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被说服了。吃完晚饭,院中的伙计发现门前有许多人在来往的转悠,伙计赶忙报告了妹妹,怕出事。妹妹这时正在洗脸,准备睡觉,她自言自语地说:“不晓得干什么的?有几个人老在门前转悠,要打架的样子。”
“那好办,你到门口,叫他们回去!”
“唉哟,我可不敢。”
“去吧,你到门口一喊,他们就散了。”
妹妹到了门口喊了一声:“你们回去吧!”不一会儿门口的人都不见了。马德皋自己带着几个喽啰在十七号的院外警卫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戴笠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夜戴笠给妹妹6000元钱,等于二两黄金。第二天晚上又去了一趟,给妹妹买了四件衣料。妹妹始终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物,只知道是个大官。戴笠走后我们到十七号去玩,大家问她:“那个河南商人最近还来不来?”
“弗晓得!”
再如,1945年“九?三”之后,戴笠到了北京,亲自主持“肃奸”。既抓共产党,也抓汉奸。戴笠在北京住他朋友吴泰勋家,吴泰勋的老婆陪他过夜。这种卑鄙的勾当特务们都知道。有一次开晚会,找言慧珠唱戏。当时我是“肃委会”的总务科长。先唱了一段《凤还巢》,后来宋子文又点了一段《金玉奴》。唱完戏,戴笠不叫走了。那夜就把她带到他的临时公馆过了夜。这样的事,我们办总务的特务都要预备汽车,预备饭,所以知道得比较详细。
这样的材料我在小册子写了几段,多写没有必要。
戴笠用人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先给你们官做,如果做不好,我就要把‘官’的上面加一个竹字头,变成‘管’;如果管也不行,那就不客气,把竹字头拿下来,旁边加一个木字变成‘棺’!”所以戴笠好押人,为一件小事也能押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管。必要时他还杀人,就是所谓“棺”了。
他有一个副官对他这种嫖的生活很反感。有一夜时间很晚了,他叫副官坐车去接女人。把女人接上汽车,这个副官就当着女人面骂起来,意思是骂戴笠半夜三更叫我们到处找“破鞋”。这个女人见了戴笠把这件事说了。戴笠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报告,说他的副官勾通宋子文的副官贩卖鸦片,应予以处死。就这样这个副官被杀了。
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鱼鹰政策,他说:“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对待我们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
小册子里,我知道的,加上大家知道的,写了30段,都是短篇的东西。
每天写材料,每天写工作日记。记录当天写了多少材料,谁提供的,有什么特殊问题。然后一一呈报。我在呈报时从来不汇报某人的缺点,何必那样呢,他们不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坚持隐恶扬善。我们每天谈的许多事情也从不反映,因为我就是好谈者之一。
10月16日,星期日。吃完早饭,就听看守到一号监房喊:“十六号出来!”我们知道叫的是陈牧。他戴着一副大脚镣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把我们这屋的门打开,我心想,陈牧提走了,这回该提我了。我要起来,看守说:“不找你!”又朝张逸民一指:“找你,出来!”张逸民穿上鞋出去了。我心中暗想,有什么重要的审讯礼拜天还办哪?到吃晚饭的时候陈牧先回来了,接着张逸民也回来了。张逸民精神紧张,脸色苍白,饭只吃了半碗。饭后,张逸民坐在我身旁,不停地摇头。我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把我叫到局长室,一屋子干部。问我的一些罪恶;问经济大药房案件;问在伪满的活动;问我在长春杀了多少人?我说没杀过人。他们说因为我搞的情报,以致破了案子,都要由我负责。这么一来我就危险了。问我话的干部很严肃,其他的人不说话。情形不乐观。回头,又叫我把这些问题写下来,我写了两个小时。写完之后又拿去看,看回来又叫我补充。咳,不好办哪。”
我劝解道:“没有关系,不要难过,有问题就交待,他要杀我们,哪件事不能杀?他要不杀,你多坦白个十件八件的也不会杀,反而说你坦白彻底。”
我总觉得张逸民没有我的罪大,他在伪满是个警尉补,在解放前是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分区主任,地位不高,责任也不大。但是他收集的经济大药房的原始情报,这一个案子就杀了六七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还听说他在伪满时对老百姓很厉害,是长春老百姓最仇恨的“三张二栗”之一(三张,即张效九、张逸民、张耀先;二栗,即栗宗元兄弟二人)。他这一张地位虽不高,坏事却没少做。他的老婆就是霸占别人的。还有一件坏事简直不好说出口,伪满时张逸民抓住了女共产党人,用一条大绳子在阴户下边前后拉,把阴户拉烂,然后用洋蜡把阴毛烧掉,最后强奸,杀害。这些残酷的行为我也感到过分。要杀就杀,用不着这样。我也杀过女地工人员,但我不像他这样残忍。如此看来,他的案子很不单纯。礼拜天干部办公,又来了那么多的人,不一般哪。我想,今天找张逸民,说不定明天就会找我。自己掐指一算,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③今天是1949年10月16日,整整一年。这一年,国内国外有了很大变化,我自己受了不少的折磨与考验,今天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呀!可是将来会怎样呢?想了许许多多。
第二天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一周年。天气阴暗,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的。早饭后,我以为照例会提我去前楼写材料,但是没有提。不一会,看守的战士端着枪,表情很紧张的样子,来回在我们的窗户前监视着。这就预示着将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接着把玻璃窗户里面的防空窗帘(一层黑纸)也关上了,这是因为这些窗户靠大街,怕我们往大街上看。可是大街上什么也没有哇。我坐着想着,今天是长春解放周年纪念日,也许……我想起3月份追悼大会的情景,那句“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的口号,不能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开大会不大好,一枪打倒在这屋算了。否则不如袁家佩,吴殷强,孙伯宇等人,他们病死在这里,政府给埋起来,外面人不知道,就算完了。可是郭股长对我说得清楚,“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啊,这句话犹在我的耳鼓。郭股长不会说瞎话的,我应当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偏要不相信,给自己增加烦忧呢?
看守所的人来到监房,监房异常肃静,一点声音也没有。看守手中的钥匙一响,大家的心一跳。一号监房的门打开了。
“十六号出来!拿着东西!”
接着脚镣子响,陈牧走出了监号,在看守所门口下了脚镣。铁锤砸砧子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下完镣,没有声音了。接着又叫十一号监房:“七十一号出来!拿着东西!”
七十一号犯人是印匡时。他和陈牧一样在看守所门前下了镣。我以为这回该叫我了,心中忐忑,无法形容。真的,看守所的人往我这屋子走来了……却在我的对门站下了——把郭子襄叫了出去。郭子襄的动作很慢,因为他带的脚镣太重。
“快点!”看守催促道。
郭子襄戴着那副大镣哗啦、哗啦的出去了,他也在看守所门前下了脚镣。下了脚镣能轻快吗?也许轻快一阵儿。
郭子襄的脚镣下完了,看守所的人直奔我这屋子,到门口开锁……我立刻站了起来……看守战士在铁栏前面怒斥道:“你要干什么?老实点!”我的监号打开了,看守指着张逸民说:“你出来!拿东西!”
张逸民急忙把自己的衣服包拿起来,到门口穿上鞋,走了。我想不会叫我了,如果有我会与张逸民一块叫出去的。
这四个人走了,监房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静。陈牧与印匡时的号数犯人都知道。到我这屋没叫张逸民的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