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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天启帝听了内容，点了头。阉党诸人犹如热锅上蚂蚁，一刻也等不得，半夜三更打开大明门，宣兵部尚书入内，令他速发三彪飞骑，携旨分路拦截孙承宗。

魏忠贤此时也有了底气，亲赴齐化门，矫诏命令守门宦官：“孙阁老敢入齐化门，便缚来杀了！”

北京城里，诸阉夜不能寐。尽管谣言是他们自己造的，但孙承宗近在咫尺这是真的，他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只等天明后的情况反馈。

孙承宗这天才走到通州，一彪飞骑迎头拦住，兵部的官员就地宣旨。

孙承宗听完旨站起，仰天长叹：这一回又没斗过这魏大珰！

他本来就无兵谏之意，知道此时一举一动都很关键，不能给魏阉留下任何有异谋的把柄。于是二话不说，拨马便回，直赴山海关而去。

走到半途，北京方面又有消息传来，说魏阉正在设计要杀掉他。

孙承宗心里更是不安，只有加急赶路，先回去再说。

可巧东厂有一个特务混到孙承宗身边做随侍，负有监视之责。他为人较正直，对孙承宗相当佩服，于是就写了密信传回京中，说他亲见孙承宗只带了一个属员，其余未带一兵一卒。

魏忠贤得报，才略略放下心。

这一场虚惊，使魏忠贤得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军权不可不抓。此后，他就加紧抓了太监监军的事。另一方面，他心里也基本有了底：正人君子，技止此耳！

这个孙承宗，对明末历史影响甚深，但不知为什么名气却不显。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梃击案”之时，张问达曾向孙承宗请教如何处理此案，孙承宗建议“不可不问，不可深问”，张问达按这个思路去办，既打击了郑贵妃的气焰，又给万历帝留了面子，没有使事态全面恶化，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此案，可说是一条万全之策。在万历皇帝死后，孙承宗又负责起草了“神宗遗诏”，彻底否定了万历期间的种种弊政，为泰昌和天启初年的新政造足了舆论，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

孙承宗这次劝谏虽然只是个意图，但魏忠贤仍没有放过他，后来又诬告他回京是图谋异动，好在天启帝还是没有理睬。

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6）

后来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十月，魏忠贤终于找了个机会，借故将孙承宗免职，换了高第担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一个纯粹文臣，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努尔哈赤听说孙承宗去职，即率八旗大军来攻。高第畏敌如虎，命令撤掉宁锦防线，关外官兵全部撤回山海关，大军在撤退中又演变为大溃逃，一片狼藉。

孙阁老的数年心血毁于一旦。

只有驻守在宁远的袁崇焕抗命不撤，与总兵满桂等坚守宁远，一炮把努尔哈赤轰成了重伤，撤到沈阳后身亡。

这件事，也应有孙大帅的一份功劳。

孙承宗回到家乡高阳后，专心著述，有《督师全书》、《古今中官志》、《高阳集》等著作传世。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秋，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进入明朝境内，京师告急。孙承宗临危受命，原官起用，负责护卫京师。受命次日，不顾城外遍地敌军，率28骑冲出东便门，入通州御敌。

但皇帝也是俗人，对能臣的使用也免不了过河拆桥。到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孙承宗69岁时，再次被排挤回乡。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清兵由大安口入关。多尔衮率兵绕过京城，向京畿以南的河北、山东一带攻掠，兵锋直指高阳。高阳县令雷觉民怕死，溜出城外，跑到北京避难去了。

紧急中，好友劝说孙承宗到保定或者南方避难，孙承宗婉言拒绝。

兵临城下时，76岁高龄的孙承宗奋身而起，毅然带领全家40余人抗敌，并动员全城百姓登城防守。城内民众为其所感，纷纷拆毁房屋，用檩条木柱做滚木，石础阶条做雷石，并以盆罐壶瓶装火药，与围城的数万清兵作殊死搏斗。

攻防战一直打了3天3夜，终因寡不敌众，高阳城破。孙承宗子侄及孙17人、全家共40余口，全部壮烈殉国。孙承宗本人被俘，多尔衮曾亲自劝降，许以军师之位，被孙承宗断然拒绝。多尔衮又派孔有德说降，被孙承宗骂退。

殉国之日，孙承宗端坐于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其浩然正气，令多尔衮大为敬服。

据传，满清入主中原后，对孙承宗依然钦敬，在高阳为孙承宗建立了“孙家祠堂”，并立牌坊，镌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字样，以示尊崇。

另一个传说就更有意思，是说孙承宗和袁崇焕殉国，民间感其忠义，因此有谶语广为流传：“灭清者必为其子孙”。

不过，这大概是清亡以后人们的附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