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里,我从这个医院换到那个医院。我17岁了。人家都说17岁是最会幻想的年龄,然而我不能去想,我只想着怎样把每个日子过得快乐过得完整。
我的家在小镇上,小镇上的孩子大多能四处乱跑能玩能闹的。可是父母亲总有许多不放心,我就乖乖在家,看母亲肯让我看的书,在学校,我也是一个乖学生。因为个子小,老师怕我镇不住同学,让我当了副班长。1997年寒假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正站在凳子上出黑板报,嗓子一阵疼痛,头晕目眩。我本不想告诉父亲的,他总是大惊小怪。一点点小病小痛,他就大惊失色以至于大动干戈,全家人几天不能安宁。但今天真是很难受,脑袋里总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轰轰作响,支撑着回到家,腿软软的,想睡。
父亲几次三番询问,我说“头有点晕”。父亲果然心急火燎,逼着立即就去医院,我不想耽误功课,坚持等星期六再去。
从医院回家的时候,父亲一脸轻松。半夜醒来,我听到妈妈隐约在哭。惺忪走过去,他们却睡得沉沉的。早上醒来,向爸爸要来病历,可我什么也看不懂。
病没好,又去了县医院,之后就没有再回家,直接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父亲说是贫血。过几天就能回家了。我昏昏沉沉,趴在父亲的背上。爸爸的右腿因为小时候生病留下了后遗症,他瘸着腿把我背上背下。我想下来自己走,可是没有一点力气。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和白色病房作伴仿佛已没有了归期,父亲总是陪着笑说“好了,快好了。”同学们结伴来看我,男生也来了。他们推门进来的时候,一下子带进了满屋的阳光。我的书带来了,作业也带来了,他们不断地告诉我课程的进度。我急着想回到学校,不知道回去之后,还能不能做优等生。
当事者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坏消息。那天,从父亲的包里掉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是传单。求人可怜求人帮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瞒了我三个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几十万,更没人告诉我这个。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面无表情,然而心里在挣扎变形。病房过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树,街上汽车的引擎声和喇叭声越来越远。不是说是贫血吗?不是说是贫血吗?我的嘴里机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知道,这是绝症。所有的人都抛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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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雅的微笑(4)
父亲出去了。我想那些传单是散给街头路人的。他该如同天桥上伸手行乞的乞丐,或是路旁挂着纸牌求助的盲流吧。父亲从来是不肯求人什么的,他的腿残疾,他有着过份的自尊。我心如刀绞,为自己、为父亲。
他回来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躲进被子,用被里擦干脸。他还是一脸的笑,皱纹里满是灰尘。我对他说:“爸爸,回家吧。”他用手理着我的头发:“等几天就好了,好了就回家。”我想大叫,我想拍打床铺,我想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然而我只是仰面躺着,大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机械地吃着父亲喂到嘴里的药,所有的药都没有说明,病床上我的卡片上写着英文“MDS”,我看不懂。可是我已经知道了。
很快,我第一次见到了死亡。
一个病人来到我们病房闲坐。这里是血液科,现在我才知道,住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白血病病人。她看起来已经五十多岁了,戴着帽子,显然头发已经掉光,高高兴兴地笑着,高高兴兴地谈一些家长里短。走之后,有人说她才三十多岁,以前是模特儿,长得挺美。隔了一天,是中午,听到走廊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父亲不让我去看。她走了。病房里恢复了宁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死亡,竟是这样的无声无息。我浑身冰凉,忍不住要发抖,我却不敢动,我好像闻到死神的气息,它就在我身边,窥视着我,时刻会扑过来,一口将我吞噬。
在生病之前,我就对死有着一种深深的恐惧。死就像让我一个人走进漆黑的夜里,但毕竟是自己吓自己,我这么小,还有好多年呢。而现在,我好像听到了死神的脚步。死对我来说成了一把残忍的刀,一点一点地在割着我对这世上的牵挂。我害怕。死,就是我喜欢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我无可奈何。剩的日子越少,我越觉得珍贵。我找到了所有能找到的书。读书于我成了唯一的安慰。只有在读书时候,我才找到了自己的生机,我会笑会哭。家里的人看我这样都很高兴,说看不出是生病的样子,心情很好。初二的教材已看得不能再熟了,我一天几次催促父亲,我要回去上学。头已经不晕了,耳朵里也不轰鸣了。更何况,我猜到父亲已再也借不来钱了。“爸爸,让我回家吧,或许我到学校的环境里过着过着就全好了,这里是这样的压抑,我不愿意我像一个病人,整天躺在床上。”
