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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第1页）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

（1940）

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MourningandMelancholia）一文中指出，哀悼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现实考验（testingofreality）。他表示，“我们需要在哀悼中花时间仔细进行现实考验的工作。当这项工作完成时，自我便能成功地让它的原欲脱离已失落的客体。”（S。E。14，。252）同样地，“原欲加诸在客体上的每个记忆与期望都会被带出来，给予高度贯注，借此完成脱离。为何进行现实考验时的妥协会如此痛苦，实在难以能量的角度来做解释。而我们居然将这种痛苦所带来的不愉快，视为理所当然，实在令人惊讶。”（。245）他也在另一段中写道：“我们甚至不知道进行哀悼工作时所借助的能量流动路径。但是以下推论或许有助于了解这个现象：每个显示原欲跟已失落之客体的依附之记忆和预期，都会遭遇客体已经不复存在的现实之判决。而自我在此时就会跟过去一样，疑惑自己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由于自己还活着而衍生出自恋满足（narcissisticsatisfaction），便能说服自我切断跟已失落之客体的连结。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样切断的工作如此耗时渐进，等到工作终于完成时，所需要的能量也已经耗尽。”（。255）

我认为，正常哀悼里的现实考验跟我们早期的心理历程，有紧密的关联。我的论点是，儿童会经历跟成人的哀悼类似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成人在生命后期每次经历哀伤时，童年早期的哀悼就会重来一遍。我认为，儿童克服哀悼状态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现实考验；而就如弗洛伊德强调的，这项历程也是哀悼工作的一部分。

我在当时说过，婴儿经历的忧郁感觉在断奶之前、之间和之后，会到达高峰期。我将婴儿的这种心理状态称之为“忧郁心理位置”，并提出这是一种“原生状态”（statunascendi）的忧郁。受到哀悼的客体是母亲的乳房，以及乳房和乳汁在婴儿心里代表的一切，也就是爱、美好与安全。婴儿会觉得失去了这一切，而之所以失去，都是因为自己对母亲乳房无节制的贪婪、摧毁幻想和摧毁冲动。对于即将面临失落（这次是失去父母双方）的许多痛苦，则来自于俄狄浦斯情境。俄狄浦斯情境很早就会出现，与断奶的挫折息息相关，因此从一开始，就会由口腔欲望和恐惧所主宰。在幻想中攻击所爱的客体，并因此害怕失去客体，这类循环也会延伸扩及幼儿对兄弟姐妹爱恨交织的关系上。幼儿会因为在幻想中攻击在母亲体内的兄弟姐妹，而产生罪疚感跟失落感。根据我的经验，害怕失去“好”客体的哀伤与担忧，就是忧郁心理位置，也就是导致俄狄浦斯情境的冲突，以及儿童与他人之爱恨交织关系的主要原因。在正常的发展里，这些哀悼与恐惧的感觉会以各种方式克服。

儿童在最初与母亲，以及之后很快与父亲和他人产生关系时，也同时开始了内化的历程。这点我已经在我的著作里一再强调。婴儿吞并了父母之后，会具体地感受到深刻的潜意识幻想，觉得他们是他体内活生生的人。因此他们在他心里，就是如我所称的，“内在的”（internal）或“内部的”（inner）客体。于是儿童在潜意识心智里建立起一个内在世界，这个世界反映他从别人和外在世界获得的实际经验与印象，但又被他自己的幻想和冲动所修改。如果那个世界里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他们跟自我之间，能和平相处，内在的和谐、安全与整合就会随之而来。

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婴儿感受到的许多愉悦，充分证明了他所爱的客体——不论是“内在”或“外在”的——没有受伤，也没有变成试图复仇的人。快乐经验增加了爱与信任，减少了恐惧，帮助婴儿一步步克服他的忧郁和失落感（哀悼），也让他能借由外界现实考验他的内在现实。借由被爱，以及与他人关系中所获得的快乐与安慰，他愈来愈信任自己与他人的好。而当他对外在世界可能毁灭的矛盾情绪和极度恐惧减少时，他也会愈来愈认为他心中的“好”客体，跟自己的自我能同时被拯救与保存。

对幼小儿童而言，不愉快的经验和欠缺愉快的经验，尤其是欠缺与所爱他人快乐和密切的接触，会增加矛盾情绪，减少信任和希望，并强化他对内在毁灭和外在迫害的恐惧，进而产生焦虑。除此之外，它们还会减缓甚至永久遏止儿童追求长期内在安全感的良性历程。

