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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会昌废佛（第1页）

李瀍在位共计六年，这六年中，他成功强兵远征威制过回鹘，也曾平定强藩泽潞镇的叛乱，但他所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事情并不是上述这些，而是废佛事件。李瀍即位后改元会昌，所以这次废佛事件史称会昌废佛，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对于佛教而言，这是佛教史上的一次大灾难。

历史渊源

会昌废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有非常大的偶然性，但细究起来这里边既有李瀍的个人喜好原因，同时也有更深的历史渊源。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朝的佛、道之争说起。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与汉民族的本土宗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既有融合也有斗争。尽管互相进退消长，但它们在支持皇家统治中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它们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不断壮大，其教义也更加充实和丰富。从佛、道斗争的总体情况来看，佛教的势力要胜过道教，不过在隋朝建立后，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道教的势力和影响开始增强。

在隋朝建立之前，北周武帝宇文邕在道士张宾、焦子顺的支持下开展过一次废佛运动。但在后来杨坚密谋篡周时，张宾和焦子顺又向杨坚密告受命之符，说星历有代谢之征，杨坚当为天子。杨坚建立隋朝后，张、焦二人颇得宠信，由此也使得隋朝在继续尊奉佛教的同时，因为张、焦二人的缘故而大修道观，广度道士，进而推动了道教势力的发展。

在隋末天下动乱之机，道士王知远一方面和隋炀帝杨广十分亲密；另一方面见李渊有取代隋朝的希望，又向李渊密告符命，称李渊当受天命，所以，唐朝建立后，道教继续受到尊奉。

不过唐朝建立后，佛、道之争开始加剧，斗争也更加复杂。道教因为获得皇家支持而得到极大的发展，其地位有史以来首次排在佛教之上，这其中要数傅奕排斥佛教最为积极。

傅奕不仅会观星象，他对宗教也具有浓厚的兴趣。不过，他对佛教却是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他认为，佛教违背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寺院经济会给国家带来危害，他指责佛教徒“不忠不孝，削发而辑君亲，易服以逃租赋”。所以，为了维护儒教的纲常理论和统治秩序，傅奕主张从根本上废除佛教，并恳请皇帝下令天下僧尼还俗婚配，生育子女，参加生产使天下足兵足粮。

傅奕的废佛主张遭到了朝廷中信奉佛教的官员的强力反击，而且那个时候唐朝刚刚建立，皇帝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傅奕的主张。除了担心会产生动乱外，最关键的是，在皇帝看来，佛教理论如果利用得当，是一件很得心应手的思想武器。

尽管傅奕废佛的立场极其坚定，态度极其鲜明，然而李唐皇族依然重视儒、佛、道三教并用。因此，在三者互为融合的唐朝初年，傅奕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思想武器，是不可能在理论上战胜佛教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傅奕的废佛主张在当时的高层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并挑起了的三教论战，成为唐朝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从论战的阵容上看，形成了儒、道联合与佛教对阵的局面。而论战的基本内容之一，即是佛、道谁先谁后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二者在唐朝的政治地位和切身利益，所以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由傅奕上疏反对佛教而引起的三教论战，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傅奕反对佛教的本身，特别是佛、道先后的问题已经涉及李唐皇族对三教采取何种根本政策的问题。于是，这场论战也引起了唐高祖李渊的重视，以至于在武德八年（625年）他亲自召见儒、佛、道三教代表人物时，宣布道教和儒教是本土宗教（“此土之基”），佛教是后来兴起的宗教，应该像尊重客人那样去尊崇（“宜崇客礼”），今后三教的座次依次是道教第一、儒教次之、佛教第三。可以说，李渊的金口玉言，为那个时候佛、道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做了定论。

李渊将道、儒二教排在佛教之先，从表面看是依据道、儒二教产生在前，而且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实际上也包含了对道教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所作贡献的一种回报，所以唐初在李渊的隐性保护下，道教第一次排在了佛教之前。

李渊的先道后佛的排列法，引起了佛教徒的激烈反对，后来又与宫廷内部和唐初士庶斗争纠缠在了一起。这样，就迫使后来即位的李世民不得不运用至高无上的皇权重申道先佛后的次序。

李世民在隋末唐初改朝换代之际，和父亲李渊一样曾经得到过道教的帮助，因此对道教也颇有好感。在他和李建成的政治斗争中，李建成的势力得到了以法琳为首的佛教支持，而李世民的势力则有以王知远为首的道教徒支持。