父亲和母亲带我回家。从中华门乘汽车,妈妈站在我的身后,不时地悄悄抹泪。以前妈妈的脾气不是很好,和我说话向来只说一遍,不听就是一通训斥,要么就是一巴掌。我从来没见她哭过。可是现在,她对我说话变得轻声细气,父亲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我饱不饱、冷不冷。买了一包包奶粉、麦乳精放在床头,有事没事就给我泡上一杯。在家没病时我就不爱吃这些,可是父亲把杯子端着,眼巴巴地看着我。我鼻子酸酸的。汽车上,爸爸坐在我身边,车子一颠一颠的,他有点瞌睡。我伸出手想扶他一把,他猛然一惊,忙端正坐好,又笑容满面地看我,问我累不累,要不要靠着他睡一会儿。
回家之后,我就又进了学校。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是无比的友善。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呵护我。怕我吹风,怕我着凉,怕我摔倒。父亲更是每天算好放学的时间在家等我,晚回五分钟,他就朝着学校的方向找过来了。我时时想忘记我是一个病人,可是每个人小心翼翼的笑容,又总是让我心碎。没有人再说我的风言风语,没有人让我去出黑板报,该我值日了,可地早已不知被谁扫好。我还当班长,可所有的事不用我安排不用我叮嘱,他们已全部做好。我像一个客人。我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里,可是却像被放进一只玻璃瓶中,我看到他们又笑又闹,阳光晒在他们挂满汗珠的脸上。隔着一层冰冷,我的心缩成一团。他们向我招手,他们朝着我笑,可我却走不过去。
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了那么多的偏方。用几块青砖,支起一个陶罐,用细火煎着苦苦的药。父亲跪在地上,用嘴吹着火,一跳一跳的火光里,烟熏在他的脸上。
宏雅的微笑(5)
没有等到又一次考试,我昏迷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又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眼前凑着许多人的脸。身体轻飘飘的,死亡对我,也许就像一下飞走了吧。痛苦却甩给了所有的亲人。现在,他们小心翼翼地牵住一根细细的线,拉着我留在这世间。家,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电冰箱、洗衣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化作了一点一滴的液体,从吊瓶里滴进了我的身体。这能维持多久呢?可我又不能让父亲、母亲和排在他们身后的所有的家人失望。然而奶奶已经等不及了,就在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她走了。我知道我劝不住奶奶,奶奶念叨过好多次,她固执地认为是她总是不死,夺了孙女儿的阳寿。到这一步,这个家已经身陷绝地,没有了退路。活下去,成了我的责任。
我开心地笑,从这个病房串门到另一个病房。我看书,我和病友们聊天。每个月一次化疗,每次七天,这七天对我是一场难捱的恶梦。这七天,什么也不能吃,一吃就吐,甚至不吃也吐,最后吐的是苦水。我想,还是死了拉倒吧。但还是捱过来了。每次在最不行的时候,我好像就听到学校里叮叮当当的铃声。他们都已经上初三了,他们正坐在课堂里,他们快乐地哄堂大笑,笑声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地响。我睁开眼,父亲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垂着,把自己的帽子捏成一团,头上已经没有一根黑发。化疗之后,我饱饱地吃,笑嘻嘻地告诉父母:“其实化疗并没什么,像晕了一次车”。
对面的病房,住着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和我得了同样的病。他个子很高,长得很帅。从第一次见着他,他就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头发已经掉光了。那天我站到我的病房门口,他妈妈扶他坐了起来吃饭,他也向我看来,目光里仿佛有些笑意,接着便低下头来吃饭。我一直看着他吃完饭缓缓地躺下,他躺下时很费力,这让我想到他刚才的笑意有点凄凉。我转过身,抱着被子坐到床上。他的父亲和伯父几次让我去陪他说说话。我没有去。我从来没有主动去跟男生说过话。我没有想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慢慢建立友谊。
那是一个夏夜,走廊里忽然响起氧气瓶的拖拉声、杂沓的脚步声。一阵喧闹之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后半夜,我一直清醒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只有远远的零星的几声咳嗽。我睁着两眼,窗外黑漆漆的。
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站在病房门口。太平间的穿着蓝色衣服的人走了过来。他的母亲已经给他换上了新衣服,胸口放了一束鲜花。他爸爸把他抱到小推车上,蓝衣人给他盖上白布,缓缓地推车远去。他的父母跟在车后,脸上没有表情。
我没有和他说过话,我的同龄的本该同病相怜的病友。
接二连三地看到死亡,男女老少都有。两年间我长得很快,可能就是过早了解死亡的原故。死亡是我的催化剂。死亡是我的追逐者。我要快快跑,不小心就会被死神攫取,在奔跑中我成熟了,因为成熟我更多对生的眷念,对死的恐惧。命运会给我多少天呢?在这些天里的某一个晚上,我能不能作为一个主持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呢?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
我真的上电视了。但不是我梦想的方式。我接受过一些善良人们的好意,我在舞台上向他们鞠躬,表达我内心的感激。这是慈善组织举办的一个大型晚会。我站到舞台上,不是因为我的出色,而是因为我遭人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