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所有新的经验都必须符合当时主导的精神现实所提供的模式。但相反地，儿童的精神现实同时也会被他逐渐增加的、与外在现实相关的知识所影响。而随着他的知识逐步增加，他也愈来愈能坚定地建立他内在的“好的”客体，同时他的自我也会利用这些知识，来克服忧郁心理位置。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仔细地来讨论这项发展进行的方式和心理机制。

在婴儿身上，内射与投射的历程都由互相强化的攻击和焦虑所主导，也因此引发被可怕的客体迫害的恐惧。除了这样的恐惧之外，婴儿还会害怕失去所爱的客体，便产生了忧郁心理位置。我初次提出忧郁心理位置这个概念时，曾提出假设认为婴儿内射整个所爱的客体后，会担忧哀伤客体被摧毁（被“坏的”客体和本我摧毁），而这些痛苦的感受与恐惧，加上偏执的恐惧和防卫机制，就构成了忧郁心理位置。也因此有了两组不同的恐惧、感受和防卫机制，而它们尽管各不相同，却又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为了要在理论上清晰分析起见，这两者是可以各自独立出来的。第一组是被害的感受和幻想，主要特征是害怕自我遭到外在迫害者的摧毁。对抗这类恐惧的防卫机制主要是借由暴力的、秘密的或狡猾的方式摧毁迫害者。关于这类恐惧和防卫机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过。构成忧郁心理位置的第二组感受，我之前也曾描述过，但没有提出专用词汇。现在我建议，用一个来自日常生活语言的简单词汇，例如，对所爱客体的“渴慕”，来描述害怕失去所爱客体，以及渴望重新找回对方等这类哀伤担忧的感觉。简而言之，“坏的”客体的迫害，和与之对抗的特定防卫机制，加上对所爱的（“好的”）客体的渴慕，就构成了忧郁心理位置。

“……在最初的阶段中，迫害客体与好客体（乳房）在孩子心中被远远地分开，随着内射了完整的真实客体，它们彼此接近时，自我便一再诉诸分裂的机制——这机制对于客体关系的发展是如此重要，也就是分裂其意象为被爱的与被恨的，即好的与危险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事实上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对于客体关系的爱恨交织，即与完整且真实的客体之关系。在意象的分裂中形成的爱恨交织，让幼儿能更信任其真实客体及内化的客体——更爱它们，并更能实现儿童复原所爱客体的幻想。同时，偏执焦虑与防卫则被导向“坏”客体；自我从真实的“好”客体所获得的支持，因逃离机制而增加了，这样的机制在其外在与内在的好客体之间轮替着。（理想化）

躁动防卫机制与强迫式心理机制在运作时密切相关，因此会导致自我害怕强迫式心理机制的修复企图也同样失败了。控制客体的欲望、征服或羞辱客体的施虐满足、打败客体的胜利感，都可能强烈地出现在修复的行动中（以思想、活动或升华进行的行动），以至于这项行动刚开始时的“善意”循环被打断。本来要修复的客体再度变成迫害者，而被害恐惧再度复活。这些恐惧会增强偏执防卫机制（毁灭客体）及躁动防卫机制（控制客体，或让客体动弹不得等）。进行中的修复行动因此受到干扰，甚至中止，其受影响程度视这些机制而定。由于修复行动失败，自我于是必须一再地诉诸强迫和躁动的防卫机制。

在正常发展过程中，当爱与憎恨之间取得相当的平衡，而客体的各个层面也比较统一整合时，这些相互矛盾又密切关联的方法也就能达到某种平衡，其强度也会减弱。在这方面，我想特别强调跟鄙视及全能感息息相关的胜利感，它也是躁动心理位置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知道，当儿童强烈渴望达到与成人相同的成就时，竞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除了竞争以外，这些渴望中还掺杂了恐惧，以及希望“长大脱离”自己的缺陷（最终能克服自己的毁灭性，征服自己坏的内在客体，进而能够控制它们），更是刺激他想达成各种成就的主要诱因。在我的经验里，举凡希望逆转儿童父母的关系、有力量掌控父母及打败他们等想法，在某种程度都跟希望获得成功有关。儿童幻想有一天他会变得强壮、高大、变成大人、有力量、有钱，有能力，而父母则会变成无助的儿童，或在其他幻想里变得很老、很虚弱、穷困潦倒。但在这类幻想里战胜父母所引发的罪疚感，经常会妨碍个体在各方面的努力。有些人会觉得自己不能成功，因为对他们而言，成功表示一定会羞辱甚至伤害到其他人，尤其是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企图达成某个目标的做法可能具有高度建设性的本质，但是里面暗示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伤害与损害，在个体心里可能会压过这些目标，而阻止这些目标实现。在个体内心深处，他战胜的人就等同于他所爱的客体，因此他想要修复所爱个体的企图会再度失败，罪疚感也会无法消除。战胜客体，对主体而言必然暗示客体也想战胜他，因此会导致他的不信任和被害感。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忧郁，或者躁动防卫机制增强，而对客体采取更暴力的控制。既然他无法与客体和解，也无法恢复或修复客体，因此被对方迫害的感觉再度占上风。这一切都会大幅影响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也会决定自我是否能成功克服这个心理位置。幼儿的自我因为控制、羞辱和折磨内在客体，而获得胜利感。这种胜利感是躁动心理位置中的毁灭层面，会干扰主体弥补和重建和谐平静的内在世界，因此也会阻碍早期的哀悼。

