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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1页）

我万万没料到，第二周，瓦奥莱特给我打来电话。“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好谈的。”我说道。“他重新考虑了你的建议。”她说道。我注意到，这回，她说话用了完整句。“他这人脾气急躁，不能心平气和听别人批评。他可是第一次承认了这点。冷静下来后，他认为，你还是提了一些可用的建议。而且，你敢和他理论，他敬佩你这点。没多少人愿意这么做。我一直建议他，该有个顾问，你的表现让你成了理想人选。我们需要一个熟悉越南、能在这方面把关的顾问。越南的历史、服装、武器、习俗，总之，只要书上有的我们都研究过了。余下是跟越南人打交道了，这方面你可以帮上忙。菲律宾有越南难民，我们准备用他们做群众演员，需要有人和他们打交道。”

从遥远的地方飘来母亲沙沙的声音：“记住，你不比任何人弱一半，你比谁都强一倍。”我出身贫寒，血统暧昧，它们是我的两个劣势。尽管如此，因为母亲始终鼓励我、坚信我，我面对挑战抑或机遇，从不畏缩。大导演给我开出的条件是，去热带天堂拍摄，工作跟带薪度假一样，为时四个月，拍摄再延长也不会延过六个月。当然，如果当地叛乱分子哪天恶从胆边生，天堂或许就不那么像天堂，度假或许变成了打短工，酬劳或许也未必足付。不管怎样，有一点肯定，我需要离开美国的难民生活喘口气。少校的死令我自责，这种心情，如一天打好几个电话不屈不挠讨债的人，烦扰得很。此外，我脑袋深处好像挤有一个天主教唱诗班，唱我的罪，唱诗班前排正中总站着酒仙少校遗孀。葬礼上，我只给了她五十美元，但这笔钱已倾我所有。这次为大导演工作，就算最后真的拿不到足付酬劳，因为食宿全包，也能攒些钱，可拿一部分帮助少校遗孀与他们的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却遭遇了不公。这方面，他们跟小时候的我一样。不过，对我不公的不是生人，而是亲戚，我的几个姨妈。家族人聚会时，姨妈们不愿我和她们的孩子一起玩耍；厨房里有好吃东西时，她们嘘声把我赶出厨房。新年留给其他孩子的是美好温暖的记忆，留给我的却是一块块伤疤。伤我的竟是姨妈。我记忆里第一个新年是哪次呢？可能是我五岁或六岁过的新年。当时，我跟姨妈的孩子们一起，等着到每个大人面前说些祝健康快乐的吉祥话。我表情肃穆，忐忑不安。轮到我时，我一字不落地说了背下的祝福话，也不像我的大多数表兄弟姊妹磕磕巴巴，很真诚，一心取悦大人。可是，二姨没有赏我红包。当时，母亲这边所有亲戚，男女老少，有母亲的父母，有母亲的九个兄弟姊妹，有我的三十六个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像在一棵虬曲多节大树树枝上栖着，大眼小眼瞪着我。“我的红包不够了。”狠毒巫婆高高地俯视着我，讲出一个理由，“正好少了一个红包。”我木木站着，两只胳膊依旧恭恭敬敬交叉放在胸前，希望有红包变魔术似的出现，或者，起码听到一句歉疚的话。然而，什么也没再看见，什么也没再听到。过了像有几分钟，母亲将手放在我肩上，说道：“二姨真好，给你上了一课，还不谢谢二姨。”

后来，回到家，坐在我俩合睡的木床上，母亲才嘤嘤哭了。虽然其他姨妈、姨爹给我的红包钱，较之于其他孩子的，仅是一半，但他们毕竟给了。不过，这已无济于事。“那是因为你只有一半我们的血。”我的一个表兄不怀好意说道。“你是杂种。”我问母亲什么是杂种。她脸涨得通红。“要是可以，”母亲说道，“我会徒手掐死他。”迄今，没有哪天像那天，让我学到那么多关于自己、世道和人的知识。一个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接受了什么样教育，须心存感激。因此，从某方面讲，我感谢二姨、表兄。我在学校里看到学到了许多高尚东西，但我最牢记的是我的二姨、表兄上的两堂课。“哦，他们会后悔的。”母亲啜泣道。她紧紧搂着我，紧得让我几乎窒息。我脸紧贴住她的一个乳房，感到舒爽松弛，一只手抓住她另个丰满柔软的乳房。热热的浓浓的麝香气味，那种潮湿天里大部分时间屁股不沾凳子忙着厨房活的少妇的肉体散发的香气，穿过母亲薄薄的棉质上衣，逸了出来。“他们会后悔的！你要比他们所有人更用功，学得更多，知道得更多。你要比他们所有人都强。向母亲保证，你能做到！”我立下了保证。

