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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第3页）

一场犯罪学术研讨会临时邀请克莱因在会中发表这篇文章。克莱因回顾她在这几年间的工作，把她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中对犯罪性所形成的结论简短地重述。本文的新意在于她简短而明确地表示精神病与犯罪具有相同的基础。

第十七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

这篇文章开启了一段重要的工作时期，克莱因此时开始建立新的理论架构。她的早期著作已经为此预先铺设了一条道路。过去十五年来，她累积了一系列的发现，不只改变了她对俄狄浦斯情结与超我的想法，也带来了一个渐进且重大的概念转变。她对于焦虑、内在客体、潜意识幻想、攻击、内射和投射的见解开始崭露头角，但每个概念的完成时间不尽相同。因此在本文发表前三年所出版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克莱因一方面接受了发展是逐步跨越性心理阶段的古典看法，另一方面同时使用专有名词来描述那些需要以不同取向来解释的现象：即自我会改变它与内化客体和外在客体的关系，以及早期精神病式焦虑的演变。有两件事为这个新理论开创的过渡时期带来改变。首先，她的工作完全以生死本能之间的互动作为基础，并使用爱与恨来表达这种互动关系；这不单是对于她原先比较忽略爱并过度强调攻击所进行的修正，也为她提供了形成理论的基础。其次，本文具备了所有新理论的必要条件——新的科学概念。的确，这篇文章包含了丰富而重要的新思想，这是因为它提出两个密不可分的理论：早期发展的理论，以及躁郁症起源的理论。

简言之，此理论假定在出生第一年，大约四到五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客体关系出现了重大的改变，从婴儿与部分客体的关系转变为婴儿与完整客体的关系。这个改变把自我带到新的位置上，使它能够认同客体，因此在先前，婴儿的焦虑原本具有偏执性质，只想要保护自我，但现在婴儿拥有一套更为复杂的矛盾情感，会因为在乎客体的状况而产生忧郁式焦虑。他开始害怕会失去他所爱的好客体，除了被害的焦虑之外，他也会因为攻击客体而体验到罪疚感，并且基于爱，产生想要修复客体的强烈欲望。他的防卫也会随之改变：他动员躁动防卫来消灭迫害者，以处理他此时新经验到的罪疚感与绝望。克莱因把这种客体关系、焦虑与防卫的新分类方式命名为忧郁心理位置。

在这个理论中，克莱因第一次将两种形式的焦虑区分开来，一种是偏执的（后来她常称之为被害焦虑），另一种是忧郁的。这是一种根本且重要的区分方式，带来了清晰与秩序，因此相关的概念能够自然地各得其所。她也首次提出两种对立的客体关系，也就是部分客体关系与完整客体关系之间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新观念是她舍弃发展阶段的看法，改用心理位置作为发展的单位。

1948年，克莱因在《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版的序言解释她采用“心理位置”一词的原因，并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TheoreticalConclusionsRegardingtheEmotionalLifeoftheInfant，1952）一文最后附加的批注四里做出补充说明。读者会注意到本文中多次使用“心理位置”一词；包括忧郁心理位置、躁动心理位置、强迫症心理位置和偏执心理位置。“躁动心理位置”与“强迫症心理位置”在1940年之后就不再使用，《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一文完成了她的早期发展理论，文中她把偏执心理位置正名为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在《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当中首次出现的“修复”一词，在本文里跃升成为关键概念。另外，她舍弃使用原欲阶段的连续性，改采内在客体关系一词表示发展的过程与结果。

克莱因认为在儿童发展中，忧郁心理位置的正常发展占了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儿童是否能够安全地内化好客体，将决定个体的心理健康与爱的能力，如果忧郁心理位置的发展受到阻碍，就会在儿童身上形成病态情境，可能成为忧郁性疾病的精神基础。这就是本文所提到的第二个理论。在克莱因的观点中，躁郁症患者所遭受到的痛苦和精神病式焦虑，是因为他重演了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时的挣扎所致。