为了了解这些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思考从轻躁的人身上观察到的一些特征。轻躁的人对于人、原则或事件，经常会倾向于夸大的评价：过度欣赏（理想化）或鄙视（贬低）。伴随而来的是他会从大范围、大数量的角度去思考所有事物，同时抱持极度的全能感，借此抵抗自己最大的恐惧，也就是害怕失去唯一不可替代的客体——他心底深处仍旧在哀悼的母亲。他习惯于贬低细节和小数目，经常对细节漫不经心，鄙视认真负责等，这都与强迫式心理机制中的一丝不苟、专注微小细节（弗洛伊德）等，形成强烈对比。

然而，这种鄙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否认。他必须否认自己想要全面而巨细靡遗地修复的冲动，因为他必须否认自己想修复的动机，也就是否认他对客体的伤害，和因此而来的哀伤与罪疚。

回头来谈早期发展的路径，我们可以说，情感、智能与精神成长历程中的每一步，都会被自我用来作为克服忧郁心理位置的工具。儿童不断成长的技能、天分和艺术能力，都让他在精神现实上愈来愈相信自己具有建设性的能力，也让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及掌握他的敌意冲动，和他的“坏”内在客体。来自各种源头的焦虑因此得以释放，导致攻击性降低，进而减少他对“坏的”外在与内在客体的怀疑。个体于是对人有较强的信任，自我得到强化，而能进一步统一它的许多意象——外在、内在、爱的、恨的，并借由爱来降低憎恨，而迈向整体的整合。

当儿童借由考验外在现实，不断获得多种证据和反证，而更相信及信任自己爱的能力、修复的能力，以及自己好的内在世界的整合与安全，他的躁动全能感就会减少，修复冲动的强迫特质也会降低，整体而言这就表示他安然度过了婴儿期精神官能症。

现在我们必须将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与正常的哀悼连结起来。我认为，哀悼者在实际上失去所爱时，会因为潜意识里幻想自己同时失去了内在的“好”客体，而更感到痛苦。他会感觉自己内在的“坏”客体占了上风，而他的内在世界面临分崩瓦解的危险。我们知道，失去所爱的人会让哀悼者产生冲动，想在自我中恢复失去的客体（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但是我认为，他不但会将失去的人融入自己的内在（重新吞并），还会恢复（reinstate）他在发展之初，就已经内化到内在世界的好客体（终极而言就是他所爱的父母）。每次个体感受到失去一个所爱的人时，就会同时觉得这些客体也被伤害，被毁灭了。此时，早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由乳房受挫情境（breastsituation），也就是俄狄浦斯情境和其他所有源头衍生的焦虑、罪疚、失落感与哀悼感等，都重新启动了。在所有情绪当中，害怕遭到恐怖的父母剥夺与惩罚，也就是被害感，会在心底深处再度被唤醒。

例如，一个女人面对孩子的过世，除了哀悼与痛苦之外，她早期认为“坏”母亲会对她报复剥夺的恐惧，也会重新启动并获得确认。因为她曾在自己早期的攻击幻想中夺走母亲的婴儿，因此她害怕遭到惩罚，而这也强化了她对母亲的爱恨交织，导致她对他人的憎恨和不信任。在哀悼状态下，情绪或被害感的强化会带来更多痛苦，因为它会增加爱恨交织和不信任感，而阻碍本来在这时候可能有帮助的友善关系。

