战就是另一回事了。宣战是总统的特权，只要总统不开口，宣战就不合法理，美国的宪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只有总统才有权力代表国家对外宣战。总之，黎元洪坚持不肯宣战，段祺瑞说你不宣战拉倒，我直接越过你，由国会来代表国家宣战，而且国会已经被说服得差不多了，再加上我们的《临时约法》里，对宣战权力这件事写得也不是很清楚，可以钻这个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