第十八章断奶（1936）

这是克莱因在一系列由精神分析师为大众开设的演讲课程中所发表的演说。这一系列的演说稿集结成一本小书《谈儿童抚育》（OntheBringingUofChildren）。1952年，克莱因还为该书的第二版撰写《序》与《跋》。

早先，例如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克莱因把断奶视为一种创伤，俄狄浦斯情结从此展开：哺乳的母亲让婴儿感到挫折与打击，造成婴儿离开母亲，转而寻求父亲。然而后来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中，她的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理论为断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她认为断奶的重要性在于婴儿完全失去了第一个外在的好客体，因此将忧郁心理位置中的情绪与冲突带到高峰。同时，如果断奶成功，婴儿会获得正向的驱动力，帮助他接受母亲的替代对象，找到更多更广的满足来源。

第十九章爱、罪疚与修复（1937）

1936年，克莱因和琼·里维埃以“文明男女的情感生活”（TheEmotionalLifeofCivilizedMenandWomen）为题进行公开演说，来年出版的小书《爱、恨与修复》（Love，HateandRearation）就是以这篇演讲稿为基础。她们分别讲述本文的主题：里维埃谈的是“恨、罪疚与攻击”，克莱因则是谈“爱、罪疚与修复”。克莱因讲述她在两年之前才形成忧郁心理位置理论，这在当时仍属于相当新的观念。特别有趣的是，除了非专业的解释方式，本文讨论的各种人类情境，广泛程度甚至比她任何一篇文章提到的还要多。

后来，她的观点有了一些改变。本文认为婴儿从出生之后就背负了一个重担——修复被恨所伤害的客体。然而根据她后来提出的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理论，分裂在一个月大的时候居于主导地位，而修复的需求则是要到后来，在忧郁心理位置这个更加整合的状态中才会浮现。

第二十章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

这篇文章承接《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的内容，实属一流。本文将哀悼视为忧郁心理位置的现象之一。这使得克莱因能够阐述哀悼的本质，将哀悼与她对躁郁状态的著作互相连结。她的主要假设是失去所爱的人会再次引发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至于在后来的生命当中，能否哀悼、能否从哀悼中回复的能力取决于儿童期忧郁心理位置是否顺利解决。

她揭开了先前不为人知的一些历程，它们属于哀悼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失去外在好客体的时候，会潜意识地感觉到自己也失去了内在的好客体。这表示哀悼者遭受的痛苦及他（走出哀悼）的任务本质都比过去所认为的更为庞大而艰巨；哀悼者除了外在的失落，也会受到内在伤痛的折磨，这使他成为坏客体迫害下的猎物，也就是说，在忧郁心理位置中的早期被害焦虑和忧郁式焦虑被再度唤起。克莱因也探讨了修复的能力在克服哀悼状态时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本文从头到尾都可见到她将自己的著作与弗洛伊德加以连结。然而她并不同意弗洛伊德对于哀悼与躁郁状态之间关系的想法。她的看法是，正常成人的哀悼会牵涉到躁与郁的状态，如同她1935年的文章所述，在忧郁心理位置中，这是正常的现象。在本文当中，她拓展对躁动防卫的论述，特别是在躁动式胜利这一块；她也提出躁动防卫中的过度躁动是如何阻碍个体，使其无法安全地重建内在的好客体。

从发展通论的角度来看，本文完成了她从1935年开始对忧郁心理状态的解说。她提到忧郁心理位置包含了哀悼的过程；修复在克服忧郁心理位置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有着进一步的描述，并且首次探讨两种自我打击形式的修复——强迫式修复与躁动修复。如同先前的评论，这篇文章为1935年提出的躁动防卫注入了相当丰富的解说。此外，虽然克莱因自己并没有明显地注意，但她在某方面改变了1935年来所强调的论点；当时她强调（。288，。350）在忧郁心理位置中，整合各种意象的每一个步骤之后，都需要在更接近现实的层面进行重新分裂的重要性。她在本文的注释349-2中提到，整合对客体的对立看法是“极为重要的历程”。在她的后期著作里，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整合的过程仰赖对客体进行更符合现实的分裂。她在本文中也首次提出在忧郁心理位置中，要透过爱来缓和恨意。

