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李宏龄经营票号40余年,善于观察形势,当清末社会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发生危机时,李宏龄针对票号业的弊病,率先倡言票号改革。后来,他的票号改革思想和计划,因被守旧者极力阻挠而未果,愤而著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等,详细记述了票号改革的思想、计划和经过。
商战中有一个“先手定律”,强调的就是一个“先”字。你若慢了一步,别人可能已冲到前面,先你而成功,你的准备只能前功尽弃。所以谁创新快,换代快,谁就能赢得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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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创新精神借鉴
晋商在多种行业所进行的不同的经营活动,没有既定的模式,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人的经验,所有的一切,均需自己去探索发现,去总结归纳。他们的创造活力让世人钦佩。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创新的时代,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处在不断改变之中,全球化的市场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这都不断地向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这一切挑战的秘诀就是创新。
提起天津狗不理包子可谓家喻户晓,谁到了天津都要去尝尝鲜。可要问起为什么叫狗不理呢?就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答上来了。有人说用怪谲的店名,意在招揽顾客;也有人说是借此辱骂不肯光顾者;还有人说是形容包子香过头了,连狗都不吃。其实“狗不理”只是此包子的发明人高福顺的小名儿。
高福顺出生时家里很穷,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父亲看着三个饿得哇哇直哭的孩子,无奈之中狠心将刚出生几天的“小四儿”扔到荒草滩上。这天夜里父亲梦见孩子被一群野狗叼走,惨痛的哭声把他从噩梦中惊醒。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一路趔趄赶到荒滩,他用颤抖的手拨开草丛,看到正在酣睡的儿子粉红的脸蛋儿煞是可爱,急忙抱回家中。父母觉得这孩子命大福大,给他起名叫高福顺。又琢磨着有个小名儿好养活,既然连狗都不愿理他,干脆就叫“狗不理”吧。
1914年,15岁的福顺来到天津“天地成”包子铺当学徒。他干活麻利、勤快,不管是揉面、剁馅,还是擀皮儿、包馅这些活儿,一点就通,一教就会。老板、师傅和一些包子铺的常客都很喜欢这个机灵鬼。
几年以后,在朋友的资助下,高福顺另立门户,自己开了一个包子铺,打出了“狗不理包子”的招牌。当时街上卖的包子大多是白面皮儿猪肉大葱馅儿,每个一两,一个铜子儿买俩,属于“穷人乐”的小吃。他独自寻思:如果自己也经营这种传统包子,肯定竞争不过那些老字号,一定要做出有独特风味的包子。
他首先在选料上下功夫,要求所有的原料都必须是最好的。把当时天津市面上有的几种面粉拿来进行比较,选中了进口美国面粉。猪肉只用百十斤的嫩猪,老母猪肉就是再便宜也不能要。酱油只用“万康”牌的,这种酱油以东北大豆为原料,发酵期长达百天,舔上一点儿满口生香。就连用量很少的酱豆腐也不能凑合,只选用浙江绍兴特产。
狗不理包子的面皮儿是半发面的。这样蒸出来的包子雪白透亮,皮薄而有咬劲儿,不会出现塌帮、跑油、掉底的现象。
有一次,高福顺上街采购猪肉时,顺便买了些猪骨头,砸碎后熬了一锅骨头汤。全家人围着桌子吃汤泡馍,那骨头汤香味扑鼻好解馋,他边吃边想:厨师烧菜时总爱放点儿高汤,人家烧出来的菜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要是拌肉馅时加点儿骨头汤,味道准保错不了。于是他将汤锅放在灶火上继续熬,把它熬成白色的浓汁,冷却成膏后再用它调馅,果然肉馅变得软嫩滑爽,鲜美异常。
包子本是中国百姓多年一贯制的家常食品。高福顺灵机一动,往肉馅里加了骨头汤,再加上别的措施,将它摇身一变,便成为名噪四海的美食狗不理包子。可见,对司空见惯的旧事物进行加工改造,是开发新产品的重要途径。
张瑞敏在多种场合表示,尽管海尔仍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但极限随时都可能出现,这与公司大小无关。当一个企业感到疲倦,不能创新,不能战胜自我的时候,极限随时都会到来。海尔一旦决策失误,也许就像泰坦尼克号,顷刻沉没。
在如今头脑竞争的年代,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使人们认识到只拥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运用知识,如何去解决问题,如何处创新,这一切都要靠人的智慧去解决。经营者必须创新决定生存,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全力以赴地革新进取,才能获得生机勃勃的发展。中篇徽商经营之道
改变观念改变命运(1)
贾儒相济,运筹帷幄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商人活动的记载,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徽商多自小接受儒学教育,与其他商帮相比,独具聪明智慧、心理素养、市场眼光和经营能力,因而能在瞬息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战中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
改变观念改变命运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群山环抱、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地方,竟然孕育出经商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阔、商业资本雄厚,并称雄明清商界400年的地域性商帮,原因何在?
客观上讲,徽州地区人多地少,种地无以生存,不得不“以贾代耕”。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和生存条件劣势造就了他们只有华山一条道:经商。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皆处贫困山区,必须另谋他路。但徽商崛起和兴盛的主观因素则是与其所提倡的一系列新型商业价值观和商业经营观密切相连。
在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长期影响下,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从事商业经营被认为是市井小人之事,为人所不屑。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给徽州人从商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如徽商汪才生就告诫儿子要奋发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可见其自卑感是何等的强烈。但是,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不能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于是,经营商业,向外扩张,就成了徽州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选择。
贾道和儒术是以往人们或谋取生计安身立命或成就事业出人头地的主要人生通途,徽州人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贾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贾与儒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对商业地位的肯定,以及对传统士商价值的调和,扫除了徽人从商的思想障碍,为徽商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心理空间。它造就了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同时也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
徽州人改变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靠观念来经商致富从而改变贫穷的态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九鑫集团的创办人黄贵银在20年前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