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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殷海光先生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自由主义斗士，风骨嶙峋的知识分子，一位充满着道德热情和道德勇气的理想主义者。他不畏强权，不避横逆，为弘扬五四精神和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终因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郁患癌，过早谢世。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

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都成为一时风流人物。这些弟子中，培养得最为成功又蜚声海内外的是李敖。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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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1914—1974）祝福孩子们

顾准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1965年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9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顾准用铅笔在信上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遗嘱立于11月15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注：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佰元赠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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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1895—1990）大哲而有大智慧

冯友兰晚年，一直和其女儿、著名作家宗璞生活在一起。冯友兰曾说自己早年赖慈母，中年仗贤妻，晚年靠孝女。

宗璞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漩涡的泥沼，可以相当自由地思考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

他最后的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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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前200—前168）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贾谊曾深受汉文帝赏识，后受周勃、灌婴等排挤，被贬为长沙太傅，终不得重用。

他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文帝听完贾谊的一番宏论后，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过不多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仍对政事十分关注，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如《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

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非常伤心。由于伤感过度，贾谊“哭泣岁余，亦死”。（《史记》）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这是贾谊在《鹏鸟赋》中表现的生死观，生命就像一条不系的扁舟，生死如同浮浮沉沉，哪里是人力可以肆意驾驭得了的！

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