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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他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

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两性间的虚伪像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在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如一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卡的人们都对它感兴趣。在贺卡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的诗句：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弗朗西丝，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一见她走进来，他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轻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十五

1935年3月，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度过了四十五岁生日。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心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像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像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像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丝。他好像兴奋极了。“我的工作没法往下干了。”他说。

“说真的，白，”弗朗西丝说，“你又闹什么了？”

“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你向窗子外面看看——整条街的房屋。那才是医生必须去的地方。深入每幢房屋，每座城市，每个农庄。挨家挨户。我们把医药直接送到每个人那儿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在他得病以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挨家挨户，大街小巷，大城小镇……”

“但是你说的‘我们’，”弗朗西丝问，“是指谁？”

“我自己，”他说，“以及其他愿意跟我走的人，其他和我一样相信医生的责任是采取行动，是到疾病的来源那儿去的人。”他越发兴奋了。他一心要说服她。

“但是你到哪儿去找这种人呢？”

“教会是在哪儿找到传教士的呢？”他反问。“一定也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传教士。医生们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我们要到贫民区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

“但是，”她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所需要的钱从哪儿来呢？就假定你说服了别人跟你走吧——你们靠什么过活呢？”

“呃，那个——钱……”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钱撇开了。“我们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人们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药品、器材、设备——这些全是技术性的细节。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他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计划，然后在她面前停下来，抓住她的手。“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说。“你讲起来让我觉得从来没听过比这更美妙的事——或者更不切实际的事。”

十六

几天以后，他开始写一本暴露魁北克省卫生情况的小册子的大纲。问题似乎不只是富裕中存在着贫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到处都是挑战、谴责、浮夸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下来的，这种行话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