第二十一章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

这是克莱因最后一次针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陈述。在这之前的主要讨论请参阅《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与《儿童精神分析》（1932）。在上述作品中，有两个相当重要的进展，其中一个属于一般性质，另一个属于较特定性质。一般性质的进展是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克莱因承认爱与恨是心智功能的基础。然而在那本书中，她才刚开始使用这个法则，因此书中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章节仍未受到此法则的影响。更为特定的改变是她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中所形成的理论，提到忧郁心理位置是出生第一年的发展转折点。本文重新修订了以上两者，并扩增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明。

她未曾改变在1928年对俄狄浦斯情结提出的独特概念，也就是在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俄狄浦斯情境之外，我们可以在前性器期的早期就看出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对于母亲体内包含父亲阴茎，以及儿童对自己身体内部的各种早期幻想，都属于俄狄浦斯情境的一部分；罪疚感不只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物，它从俄狄浦斯情结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影响整个发展的过程。她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对男孩及女孩性发展的说明也始终不变。不过现在她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肇始与导致其减弱的原因采取不同的见解，她也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

在她的新假设中，施虐性在婴儿期前六个月会逐渐减少而非增加，若我们将她对于客体关系从一出生就存在的观点纳入思考，这表示了她早期（1932）对俄狄浦斯情结是在自恋阶段或是在施虐性达到顶点时展开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她也不再认可这样的解释。她不再认为断奶时的口腔挫折释放出俄狄浦斯冲动，或如同她有时候表达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受到恨的冲动影响而展开。相反地，她现在主张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正好与忧郁心理位置同时开始，也就是在被害焦虑降低，爱的感觉强烈浮现的时候，虽然被剥夺感可能是造成婴儿背离乳房的原因之一，但也造成一种仅次于爱的推动力，激励婴儿迈向发展的下一步，引发出原欲寻求新客体的天生能力。她在1932年时认为罪疚感是缓和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因素；现在她主张正面的情绪，包括儿童对父母的爱及想要保护他们的渴望，也同样是削弱俄狄浦斯情结力量的因素之一。

克莱因在1935年的《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一文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与忧郁心理位置链接在一起，她的这个陈述并未超出她原来认为在忧郁心理位置中，最痛苦的俄狄浦斯冲突来自于悲伤与担心失去好客体的惧怕。在本文中，她检验了当孩子们挣扎着整合爱与恨的时候，心中交织的俄狄浦斯欲望与忧郁式焦虑，她也指出性冲动会透过修复先前的攻击结果而产生新的重要意义。这导致修复式性幻想（rearativesexualhantasies）的浮现，对于个体未来的性行为与性能力，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这种更为圆满的俄狄浦斯情境的形象在两个病人的案例中有所描述，有关小男孩理查德德的分析在《儿童分析的故事》（1961）做了完整的发表，而先前的文章中也叙述了关于小女孩莉塔的许多资料。

本文中，克莱因为她与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歧意见做出了一个不错的解释。有趣的是，除了在俄狄浦斯情结与忧郁心理位置的链接中产生的特定观点以外，本文列出的所有歧异在1928年的文章中都已经出现；但是当时她似乎不希望强调她与弗洛伊德的差别。

我们可以明显地在本文中见到她为生命最初几个月的观点做出明确澄清。来年她发表了《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文中提出，婴儿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都处在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当中。然而这并不影响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她自己对于1932年来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看法做了简短的说明，请参阅《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版《序》。

总而言之，克莱因将人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解往两个方向拓展。首先，她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并将弗洛伊德认为是所有精神官能症核心的俄狄浦斯情结，与她认为在儿童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忧郁心理位置连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