李世民即位后，出于报答以及巩固皇位的需要，在贞观十一年特意下诏，宣布道士、女冠的地位在僧尼之上。而且李世民还自称道教教祖是李唐皇族的远祖，以此提高本来并不著名的李氏的声望和地位。可以说，他在位时期对道、佛二教的态度是对李渊时期的一种继承，并且进一步提高了道教地位，对道教势力的急速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一直到唐高宗李治时代结束，道教都保持较高的地位。可是随着武则天时代的到来，道教开始受到一些压制，因为武则天是女皇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她十分在意为自己篡夺李唐天下大造舆论。因此，她一反高祖李渊以来崇道抑佛的政策，极力扶持佛教，例如，她让薛怀义伪造《大云经》，称自己是弥勒转世，应当取代李氏天下，同时她削去老子的皇帝封号，命令佛教在道教之上，下令收缴《老子化胡经》，限制出家道士数量等。据说，现在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像就是武则天依据自己的形象而建。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道教的发展一改先前武则天时代的萎靡，开始重新复苏，并且因为国家逐渐步入黄金时代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老子的皇帝封号在中宗李显时期已经恢复，李隆基即位后多次到供奉老子的玄元皇帝庙拜谒，一再加封号提高其地位，直至“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尊号为止。他下令全国州县必须建立玄元皇帝庙，制作玄元皇帝像，并且多次利用道教制造玄元皇帝下凡的神话以巩固皇权。

不仅如此，李隆基还经常接见道士委任官职，本人亲受法箓，拜道士为师，恢复道士的皇亲资格。道士、女冠犯法享有地方官吏不得擅自处罚的特权，因此使道教的地位急速提高，让佛教望尘莫及，俨然成为受皇家保护的特殊社会阶层。

道教势力在唐朝的飞速发展，是因为道教在改朝换代之际向开国之君密告符命，博取恩宠；在天下承平之时，他们与皇族保持密切关系的途径是从事炼丹活动，为皇帝炼制和进献不死之药。想通过服食丹药而实现长生不老的皇帝中，绝大部分是信奉道教的人，例如，太宗李世民、宪宗李纯、穆宗李恒，而高宗李治和玄宗李隆基虽然担心会像太宗李世民一样服食丹药中毒而未敢服用，但对道教的长生不死之说也是深信不疑。

肃宗、代宗时期，佛教尽管不像唐朝前期那样绝大部分时间受到压制，甚至还有超过道教之势。但道教那长生不死的丹药依然在皇室上层具有很深的影响力，炼丹和服食丹药的活动有增无减。佛教在唐朝地位最高的时期当属宪宗李纯在位时期，李纯在唐朝诸帝中堪称佞佛的突出典型，一场迎奉佛骨闹剧将朝廷上下搞得人心离散，然而他又想借助道教的丹药实现长生不老，最终服食丹药成为他死亡的导火索。

穆宗李恒、敬宗李湛虽然在位时期很短，但对道教的丹药始终痴迷。穆宗李恒虽然即位之初就将蛊惑父皇李纯服食丹药的道士赶尽杀绝，但他最终也没能抵挡住丹药的诱惑以致最终送命。敬宗李湛虽然没有服食丹药，但他的死与宠信道士有着必然联系，而且李湛在位两年多的时间里，关于他处理政事的记录寥寥无几，但参加与道教有关的活动却连篇累牍、不绝于书，其崇道的热情可见一斑。

可以说，从唐朝建立伊始，一直到李瀍即位之前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道教因为与皇族的密切联系，以及自身的长生不老之说，绝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高地位。佛教虽然地位低于道教，但因为李渊定下的宜崇客礼的原则，所以李渊之后的历代皇帝基本遵从。但到了李瀍即位后，情况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道教依然保持很高的地位，但佛教却遭到致命的打击。

李

崇道

李瀍在即位之前就是忠实的道教信徒，与道士多有交往，且颇好修道之术，对道教鼓吹的长生不死之说深信不疑。在他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开成五年（840年）二月，就下诏将每年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老子的降生日定为降圣节。朝廷百官这一天休假一日，同时下令长安、洛阳两京及天下州县设斋行道作乐，除了紧急军情之外，将其设为常例。

当年秋天，李瀍召敬宗李湛时期就颇受宠信的道士赵归真等81名道士入宫，在三殿修全箓道场，李瀍亲至三殿，在九天玄坛接受法箓，正式拜赵归真为师。当时右拾遗王哲上疏劝谏，认为新皇帝即位伊始，需要处理的政事有很多，不应该对道教崇信过头。然而，奏疏递上去，李瀍回馈给王哲的却是将其外贬为河南府功曹的诏书。

据史料记载，李瀍对道教的痴迷程度已经达到狂热状态。会昌元年（841年）三月，他下令为赵归真等道士修建灵符应圣院，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并在这一年下令开讲“四子真经”之一的《南华经》，在庆阳节于宫中设斋，召集僧、道进行议论。不过，李瀍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赏赐道士紫袍以奖励，却没赏赐僧人，由此表现了他崇道抑佛的鲜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