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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2页)

民族革命同志会组织生活7项基本任务:

一、发觉并打击政治奸细;

二、发现并争取革命同志;

三、联系并争取事务人才;

四、宣传扩大政治影响;

五、维护组织,检举组织弊端;

六、展开思想斗争,纠正不良影响;

七、联系民心争取民众使之与政治洽合。

1939年秋林会议之后,阎锡山又在“同志会”成立干部训练所,专门训练区县干部。7月,国民*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欲在山西设立分会,阎锡山便借机成立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因“民族革命同志会”不便公开,精建会对内实际上为“同志会”干委会,在各区县成立精建会分会,作为“同志会”的基层机构。第一届干委会设专职干委20人,兼职干委(由长官部各部门负责人兼)20人。这些专兼职干委,都由精建会聘为委员。精建会的委员长由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兼任,副委员长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兼任,办公室主任为裴琛。这样,精建会在行政系统上,与重庆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发生关系,在组织系统上则为“同志会”干委会,由阎锡山直接领导。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扶旧抑新(3)

10月29日,“民族革命同志会”在秋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阎锡山以“同志会”各区县分会尚未健全,且不公开为辞,直接指定出席代表。这天正值山西辛亥革命28周年纪念日,当晚举行提灯*大会,以示庆祝。

会上,山西省政府作了行政报告,二战区司令部参谋处作了军事报告,精建会办公室主任裴琛作了军政民视察报告,阎锡山以会长身份,作了题为“抗战最高峰”的政治报告,提出“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主张,是抗战的独生汤,实现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是抗战的最高峰”,积极谋求“抗战复兴”。

会议期间,新旧两派在讨论“民族革命同志会”公约时,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点是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争取抗战之胜利,一直做到民族之复兴。”旧军政人员赞同阎锡山的主张,认为民族革命的任务与目的,是由抗战到复兴;而新派(即牺盟会)则认为民族革命,只能是抗战胜利,抗战以后的复兴,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范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新旧两派矛盾日趋尖锐,日益公开化。

新派每晚都回上葫芦村政治部开会,研究对策;旧派军政高级干部,则每晚在河滩里王靖国、邱仰浚住处开会,发起成立“同志会干部组织”(简称“同干”),以对抗牺盟会和决死队。因成立于河滩,故称“河滩组织”或“河滩会议”(1943年2月改为“同志会基本干部组织”,简称“基干”)。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新旧两派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正如当时秋林街头出现的一幅漫画:阎锡山骑着毛驴,席尚谦手拉缰绳,口吹喇叭,吹出“*”二字,杨贞吉(特务头子)腰插板斧随在驴后,板斧上写着“特务”二字。这幅漫画,实际上为新派揭露旧派所作。

阎锡山面对新旧两派的斗争,表面上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态度,不但未追究何人所为,而且高唱“新能存在,旧必灭亡”,实际上是支持旧派的。此时,新、旧两派虽有矛盾,但未公开决裂,阎锡山欲借“民族革命”的旗号,以“同志会”的组织形式维持统一的局面。

两次古贤会议

1938年5月16日,阎锡山因与卫立煌会晤,便由中市沿黄河东岸北上,到达古贤村(属吉县)。途中他作了一首《图存》诗:

立国全凭未雨绸,强邻谋我何时休?

适应环境早为计,民信兵足与政修。

这首诗埋伏了他“抗战”求存的思绪,可以说是他当时内心的表白。他以为中日战争短期之内恐难见分晓,因此,应当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考虑未来立国时的“存在”问题。

主意打定,阎锡山便开始付诸实施,首先重整他赖以“图存”的武装——晋绥军。晋绥军相对山西新军来说也即旧军。旧军是他几十年苦心经营一手培植起来的,是他统治山西的支柱,尽管这支军队“存在着种种弱点”,战斗力不强,但是,在他看来要维持自己的存在,还得依靠这支军队。

7月1日,阎锡山在古贤村秘密召开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即第一次古贤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对与会的师长以上军官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 与会者一时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阎锡山见将领们莫名其妙的神态,接着解释道:“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 同时,他又说:“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立足之地吗?”这番话是用激将法使旧军将领认识到革新军队,发展自己的必要。为此,他强调说:“欲抗敌的成功,必须先求军队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 而要以弱变强,就是军队要政治化,加强政治领导,使官兵打成一片,成为洋灰钢筋的团力。为此,他一方面要求旧军用政治动员,合理统御等措施来发挥士兵的创造性,实行避实击虚,不失机不吃亏的作战原则,灵活地消灭敌人;另一方面决定以“说服行政”“强民政治”的方法,使军民配合,打成一片。

三、扶旧抑新(4)

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充实旧军的问题,决定将原来准备给决死队两个军的番号(第33、34军)拨给旧军,将第71师扩编为第33军,教导2师扩编为第34军,由孙楚、杨澄源分任军长。

9月25日,阎锡山又在古贤村公开召开由军政民干部参加的“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即第二次古贤会议)。会议进行到10月8日,共举行大会7次,通过了他亲手制定的《抗敌行政十大纲领》《抗战人员必戒二十条》和《抗战必要条件六项》。

《抗敌行政十大纲领》被阎锡山称之为“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决定,” 具体内容如下:

(一)“事事取得人心”。要求行政人员“父母其心,公仆其身”。鉴于当时已失掉人心,阎锡山让县长“把做继母的假爱民”,变成“亲父母的真爱民”,以“收复民心”。

(二)“实行说服行政”。公务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应讲求说服技术,“耐心听人民的反应,知道不服所在,始能说服”。

(三)“实行强民政治”。要强民就应“组训民众,盘查行人”。同时,“要减少怨声,先要耐得住怨声,计划周到,说服人民怨环境,不怨政治,并且要做到不忍怨政治”。

(四)“整理地方武力”。由于“地方政权被不良军队摧毁县份很多,应当努力整理,健全自身”。

(五)“尽量消除摩擦”。由于认识不同,权限不清,往往会出现摩擦,因而应确定同一目标、路线和方法,方能统一认识,“再明确规定权限,摩擦就能消除。”

(六)“严格执行纪律”。“政治是生存在纪律中,无纪律则不成政治,下级必须遵守纪律,上级务必严格执行纪律”。

(七)“按期实行考核”。在抗敌行政中,应“下边常报告,上边常派人视察,实行考核,评定成绩,推动工作”。

(八)“保障人民权利”。保障人民权利也必须掌握必要的“技术”,即“能在人民面前抱歉,甚至与人民痛哭一场,更能得到人民的同情。”

(九)“争取汉奸反正”。他认为“汉奸真实者少,被迫者多,应当尽力争取。……我们万不可拿少年气盛得意苛刻的态度,侮辱罗织的方法处理汉奸,使人本非汉奸而被迫成汉奸,原是假汉奸而迫成真汉奸。”

(十)“普及革命教育”。要壮大民族革命同志会的组织,既要“普及民族革命教育建立中心思想”,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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