在正常的哀悼里，早期的精神病式焦虑会被重新启动。哀悼者事实上是生病了，但却因为这种心理状态非常普遍，而被认为很自然，也不会称之为疾病（基于类似的道理，在近几年之前，正常儿童的婴儿期精神官能症也不被认为是精神官能症）。更精确地说，我的结论是：主体在哀悼时，会经历较轻微的、暂时性的躁郁状态，然后加以克服，这也重复了儿童在正常的早期发展中的历程，虽然两者是处于不同的外在环境，并有不同的表现。

对哀悼者而言，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他将对死者的憎恨转向自己。这种憎恨在哀悼情境下的表现之一，就是感受到战胜死者的胜利感。我在本文的前面提到过胜利感是婴儿发展中躁动心理位置的一部分。每次有爱的人死去，婴儿希望父母和兄弟姐妹死亡的愿望，其实就实现了，因为死者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某一个最初的重要形象，也因此承受与该形象有关的一些情感。因此他的死亡，尽管在其他方面可能带来极大的打击，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会让主体感觉像获得胜利，引发他的胜利感，也引发更多的罪疚感。

在这点上，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不同。他说：“首先，正常的哀悼会克服客体的失落，而当哀悼持续时，则会耗尽自我的所有能量。那么，就能量状况而言，为何在完成哀悼之后，却没有暗示显现出胜利的阶段？我发现我们很难简单明了地回答这个异议。”（S。E。14，。255）根据我的经验，即使是在正常的哀悼里，胜利感也会无可避免地出现，而且可能影响哀悼工作，或者相当程度导致哀悼者感受困难与痛苦。对死者的憎恨会以多种方式显现，而憎恨在哀悼者心里占上风时，不但会使死去的人变成迫害者，还会动摇哀悼者的信念，让他无法再相信内在的好客体。无法相信内在的好客体带来最痛苦的影响便是干扰理想化的历程，而理想化历程却是心理发展中一项很重要的中介步骤。对于幼儿来说，理想化的母亲可以抵抗报复的或死去的母亲，和抵抗所有坏的客体，因此代表了安全和生命本身。如我们所知，哀悼者可以借由回忆死者的善良与美好特质，获得很大的安慰，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他能暂时理想化所爱的客体，而感到安心。

为说明正常的哀悼者如何重建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我陈述一个案例。A太太的年轻儿子在学校里突然意外死亡，对她造成重大的打击。在她儿子过世后的头几天里，她一直埋首整理信件，留下他的信，并丢掉其他所有信件。这表示她是潜意识地试图在心里修复他，将他安全地保存在那里，同时丢弃她觉得对此漠然，甚至是怀抱敌意的其他一切——也就是“坏”的客体、危险的排泄物与不好的情绪等。

有些哀悼中的人会整理房子，重新摆放家具。这些行为来自强迫式心理机制，也就是婴儿抵抗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防卫机制之一。

在儿子死后头一周，她哭得不多，而泪水带给她的安慰也不像之后那么多。她觉得麻木，整个人封闭起来，身体状态也近乎崩溃。但是见到一、两个亲近的人，仍能带给她一些安慰。在这个阶段，通常每天都会做梦的A太太，因为潜意识深刻否认她实际的失落，而完全停止做梦。但在这一周结束时，她做了这个梦：