这事我只告诉过两个人，敏和邦。当然，略去了关于母亲乳房的情节。当时，还在上中学，我们三个刚进入青春期，经常远离其他人，呆在一起。跟邦讲这事时，我俩在河边钓鱼。他听后，气得甩了鱼竿。“我要是哪天碰到你表兄，”他扬言道，“看我不打破他脑袋，给他好好放掉一半的血。”敏比邦克制。他在那个年纪，就能心态沉稳，凡事三思，以及与他年龄不相称地辩证唯物地分析问题。那天放学后，他请我喝小塑料袋装的甘蔗汁。我俩坐在路边，用吸管吸着甘蔗汁。“你讲的红包是个象征。”他说道，“象征着所有错误的东西。他们把它当血的颜色，因为你的血排斥你。他们把它当命运和运气的颜色，这是落后观念。我们成败，不是因为命运或运气。我们成功了，是因为我们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了解自己须做什么事情。我们失败了，是因为其他人比我们更了解这方面。像你姨妈子女那类人，只管利用事物，从不质疑。只要有用，他们就拥护。你因为置身于外，能看出事物骗人的实质。你眼里的红色跟他们的不同。红色不象征好运气，不象征命运。红色象征革命。”蓦地，我也看到一片红色。它在不停跳动。世界也开始变得有了意义。简单的颜色竟蕴含有这么多不同层次的意义，且力量巨大，不得不谨慎使用。谁要是什么时候看到用红色写的东西，就知道麻烦和变数就在前头。

因此，我给姑妈写信，无论明信还是暗信，不用警示意义如此强的红色。写暗信，我使用密码，即便用作密码的文字读着很不舒服。比如，下面这段来自备受推崇的理查德·赫德《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的一段话，读来心堵：

“越南农民不反对使用空中打击力量，因为他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如何养活自己和家人。当然，轰炸村庄，令他不安。但是，轰炸是说服他的有力手段，教他明白，站到并不能保护他的共产分子一边，何其错也。如此权衡，轰炸村庄造成的损失最终不值一提。”（第一二六页）

我用这些“真知灼见”的文字密码暗信报告了姑妈我的决定：接受大导演邀请。我跟姑妈说，这是份可以“削弱敌人舆论宣传影响”的工作。我也密信报告了姑妈将军先锋队的军官名单。我担心，除姑妈外，别人也能看到此信，于是明信写得乐观，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洛杉矶生活的满意。躲在暗处的审查官或许正在审查难民的来往信件哩。他们想知道，哪些难民因为没能力或根本不愿意做美国梦，发泄失意、抑郁和愤怒。明信写得格外小心，读着像我与其他移民一样喜欢美国生活，因为在这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到宪法保障。细想，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并非了不起，了不起的是确保得到幸福的权利。有人若问，怎么看保证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过是给每个人一次买彩票的机会。买彩票者中，肯定有人中得几百万巨奖，但也有几百万买彩票的得为中彩的垫背呢。

我告诉姑妈，我正以幸福的名义协助将军落实下步计划，创建一个非营利性慈善机构，募集的捐款可以减免税，名为“越南共和国陆军老兵仁爱联谊会”。它有两个功能：一是为在美国数千名前南越老兵提供服务，满足他们需求。如今，这些老兵没有自己的部队，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身份地位，简而言之，幸福少得可怜。该机构可增加他们幸福感。二是作为对外机构，让将军接受所有光复计划者的捐款。在美国的南越难民，家败心伤，不是主要捐款来源。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追求美国梦的道路上举步维艰，难尝幸福，只是为了让美国人感恩自己的幸福。因此，捐款主要来源是愿出钱出力支持美国老盟友的慷慨的个人与慈善基金组织。在议员选区办公室，我们跟他讲了创建联谊会的想法，问他是否可能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他提到了他的慈善基金会。议员选区办公室，是他的桥头堡，较为低调，设在亨廷顿比奇市临街的一座购物中心。购物中心位于一个主要交叉路口旁，两层楼，外墙淡咖啡色。里有各种店铺商场。紧挨购物中心是美国人在建筑方面为世界做出的最独一无二的贡献，一个停车场。有人诟病社会主义建筑的暴力美学，然而，资本主义建筑的单调平淡又胜几筹？沿大路开上数英里，所见无他，只有停车场和延绵不断的购物中心。购物中心有宠物店、桶装水店、民族风味餐厅、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的夫妻小店，诸如此类，满足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每家店铺是追求幸福的生动广告。为了表现谦逊亲民，议员将总部设在这么一座临街购物中心。总部窗户上贴有白底竞选宣传单，上有大写的“议员”两个红字，有蓝色的议员名字，有上次的竞选口号：“至真不变。”

议员办公室内，一面墙上挂有美国国旗，另一面墙上挂有议员与一些共和党显要的合影。身着燕尾服的显要有罗纳德·里根、杰拉尔德·福特、理查德·尼克松、约翰·韦恩、鲍勃·霍普，甚至理查德·赫德也位列其中。我见过理查德·赫德的著作照，立刻认出他来。议员拿出香烟招待我们。接下来，大家吃喝着，聊起夫人、孩子以及喜欢的运动队。气氛愉快轻松，呼吸着这样的空气，抵消了抽烟产生的副作用。也聊到了我即将到来的菲律宾冒险之旅，将军和夫人对我此行均表赞同。“马克思说什么来着？”将军摩挲着下巴，一边搜索着要引用我为他准备的关于马克思的语句，一边自言自语。“啊，就这句：‘他们没有能力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难道这话反映的不是美国现实吗？马克思讲的是农民，但是，也可能讲的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也没能代表自己，好莱坞在代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须尽一切可能确保被正确代表。”

“我懂你想说什么。”议员狡黠笑道。他捻灭手中香烟，两肘撑在办公桌上，说道：“说吧，你眼前这位代表能为你做什么？”听将军介绍完联谊会及其作用，议员说道：“想法很好，但国会目前不讨论这事。现在，大家提都不想提你们国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