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的叫我把东西都打开,一样一样地检查。我心中知道这是过关。一道一道地过。新的痛苦,新的困难,还不知有多少呢。罪孽深重,还要经受多少折磨才能够自由呢?
看守用剪子把枕头剪了一个大口子,将谷糠倒了出来。我想,把我东西搞坏太不应当。检查到我的饭包,把吗啡药针及鸦片烟药拿了出来。我也忘了有多少,那还是1948年逃走时,杨成荣给我搞的。这回离开公安局看守所,我也没有细看。一个看守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治肚子疼的药。”我说。
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接过去一看,又看了看我,说:“这不是吗啡吗?你怎么说是治肚子疼的药?”
“我肚子常疼,打这个针就不疼。这是医生给我的,我也不懂得。”
“哪个医生?”
“长春市固生医院,院长刘玉锡。”
“不老实!你叫什么名字?给他砸上镣!”
“关梦龄。”不知为什么没有马上戴镣。
检查完了,一个看守拿了钥匙把一个监号的门打开。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五六个人。我一看,有段克文,他戴着脚镣走了出来。我真惭愧,不用说,我也得戴脚镣子。段克文暗地里一定会说:“你在公安局进步,到这就吃不开了!”咳,怎么与段克文在一块呢?与他在一起没个好,他是个顽固蛋。糟啦,段克文搬出了那个屋子,叫我们四个人搬了进去。这是一个很窄的屋子,如果我把褥子铺好,能睡两个人,还得头顶头。现在住四个人!
徐克成有病,坐不住,躺在地板上。他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我一声不响,非常懊丧。
晚饭吃的是小米粥。晚饭后,又来了一些犯人。各屋都加了人,我们这屋又加了四个人。一个戴脚镣的犯人,大个子,精神很愉快,满不在乎地坐在我的对面。他们一来就讲起话来,讲的都是犯人中间的事情。与我们一块来的那个斜眼问那个戴脚镣的:“你判了没有?”
“判了。”
“判了多少年?”
“35天。”那个大个子笑着回答。
我心想,35天的刑期就戴上镣,我的刑期要多少年,那更得戴镣了。
斜眼又问:“35天?你来了多少天了?”
他们都笑了。一个老头从旁说:“不是35天,是无期徒刑——五七三十五。‘五七’与‘无期’是音同字不同。犯人一说35天,就知道是无期。你们新来还不懂得。”
我明白了,使我惊讶的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戴上脚镣的犯人还这样乐观。
最后,那个大个子说:“我的罪判我‘35天’,我很高兴。我以为非枪毙不可,这是政府的宽大。”
“什么案子?你犯了什么罪?”斜眼又问。
“我是土匪,杀了两个人。”
杀了两个人就判无期!我有那么多血债,那该判多少?这回麻烦了。
夜里,睡觉前放一次便。六小时放便一次,我感到尿憋得难受。夜里有尿不能出去,屋里又无便桶,我便尿到旧裤子里。这样的生活如何受得了?在公安局大便困难,在这小便困难。
八个人挤在这个窄屋子里,我把东西放在身子下边,非常不舒服。伸不开腿,翻不了身,这一夜痛苦极了。什么形容字句能把我现在的难过形容出来呢?拿一百个“难过”也形容不出来我当时的心情。
第二天是礼拜日,吃完早饭。一个穿干部服的到我们这屋点名,叫到我的名字,看了看我。他走后,那位大个子说:“他是监房李主任,很厉害。斯大林死的第二天,叫我们坐在屋里不准动。有几个动的,立刻就给砸上了脚镣。”
放便时,我看到了刘荣第。还有公安局看守所的许多犯人也都到这儿了。他们一听说我来了,都从小窗户往外看。这是第六监,专押反革命犯的。
3月12日,早饭后,看守在门外喊我的名字,我答应:“有!”看守对我说:“你把鞋提上,衣服扣好,跟我走!”出了监房大厅,经过一个院子,领到一个工厂。进了工厂门房的办公室,一个干部在屋里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
“现在派你到这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要守纪律,有什么事要报告。好,你去吧!”
一个班长①领我到厂里,那里面正开会。有七八十个穿着紫颜色棉衣的犯人在开会。一个主持会场的年轻干部问了班长几句话,点了点头。我坐下一听,是斗争一个女犯。说她给男犯馒头,拉拢男犯。我回头一看,还有四五十女犯坐在会场。又说这个女犯劳动不好,怕闻汽油味。于是大家展开批判。我也举了手,但没叫我发言。到中午开饭时,这个会开完了。
这个工厂是长春监狱的橡胶厂,做胶皮鞋。夏天做小孩穿的球鞋,冬天做大人穿的棉胶鞋。有三百犯人,分炼胶车间,缝纫车间……我在成型车间。我们车间有七八十男女犯人。分派我在里帮组,就是往鞋帮上刷胶。我的组长姓佟。头一次见面便很客气。中饭在那儿吃的,高粱米干饭,白菜汤,倒不坏。
我问组长:“可以小便吗?”
他说:“随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兴,能够随便上厕所对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过晚上回到监房仍是麻烦事儿。
最初我还穿着公安局发的衣服,一套绿布棉军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