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虽与杨度同处京师,同为参政院参政,却从未见过面。这是因为严复这些年来一直多病,深居简出,很少外出。袁世凯给他的职务,诸如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他的态度是统统接受而不参与其事。不过对于杨度其人,他还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所以他对杨度没有好印象。倒不是他看不起杨度无才学,也不是看不起杨度辛亥年背弃自己过去的学说转而趋附时尚,严复本人也有过否定自我的经历,对此他可以理解。他是认为杨度太热衷于名位了,把权势看得太重了。
严复一生对名位权势很超脱。戊戌年,他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是支持的,并当面向光绪帝直陈变法自强、出国考察的建议,但政变后祸未及于他,他依然做他的天津水师学堂总办。这原因是他未进入维新新贵们的官场。袁世凯罗致他,他不去,也是因为他不想与权位沾上边。杨度争当交通总长、想做国务卿这些事,严复都有所风闻。他觉得杨度与他走的是两条路,道不同不相与谋。
一会儿,严璩又进来说:“客人讲他有祖传秘方专治气喘病,请爹允许他进来见一面。”
严复为气喘病苦恼甚久,听说杨度能治病,马上改变了主意,要儿子让他进来。
杨度在客厅里刚坐下,见里屋走出一位皮肉松松胖胖、鼻梁上架一副金边镜片、嘴唇上蓄着一字形黑白相间短髯的老头子,便知道这就是名满天下的又陵老人了。他站起来恭敬地说:“杨度拜见严老先生!”
严复随便挥了挥手,面无表情地说:“坐下吧!”
什么寒暄也没有,待杨度刚一坐下,严复便说:“杨皙子先生有治气喘病的祖传秘方,请说说,是什么方子。”
杨度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他只是借此进门,好与严复攀谈。他扯了一个谎:“家母十年前也患有很厉害的气喘病,后经一个族叔的治疗,现在基本上断了根。这位族叔开的方子乃是我杨家祖传的,只因我不喜医道,故未详细过问。今日方知老先生您也有气喘病,我一定去把这个秘方讨来。”
“你的族叔在哪里?”严复见杨度自己并不知这个祖传秘方,心里已有三分不快。
“族叔在湘潭乡下老家。下个月我有一个亲戚要回湖南,我叫他带封信去,请族叔把秘方寄到北京来。”杨度煞有介事地回答。
严复心里想:这小子原来是在耍弄我,于是板起面孔说:“这么麻烦,算了吧!老朽体弱,不耐久坐,杨先生见我有什么事,就请直说吧!”
杨度暗思:这老头子果然不大好打交道。他是早作了准备的,便压下心中的不悦,做出一副笑脸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最近又将老先生的译著《天演论》重读了一遍,依然如十多年前读时一样,触动很大,获益良多。”
到严复面前来谈读《天演论》、《群学肄言》体会的人太多了,严复也听惯听腻了,遂淡淡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朽现在为病所苦,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天演论》的价值没有过去,它仍在启迪着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杨度不为严复的冷淡而在意,兴致浓烈地说,“物竞天择,永远是宇宙间的真理,亿万年都不会变。我们中国人倘若自己不争气,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淘汰的结局。最近我重读《天演论》,又加深了这个认识。”
见杨度的态度挺认真恳切的,严复不便立即下逐客令,只得敷衍两句:“你是什么时候初读这本书的?”
“不怕老先生见笑,我读这本书已经较晚了。”杨度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是在光绪二十九年秋天第二次去日本时,在横滨梁启超寓所里读的。一读之后我就被它迷住了,与梁启超讨论了好几天。梁启超也是极佩服老先生的。”
严复欣赏梁启超,见杨度谈起这段往事,便问:“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梁启超的?”
杨度答:“早在光绪二十一年,我在京师会试时参加了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那时就与梁启超结识了。二十四年,梁启超来长沙办时务学堂,我又专去长沙看望他,还就《公羊传》中的一些疑问与之切磋。”
严复斜靠在红木圈椅上,头略微点了点。
“我今天来拜谒老先生,是想就《天演论》里的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严复一副提不起神的样子使杨度颇为沮丧,倘若在以往 他必定会立即告辞了,但眼下负有重大使命,不管这个老头子是如何的冷淡,他也要想办法使他变得热乎起来。他要将这几天钻研《天演论》的一个大发现说出来,他相信这一定会引起严复的兴趣。
若是十年前来家请教《天演论》,严复一定会很高兴地和来人高谈阔论,但这几年来,一则对世事的灰心,二则身体衰弱,严又陵先生对这种谈话并不热心了,他应付式地问一句:“你要谈这本书里的什么问题?”
“严老先生,我虽不懂英文,但我在日本读过日文的赫青黎的这部著作,日文版的书名叫做《进化论与伦理学》,与您译的‘天演论’一名有区别。”
“你说得不错。”严复说,“赫胥黎这书的原名是日本人所译的这个意思。”
“我先前不理解为什么您用‘天演论’作为书名而不采用原名,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杨度黑亮的眸子放射着光彩,这情形颇像二十年前坐在东洲明杏斋里似的。“我后来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发现赫胥黎是一位忠诚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又与达尔文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赞同达尔文的自然规律,却不同意把这种规律引向社会伦理关系,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有着大不相同之处。人能征服自然,人能胜天。而这一点,老先生您是不能全部赞同的,您更趋向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将达尔文主义普遍化。您对斯宾塞很崇敬,但又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因为斯宾塞的理论为一切侵略者的行为作袒护。您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您译西人的著作,其目的是在于唤醒中国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您不能容忍列强侵凌中国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所以您最终还是更趋向于赫胥黎,把他的书译过来,并加上自己的按语,启示国人,又指出赫胥黎的不足之处。并有意不用其原名,也就是不赞成赫胥黎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分割开来,故用‘天演论’三字来包括这两部分的内容。老先生,我这个理解对吗?”
严复用心听完了杨度这段长篇陈述,心里暗自惊奇:《天演论》出版二十年了,不计其数的人和自己谈过这部书,但像杨度这样通过书名的比较来看出自己翻译过程中的良苦用心,并通过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比较来窥探自己思想的读者,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杨皙子,真不可小看,难怪有这么大的名气,难怪他一心想当国务卿。看来此子不是凡才。
严复不自觉地将腰板伸直了一下,精神显然有所增加:“你刚才说的话有些道理。赫氏颠倒了一个本末关系。他认为人之所以相互结为群体,是因为人心善的原故。其实不然。人之相结为群体,是天择的结果。在漫长的岁月中,结为群体的人的力量增强了,就存在下来了。反之,不结成群体的人抵抗不住自然灾害,就淘汰了。在物竞过程中证明了群体的重要,然后才有巩固群体的道德观出现,即善心的出现。所以,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不过,赫氏也有他非常可取的一面,即人毕竟还是有别于动植物之处,通过自力自强是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我还是最看重赫氏这部书。”
得到了老头子的赞同,招来了他的兴致,杨度游说的第一步成功了。他有意再将老头子的兴致提高:“老先生,您能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我们中国人目前需要的正是这种认识,既看到优胜劣败的严酷事实,同时又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转劣为优转败为胜的。我最喜欢《天演论》最后的那几句诗,您译得真是太好了。”不待严复的答话,杨度便自个儿背起来,“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这几句诗一背,果然大大引发了严复的兴头。毕竟是自己一生心血结成的最为得意的硕果,面前的这个后辈既对这部书如此的珍重,又有这么强的思辩能力。作为一个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家,一个热情而冷静的爱国者,严复能拒绝与优秀后辈的深谈吗?他正要打叠精神与杨度好好谈下去,却不料一阵咳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