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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3页）

自此之后，魏忠贤一帆风顺。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十二月，他又兼了惜薪司（负责宫中柴炭）、供用库（负责宦官食米）、尚膳监（负责御膳、宫内伙食）的掌印太监，此外还掌管了皇店“宝和店”。

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末，魏公公又兼管了东厂，更是气焰万丈。在衙署内挂匾，上书“朝廷心腹”。皇帝更是赐密封章一枚，令其有事上奏可盖此印加密，恩宠无以复加。

他在自己身边，也很快培植起一批强悍的爪牙。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徐文辅，皆死心塌地之徒。

魏忠贤虽是个睁眼瞎，但记忆力极好，他掌管国家中枢政务，居然也有独特的一套。文件他看不了，自有王体乾等五人每日替他批答。这伙人一大清早就起来上班，批完奏疏和内阁拟票后，由王、李、石三人轮流念给魏忠贤听。王体乾主要负责讲解。魏忠贤听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再与几个人商议。

等到皇帝早上起来上班，还是那几个人念给皇帝听，凡是需要改动、批驳的，他们早就在奏折上掐了指甲印。念完后，由王体乾提出建议，某处应如何改，某人应如何处分。

天启帝略作考虑，就亲自提笔修改。魏忠贤则根据记忆，对不同的上疏人或褒或贬，添油加醋，以左右皇帝的情绪。

即便如此，魏忠贤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每天晚上夜宴结束后，都要专门到客氏的直房去，两人密商，检查白天各项处理是否妥当。

这么一搞，每天在向皇帝汇报时，王体乾便不假思索，随口能答出“某票可以”、“某票应改”，居然也井井有条。

他们创建了一个类似内阁的机制。为了专权，也不怕累，数年如一日绝无疏露。外廷的大臣们对这批阉党发起的任何攻势，都会在这里消解干净。

但魏忠贤确实又是一个文盲在治国，这并不是夸张。按例，天启皇帝即位后，为了避皇帝的“名讳”，各衙门的印章上凡是有“由”“校”两字的，都要改铸。而东厂有一方大印有犯讳的字竟然四年了也没改，外人也不敢指出。后来刘若愚发现，报告给魏忠贤。这位魏公公听了，怔了怔，道：“真字（楷体）我尚不识，这印上的篆字怎能识得？”

然而这样的事，并不影响他牢牢把持朝政。

大明注定有此一劫——魏忠贤这架绞肉机，到此时，才不过是刚刚转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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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上个荒唐皇帝是他的至福（1）

魏忠贤的得势，我们看到现在，大致可以看明白了。总结起来，就两条：一是运气好；二是策略对。

策略方面，前面我已经讲到一部分。无论是客魏联盟，还是魏忠贤的那个“宦竖内阁”，在应付政敌方面，谋划都相当严谨。先打哪个，后打哪个，对方的软肋在哪里，一清二楚。出手的步骤也是经过协调的。尤其客氏，虽是女流，但记忆力又超越魏忠贤之上，所出计谋，滴水不漏。

甚至当今有史家认为，魏忠贤在史上留有如此之大的恶名，唯客氏不为人知，是不公平的。

相比之下，他们的对手虽然很强大，但整体上失于粗疏，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赌命的战役。史载王安“器宇严毅，鹤立昂宵”，刘若愚更是高度评价他“读书极博，品极高，守极介，性极为骨鲠，有大臣风”。这是一个中国古代罕见的好太监，可是这些优点，并不能保证他的胜利。在###中，疏忽、超然与过分的宽容，都是他的致命弱点。

移宫案发生后，他与外廷的联系似乎也不十分紧密了，未能形成内外联手的一个遏制机制。结果，身为两代皇帝之辅，却首先被击溃。王安冤死后，尽管有熊廷弼、邹元标、杨涟等人为之泪流不已，但已于事无补。朝中有过一些议论，也被天启帝的一个禁令“王安处分已久，外廷章奏不得牵入”给压住了。（《明熹宗实录》）

外廷对一个内侍的援救，固然有一定难度，但王安毕竟是拥立两代皇帝的大功臣，廷臣如果事先有警觉，或在王安被贬后掀起较大舆论，悲剧也可能不至于发生。

运气好也是魏党崛起的一大关键因素，这样说绝不是宿命论。

他们最好的运气，是碰上了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儿皇帝。

魏忠贤是看着天启帝长大的，知道这小家伙是个什么货色。魏忠贤所拿出的“惑主”招数，全都是因人而宜的。

朱由校登基这一年，虚岁才十六，小时候父亲的地位不稳，所以受的教育不足。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对他有过“至愚至昧”的评语（《明清史讲义》）；朱东润先生更是称他为“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陈子龙及其时代》）。两位泰斗的评价影响至深，以至于在当代很多谈论明史的书籍上，都能看到“天启是文盲”的说法。

这当然是苛论。天启帝虽是大明十七朝皇帝中最不具治国才能的一个，但说他是文盲，还是冤枉了。他受过一定的教育，特别是登基后更是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平时能自己批答奏章、票拟，也能给臣下题扇，这都是有记载的。

不过，他确实没受过严格的储君教育，匆匆忙忙就继了位。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他对政事不大动脑子，比如移宫案发生时，他的是非观还非常清楚，而案件一过，立刻倒行逆施，近乎忘恩，所以后来有人指他为白痴。

其实他和他的前辈有几个皇帝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