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
(1922)
大家都知道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时,经常会出现心理上的困难以及明显的人格改变。在此我想探讨男孩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女孩的发展则需要分开来讨论。
一般人可能认为,男孩缺乏处理其性成熟与随之而来巨大的身体变化所需要的心智功能,这便足以解释上述的困难。受到其性能力的巨大影响,男孩感觉自己受到不被允许也无法满足的愿望与渴望所宰制,显然他必须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但是这样的说法,尚不足以充分了解在这个年纪常会遭遇到的各种深层困难与问题。
有些过去充满信任和愉快特质的男孩,突然或逐渐变得神秘兮兮与叛逆,并且会反抗家庭与学校,无论宽容或严厉以待都无法影响他;有些男孩失去学习的企图心与乐趣,以致成绩低落而引起关注;其他男孩则被一种不健康的热情所控制,有经验的老师会注意到隐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是脆弱而受伤的自尊。青春期翻搅出许多强度不等的冲突,其中有许多冲突以前就存在,只是看似较轻微而未受注意;现在,这些冲突可能以最极端的样貌呈现,例如自杀或某些犯罪行为。就像常发生的状况,如果父母与老师未能持平对待这个阶段里的这些沉重呼唤,将会造成更多伤害。许多父母在孩子退缩时会去鞭策他们,却无法在他们需要父母的信任时给予鼓励;老师们经常因为急于考试的成功,而疏于探究孩子明显的失败,亦未能对它所意味的痛苦表示同情与了解。无疑地,善解人意的成人最能帮助孩子们排解这些事情;不过,若高估了环境因素对于解决这些困难的影响,则是一大错误,因为即使关爱善解的父母投入最大努力,也可能无法帮上忙,或是弄清楚孩子的无知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困扰。成熟而有洞察力的老师同样可能因无法了解困难的背后是什么而受挫。
于是,我们迫切需要探索在明显的身体与心智活动之外的区域,这些区域是那些受苦的孩子或不能谅解的父母所不知道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借由精神分析的帮助来探寻潜意识的起因——精神分析已经教导我们许多这方面的事情了。
弗洛伊德在治疗成人精神官能症患者的过程中,发现了婴儿期精神官能症(infantileneurosis)具有显著的重要性。经过多年与成人的工作,他和学生们找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精神疾病的病因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儿童时期,在那个时期人格被决定了,病态的因子亦被种下,日后,当压力过大,以至于不稳定的精神结构无法承受时,这些因子便导致了疾病的发生。因此本来看似健康的,或者顶多有点紧张的孩子们,可能会因为额外的一般压力而遭受相当严重的崩溃。在这些案例中,介于“健康”与“疾病”,“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线是流动的,永远无法清楚切割;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在于,这种流动性是一种广泛的常态。他发现“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差别是数量上的,而不是结构上的,这项来自经验的发现也在我们的分析工作上不断得到验证。由于漫长的文化发展,我们从出生起就拥有潜抑本能、渴望及其想象的能力,也就是将它们从意识中排除到潜意识里,在那里它们被保存着,不只活着,实际上也在成长。当潜抑失败时,它们便倾向导致各种疾病出现。潜抑的力量作用在最受到禁制的本能刺激上,特别是性的本能。“性特质”必须以最广泛的精神分析意义来理解,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教导我们:性特质从生命一开始便活跃着,刚开始时是借由满足“部分本能”来追求愉悦,而不是像成人一般,为了生殖而服务。
在青春期如风暴般席卷而来的本能,使男孩在其情结上的挣扎难上加难,而他有可能屈服。此时,逐渐浮现而活跃争取注意的渴望以及幻想,与自我潜抑力量之间发生的战斗,过度地削弱了他的力量。自我的失败将造成各种问题与抑制,包括疾病。比较好的情况是互相对抗的元素达到了某种平衡的状态。这种对抗的结果将会永远地决定男孩性生活的特质,于是也决定了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得要记得,在青春期必须完成的要务,是要将儿童不一致的“部分性本能”,组织整合为具有生殖的功能;同时,男孩必须于内在脱离与母亲的乱伦连结,虽然这些连结仍然会继续成为日后爱之模型的基础,但如果他要发展成为一个健壮、有活力且独立的男人,他就必须相当程度地在现实中脱离他对双亲的固着。
毋庸置疑地,个体在青春期时必须面对由其非常复杂的心─性发展所设定的繁重任务,并会受苦于或多或少都会持续的抑制。有经验的老师告诉我,许多原先惹麻烦的男孩,当他们安定下来,变成勤奋受教的好孩子时,他们的活力、好奇心与开放程度等方面显然都变弱了。
那么,对于男孩的困境,父母与老师能做什么来帮助他呢?若能对造成其问题的缘由有些了解,将会对他们与小孩接触的方式有比较好的影响;因为孩子的反抗性、缺少爱与可议的行为所引起的痛苦与干扰,也都会变得可以理解而较能忍受。老师也可能认知到男孩与其父亲的俄狄浦斯对立移情,会朝向他们而来。我们在分析青春期的男孩时,可以见到老师是多么常成为过多的爱与赞美,以及潜意识的恨与攻击的接受者。恨与攻击引起的罪疚感与自责,也会在男孩与老师的关系上起作用。
孩子情绪的困惑与暧昧不明,会导致他们排斥学校,拒绝所有的学习与知识,有时甚至达到折磨的地步。老师的和善与了解可能发挥舒缓的效果,师长对孩子坚定的信任,能够加强他们摇摆不定的自尊,亦能缓和其罪疚感。最好的情况是父母与老师能够保留或创造一种允许自由讨论与性相关问题的氛围——如果这是孩子所渴望的,更不用说应该避免对与性相关之事务,采取吓唬或恫吓性的警告,特别是对于青春期普遍存在的自慰,吓唬或恫吓所造成的伤害将难以估计,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好处。莉莉·布朗恩在其精彩的著作《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她在怀孕期间如何和青春期继子们建立友善的关系,以便能够给他们一些性的启蒙。她的努力因为受到责难与排斥而被迫放弃了,这可能是最天才型之性教育的命运。拒绝或冷淡待之可能是难以克服的。在早期所错失启蒙小孩的良机可能永远不会再现,但是,如果可以开启儿童的性启蒙,许多困难可能会减轻,甚至移除。
一旦这些对策都用尽,父母与老师们可以运用的资源耗竭了,便需要找到更有效的协助方式,精神分析可以提供这些帮忙。借由精神分析,我们能够找到引起问题的缘由,并移除不良的后果。虽然经过数年之经验累积,精神分析的技术仍然在成长中,但它能让我们发现引起问题的导因,使它们能够为当事人所知,因而有助于调节意识与潜意识的要求。许多对儿童的成功分析使我相信,在专业而正确的操作下,精神分析并不会对儿童造成比成人更多的危险。一般所担心精神分析减弱了儿童的自发性,并不为实务所支持;许多儿童在冲突波涛中失去的活力,在分析之后完全恢复了。即使是相当早期的分析,也不会将孩子变成没有教养和不合群的人;相反地,事实上,当他们从抑制中解放之后,便能够充分将其情绪与智能的资源运用在文化与社会的目标上,为其发展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