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除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之外您还有喜爱的政治家吗?您会与你们的国务活动家中的哪一位去野游呢?
答:会同基里延科和涅姆佐夫一同去,他们是俄罗斯的明天。他们意志坚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够承受各种打击,去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外表非常讨我喜欢——同是知识分子。他们不是那些整日里在电视里露头显脸的市侩,我们的国家杜马里有多少这样的丑八怪呵!我对他们连看都不多看一眼,小伙子呵!我坚信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能力并祝愿他们取得胜利,在大选中也能成功。
问:当代军队没有激起您的写作兴趣吗?
答:我没有权力去创作这方面的东西。我没有再入军队。这是复杂的机构,要想了解它必须从内部来谈。它的颓丧,它的被损害、它的被玷辱——这些都是事实,但它依旧强大无比,它还能战斗。
问:整个国家都为您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孩儿而哭泣。为什么您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会牺牲?他们是那么的希望活下去,好好地活着,而最终还是告别人世了,为什么?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生活大多是以悲剧形式呈现的,而非喜剧,俄罗斯就活在悲剧体裁中,整个20世纪皆是如此……
问:您说过关于欧洲文化的问题,在现在,在20世纪末期,按照您的观点,我们的文化状况如何?
答:问题很有趣,首先要更准确地说明文化的概念。这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文学。这是道德与法律,书籍,剧院——这是文化的招牌、文化的正面。谈到民族文化应该从社会道德和国家的法律方面来看。道德在我们这里已沦丧到底,我们这儿被称之为文化的不过是“蹦迪碴舞”。你讲的还不完全是这些,这种文化谁也不用教,也不必去解释,俄国文学像电弧似的把两个曾分开的社会组织联在一起——农奴和地主。因此农奴制度被废除也很容易。而苏维埃文学干了什么呢?苏维埃文学在宣扬什么呢?久加诺夫到现在还不能平静下来,艺术现在挣扎着想站起来。艺术的主要任务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小党派的问题。
问:在您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触及到知识分子题目,您是否有这种感觉,知识分子这个题目可以消失了?
答:这个事物开始灭绝。从旧俄罗斯走过来的那一代已经过气了。他们经历过“古拉格群岛”,战争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散。而继承性却没有。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很贵族气的,这并不指的是贵族血统方面,我指的是独立性这一点。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服务型的。这种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的力量。用教育来代替了独立性。这完全是不相同的事。我不喜欢索尔仁尼琴提出的“受教育者”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苛同。
问:人们现在称索尔仁尼琴为救世主,称您为真正的经典作家。您对这种涉及您创作的评价怎么看?
答:我不知道。20年后是否有人仍读我的作品。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靠这种称呼活着。我们很喜欢挂上什么标签:经典作家,救世主,不应该这样,后代人自己会分清是非的。
问:听说您每天工作10个小时,现在在创作什么呢?
答:最近在研读历史。秋末会在一家出版社出版我的关开斯科别列娃的长篇小说《只有一瞬间》。还在创作关于奥列佳女大公的长篇小说。
问:有您喜欢的出版家吗?您认为现代的出版业应是什么样的?
答:书籍出版业变得商业化了,这在当今俄罗斯相当自然——你写的好,就给印发。现在图书市场对每个人都开放,这是好事,不是灾难。
问:但许多出版社向市场抛售了大量的假冒伪劣书籍。
答:这是沉淀物。这是泡沫。他们会消失的,当我们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觉悟提高后,他就不会再买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了。
我认为最喜爱的出版社为瓦格利武斯,他们印发我的小说没有收回成本。但出版家并不看中这些,但为了摆脱困境,他们也得不出一些通俗文学的东西。谢谢他们所作的一切。
现在谁也不能而且不会影响我的创作。过去常常专注于第二本书。现在全都印出来,每一本都不会放太长时间。任何时候我都对政府中的人没有最喜欢的。但民族教会了我。对叶利钦我没有特别喜欢,不是涉及到我的文学创作上的事,而是政论文章的事。但我不打算沉默。叶利钦吗?向他深深地鞠躬,如果有什么事儿出现,我会立刻坐到书桌前,马上开写。报纸和杂志都高兴地等着呢。(左右译)
【附】:鲍里斯·华西里耶夫(1924-),俄罗斯作家。生于职业军官家庭。1941年中学毕业,志愿入伍。1948年毕业于装甲部队军事学院。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根据小说拍制的电影获奖1975年苏联国家奖金)、《最后一天》(1970)、《他们可能同我一起去侦察》(1980),长篇小说《不要想白天鹅开枪》(1973)、《未列入名册》(1974)等。他的作品以战争题材为主,以揭示普通战士的人道主义品质和人性美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