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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 出走或归来（第2页）

胡适在推进新文化运动时，可谓“去志已决”；但在检讨自己的历史时，仍然不无惭愧地说，自己的态度太和平了，如果按照他的态度做去，而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探讨与尝试。

有学者批判五四的激进主义，危言其危害之烈，居然延及“文革”。作为历史性事件，“文革”的构成，远比五四运动为复杂。说到激进主义，既有红卫兵的自下而上式的，也有权力者的自上而下式的，未可一概而论。即说红卫兵的激进主义，也不是清一色的。应当承认，其对官僚体制的冲决，自有五四的血脉在。可是，六十年代的革命模仿者，他们的暴力行为，却多的是最古典最保守的流氓主义；从口号到实践，山呼万岁，“誓死捍卫”，明显是封建时代正统意识形态的产物。而这些，与五四运动并无相近之处。

激进主义于是有了最后的分野:它是奴役的?抑或是解放的?

本世纪的第七个年头，一个留学青年在荒岛上呼喊：“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十年后，终于出现了《新青年》的一群！

在人类思想解放运动中，作为战士，大约总是成群地产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沙俄时期的彼得堡，流亡的法兰克福学派，塞纳河左岸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围拢着，用热血和理智点燃了一堆又一堆篝火。如果失去它们的照引，人类不会跋涉到黎明的河边，而将长久地在蒙昧中匍匐……

分裂是伟大的，也是悲哀的。

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太早，太迅速，其实它是被迫中断的，未完成的。现代启蒙精神的沦亡，虽或同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而知识分子集体人格的先天缺失，则几乎是致命的。

陈独秀们向左转，擎起政党的大旗；胡适们向右转，徐徐踱进研究室，由学者而政客还是后来的事情；周作人们从叛徒到隐士，从此追遥起来……经过一场恶斗，结果战士风流云散，惟余一片旧战场……

独有鲁迅一人，肩负黑暗与虚空，继续作唐吉诃德式的战斗。

鲁迅不是一个人而来，

但是他是一个人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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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蒙，康德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对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通过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勇气来自激情。在这里，正是激情与理性，铸就了启蒙思想者手中的双刃剑。

启蒙首先是反叛，决裂，扫荡，是部分到整体的破坏；建设是随之而来的，是破坏的必然。五四思想者群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打倒孔家店”再一个是“全盘西化”，都是对传统文化一社会结构的彻底性颠覆。

价值重估。偶像破坏。没有神圣之物。尼采、易卜生等名噪一时，与其说是新偶像，毋宁说是精神领袖，现实中的文化英雄。正是他们，引领一代青年知识者走向新的自我。个性解放的结果导向多中心主义。多中心即元中心。不必说盛行一时的虚无主义一无政府主义，即说蔡元培式的兼容并包，其实也是无中心。历史上任何启蒙思想运动，都是对“中心”的解构。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是辛亥一五四一代人的“圣经”。虽然，至今有学者指当年的“进化论”如何错误，但是正是这“错误”，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先导。

五四启蒙战士，动荡的知识者群，从来不曾考虑把“破坏”和“建设”分开，一如后来的学者。他们创办了许许多多社团，刊物，载运生气勃勃的思想《新青年》，《新潮》，《新女性》，《狂飘》，《洪水》，《莽原》，《贡献》，《创造》；还有《晨曦》，《太阳》；还有《少年中国》，《浅草》，《未名》和《语丝》。。。。。。全是新的，力的，梦的，光明的和前进的。知识者深信，未来在他们后面。他们勇于充当开路的先锋。

别尔嘉耶夫指出，在俄国“理性也将与德国的大炮、地球仪一起从国外进口，舍此别无他途。”

中国亦然。

世界主义战胜民主主义。

激进主义战胜保守主义。

五四大旗书写着两个新鲜的语词:民主与科学。

这就是有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虽然在西方，它们已经流行了数百年。

在这里，民主与科学是一种精神，而且只能是一种精神。不能说精神不是重要的。正是这精神，把五四的一代同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清末一代区分开来。它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挣破“中体西用”的紧身衣，跨越唯重器物的阶段，而有可能进入照耀着理性之光的纵深地带。

科学作为一个口号，是在五四的浓厚的人文空气里产生的；一旦空气流失，所谓科学理性，就会被民族化为宋代的新儒学一样的扼杀人性和创造力的东西。而技术主义，不过是唯理性主义的一种物质形态而已。民主也一样。如果民主不是首先意味着民主精神，它便永远是“大多数”的代名词。即使名义上已经“共和”，议会政治代替了君主立宪，最后也将逃不出极权的领袖和善变的政客的玩弄。中国的传统，由来是借众凌寡的，“少数派”根本得不到保护。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三结合”，“群众专政”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有一个叫“十六条”的白皮书写道：“要保护少数。”试看除了意在起用有数的几个佞臣，还有什么“少数”曾经被“保护”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