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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3页）

转年来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阉党对东林党的大清洗开始发动。

一张“追缴赃私”的大网缓缓撒下，网住了谁，就要让谁活不了啦！

正月里，左都御史乔应甲开始发癫，连上十道疏，论李三才、赵南星、高攀龙、孙玮、魏大中等人之罪，并指赋闲已久的“托塔天王”李三才，曾经托汪文言拿钱买路，图谋起复。

大雪满幽燕。京师的凛冽寒风中有了一股不祥之兆。

不过，乔应甲素以“癫狂”著称，这样的连珠炮效果并不大。他不大明白天启帝的意思：整人，也得要有像样的借口。

二月初四，阉党方面终于甩出重磅炸弹。刚被魏忠贤启用不久的大理寺丞徐大化，精心撰写了一道奏疏，把左光斗、杨涟与熊廷弼、孙承宗、汪文言设法牵连在一起，要算一笔历史总账了！

这个徐大化，浙江会稽人，性猾而贪，原为御史，万历末年因“不谨”在京察中被贬，经过钻营侥幸起复，又因奸贪再次被贬，到了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冬才彻底靠上魏忠贤。

在魏忠贤的血腥镇压中，他出过大力，曾经推举过邵辅忠、姚宗文、陆卿荣、郭巩等13人给魏忠贤当爪牙。

他擅长文墨。在杨涟上疏后，为帮助魏忠贤摆脱困境，他建议要以皇上的名义为魏公公正名，并亲笔起草了一道诏旨，以100余字赞扬魏忠贤是何等德才兼备。叶向高看到诏书后，大惊：“此绝非阉人所写！”

这次他的《讨东林檄文》又是一篇杰作——

杨涟、左光斗勾结王安，逼李选侍移宫，使其仓皇出奔，先帝在天之灵必会不安（皇上你那时候就是个傻×），杨涟反而扬言于朝，自居其功。且结成邪党，使天下事皆出其手，以此谋取功名富贵。又国家不幸丧师失地，人臣正该秉公追究，彼辈却聚党营救熊廷弼，将执正议者排挤而去，实只知有贿赂而不知有法纪（把我的帽子借给你戴戴）。

汪文言不过一罪犯而已，何人受贿而保举他为中书舍人（叶阁老你也不要装×啦）？他究竟有何通神役鬼之才，能昼夜出入于尚书、都宪、侍郎、科道之家，为人求官、如探囊取物？

孙承宗身为手握重兵之辅臣，何以呼之即来，不奉召而至京畿（吓着俺们了）？党人之力，至此极矣（这不是要搞政变么）！

幸今日群邪已退，众正渐登，但亦应小心，以防邪党暗中滋长。

——这奏疏文字不多，却包藏祸心。几百字把万历以来的旧账统统理清。里面开列的罪名，有逼宫、有卖官、有结党、有专权、有兵变，哪一条都够喝一壶的。

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3）

今日有些急于“上进”的诸君，终日摩拳擦掌，还不如到《明熹宗实录》中将这一篇疏文抄了。要打击异己，就照此篇的逻辑罗织罪名，可以省去许多功夫。

天启帝看罢徐大化的奇文，有如三伏天饮冰，甚为嘉许。他好像得了白痴健忘症，当日老母被李选侍殴死、自己被李选侍胁迫的苦处全忘了，只觉得这奏疏把东林党批得好！

当然，他的白痴症还没到晚期，对叶向高、孙承宗还是不疑有他，下诏说“欺君植党辈盘踞要津，招权纳贿，杨涟、左光斗其尤。待汪文言逮至，一并审明追赃！”

当了皇帝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免去讲理的逻辑。杨涟、左光斗虽然卷入党争，但绝无贪污受贿劣迹。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这个罪名怕不易扣上，但是皇帝说有，那就是有！

一场血淋淋的大冤狱，看来就要从汪文言的嘴里撬开突破口了。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三月，阴霾逼近。十二日，天启帝趁着听课（经筵讲读）的机会，对陪读的内阁成员说：“近来百官结党徇私，朕已分别处分了，你们再传与他们，以后改过自新，姑不深究。”（《明熹宗实录》）

这是皇帝在向东林党残余势力及中间势力“打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圣旨传达下去后，百官知道事态严重，同情东林党或者不愿意附阉的，都更加沉默。部分经不起高压的中间派，开始撇清自己，明确投向了阉党。

三月十六，汪文言被押解至京，天启帝按魏忠贤的意思，批了“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明朝皇帝的这类指令，是很有讲究的。凡进了诏狱的犯人，分三等：情节一般的，批的是“打着问”；较重的，是“好生打着问”；情节非常严重的，要批“好生着实打着问”。其中用刑力度大不一样。

镇抚司就是专管诏狱的，之所以叫“诏狱”，就是以皇帝作为原告，专门审理皇帝亲自下旨查办的案子。

有了皇帝发话，掌镇抚司的阉党打手许显纯就有了底气，汪文言一进来，就给他上了大刑伺候。

诏狱的酷刑，无异于鬼门关。里边的十八套刑具，据内部人士讲：“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种尽用哉！”（《万历野获编》）

汪文言这人倒还有些骨气，知道他被逮，是阉党要他攀扯出东林党同仁来。他牙关一咬，就是不诬攀。但肉体怎抗得住铁木，受刑不过，他招了甘肃巡抚李若星是花了五千两白银，买得此官职的。

供词报到了皇上那儿，这个倒霉的李若星立刻被削职为民，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