她看到两个人，一个母亲跟一个儿子。母亲穿着一件黑洋装。做梦者知道这个男孩子已经死了，或即将死去。她没有感觉到哀伤，但是对这两个人有一丝敌意。

对这个梦的联想带出了一段重要的记忆。在A太太还很小的时候，她哥哥因为学业表现不佳，必须请跟他同龄的同学（我称他为B同学）指导功课。B同学的母亲来找A太太的母亲，安排指导课业的事，而A太太回忆起这件事时，情绪很强烈。她记得B同学的母亲表现得高高在上，而她母亲在B太太眼中则显得很气馁的样子。她自己觉得，仿佛有令人害怕的耻辱降临在她原本很崇拜而爱慕的哥哥身上，以及整个家庭里。这个比她年长几岁的哥哥，本来在她眼中拥有充分的知识、技巧和力量——是集合所有优点的化身。但是她发现他对学校课业的无能之后，这个理想就粉碎了。然而，她之所以对这件事有这么强烈而持续的感觉，始终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不幸，最大原因是这似乎实现了她想伤害哥哥的希望，进而引发她潜意识中的罪疚感。她哥哥对这件事显然也很懊恼，清楚表现出厌恶憎恨B同学。当时A太太强烈认同哥哥这些厌恶的情绪。A太太在梦里看到的那两个人是B同学跟他母亲，而在梦中她知道那个男孩子死掉，则是表达出A太太小时候希望他死掉。但是在此同时，她也在梦中希望实践她被潜抑得很深的一个愿望，也就是她希望借着哥哥的死，来惩罚和剥夺她母亲。因此我们可以看出，A太太虽然非常崇拜爱慕哥哥，但也一直在各方面嫉妒他，包括嫉妒他比较有知识，嫉妒他在心智上和生理上比她优越，以及嫉妒他拥有阴茎等。她也嫉妒她挚爱的母亲拥有这样的儿子，因此希望哥哥死掉。所以她在梦里的一个想法是：“某个母亲的儿子死了，或将死去。应该死掉的是这个伤害了我母亲跟哥哥的、讨厌女人的儿子。”但是在更深的层面，希望她哥哥死掉的愿望也重新启动了，所以她梦里的另一个想法是：“死的是我母亲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事实上，她母亲及她哥哥都已经过世了）这引出了另一个互相冲突的感受——对她母亲的同情跟对自己的哀伤。她觉得：“这样的死亡一次就够了。我母亲失去了她儿子，不应该再失去孙子。”她哥哥去世时，她除了深感伤痛以外，潜意识里也觉得打败了他。这种打败他的胜利感来自于她小时候对他的嫉妒，但同时也引起相对的罪疚感。她把她对哥哥的一些感受，带到对儿子的感情里。她爱她儿子时，也等于在爱她哥哥。在此同时，她对哥哥的一些矛盾情绪虽然已经被她强烈的母性情绪修正，但仍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她在哀悼哥哥时，除了哀伤以外，还伴随着胜利感和罪疚感，而这些感受也进入了她现在的哀悼中，显现在这个梦里。

我们现在来讨论这项分析素材显现的各种防卫机制的交互作用。当个体失去亲人时，躁动心理位置便会受到强化，其中又以否认机制特别活跃，所以A太太在潜意识里强烈否认儿子已经过世。当她无法再继续如此强烈否认，又还无法面对痛苦和哀伤时，胜利感，也就是躁动心理位置的另一个元素，便受到强化。如分析中的联想所显示，这个思绪的内容似乎是：“一个男孩子死掉，不一定带来的都是痛苦，有时候甚至会带来满足。现在我就报复了这个伤害我哥哥的讨厌男孩。”唯有经历艰苦的分析工作，才可能显现出她感受到打败哥哥的胜利感，以及这胜利感在此时被重新唤起及强化。但这项胜利是来自于能控制内化的母亲和哥哥，以及打败他们。在这个阶段，对内在客体的控制被强化了，于是她自己的不幸和哀伤也被置换到她内化的母亲身上。她的否认机制再度开始运作。她否认自己的精神现实，否认自己与内在母亲其实是同一人，是一起在受苦。否认对内在母亲产生同情与爱，反而强化对内化客体的报复与胜利感，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这些内化客体因为她自己的报复感觉，而变成了迫害的形象（ersecutingfigures）。

这个梦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征兆，表示A太太在潜意识中愈来愈认知失去儿子的是她自己（显示否认正在减少）。在做这个梦的前一天，她穿了一件有白色领子的黑色洋装。而梦中的那个女人穿着的黑洋装，领口处也有一圈白色的东西。

做了上述那个梦的两天后，她再度做梦：

她跟她的儿子一起飞着，然后她儿子不见了。她觉得这代表他死了——他溺死了。她觉得自己好像也会溺死——但是这时她奋力一搏，脱离了危险，回到活着的世界。

联想显示，她在梦里决定不跟她儿子一起死，而要活下来。即使是在梦里，她似乎也觉得活着是好的，死是不好的。在这个梦里，她的潜意识比两天前的那个梦，更能接受她已经失去儿子的事实。哀伤与罪疚感变得比较接近。胜利感表面上似乎消失了，但分析显示，其实它只是减弱而已。她对自己还活着感到满足，相对地，儿子则已经死了，这点仍显示出她的胜利感。已经浮现的罪疚感部分原因就来自这种胜利感。

我不由得在这里想到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每个显示原欲与失落客体链接的记忆和预期，都会遭遇客体已经不复存在的现实判决。而自我在此时就会跟过去一样，疑惑自己会不会跟客体有同样的命运。但由于自己还活着而衍生出来的自恋满足，便能说服自我切断跟已死亡的客体的连结。”（S。E。14，。255）弗洛伊德似乎认为胜利感元素不会出现在正常哀悼中，但我认为，这种“自恋满足”其实就包含了较温和的胜利感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