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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1页）

就是现在，每天查我牢房的娃娃脸看守动辄叫我杂种。我一直希望您手下能用好听一点的名字叫我，尊敬的指挥官。他叫我杂种，我也没觉诧异。不过坦白说，杂种两个字总归伤我。他不妨换个名字叫我，比如混种或混血，这么叫也有先例，行吗？或者，叫我梅蒂人（1）如何？法国人就不叫我混血欧亚人，而叫我梅蒂人。欧亚人一词在美国人眼里有几分浪漫，但是并不受法国人待见。在西贡，我偶尔与法国人打交道。尽管越南早已不是法国人天下，这些怀旧执拗的前殖民者仍不愿离开。法国人早年在西贡建立的运动休闲总会是他们聚集之地。在这里，他们品着法国绿茴香酒，嚼着法式鞑靼牛排。过去，西贡的一些街道，如诺罗敦大道、夏斯卢·罗巴大街、阿尔贡码头大街的两旁，可不少见这样的情景。这些街道已改名，但法国人仍叫着它们过去的法语名。他们在运动休闲总会摆出一副傲慢的新贵派头，对越南侍者颐指气使。我与他们打交道时，他们会用边境守卫查验护照的疑忌眼神打量我。

混血欧亚人的发明者不是法国人。当年在印度的英国人拥有这项发明权，他们也忍不住尝了被称作黑巧克力的印度女人的味道。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远征军跟戴太阳帽的盎格鲁人一样，也抵制不住当地女人诱惑。他们为此创造了一个新混合词美亚人，来称呼我这类人。用美亚人称呼我显然是一个错误，但我还真不能怪罪他们，因为美国大兵在我们这个热带国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子女，多到可以成立一个小国。美国大兵，英文叫GI，GovernmentIssue的缩写，意思是“政府的孩子”。美亚人也是政府的孩子。我的越南同胞，较之缩略语更喜欢委婉语。他们称我这类人为“生命尘埃”。更考究些，我在西方学院查阅的牛津英语词典将我定义为“佐证了人本性的孩子”。然而，在我了解的所有国家里，法律明文把我归为私生子之类。母亲称我为爱之子，不过我不想多谈。说到底，还是我父亲做得好。他压根不用任何名字称呼我。

也难怪我会追随将军，他跟我的兄弟敏和邦一样，从不嘲笑我不纯正的血统。谈到选我做他随从，将军说：“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你做事的能力，哪怕我让你做的事或许并不是很好。”我不止一次证明了我的能力；此次安排撤离只是展示了我能力的一个方面。做这件事，合法与不合法仅一线之差，我拿捏得恰到好处。撤离的军官名单已拟定，前往机场的客车安排妥当，最重要的是，为保证顺利通行，该打点的钱也打点到位。我用作打点的一万美元，是将军请示夫人后批拨的经费。“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夫人坐在她的客厅里，喝着乌龙茶，说道。“这是非常时期，”我说道，“这么一笔钱能让九十二个人撤离，是一笔挺划算的买卖。”夫人不会不知道行情。西贡城里各种传闻如铁轨上跑着的火车，只需将耳朵贴近就能听到：签证、护照和撤离飞机上的座位都有不同的打包价，另据紧迫程度，价格又有差异，可高达数千美元。即便打点也不易，须找到愿意收钱办事的人。我先找到花花太岁少校。他是我在阮慧大街一家名为粉红的夜总会里结识的。当时，夜总会里一会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播放的震耳欲聋教人迷离的音乐，一会是加州乡村乐队的流行音乐。我俩交流时，要喊着才能让对方听清自己说的话。我了解到他是机场值班军官。我打点了他一笔，相对而言，不多不少的一千美元。他告诉了我谁在我们去机场那天把守入口，上哪儿可以找到带队中尉。

准备已就绪。邦接到了妻子儿子。七点钟，撤离的人集合，等待坐车前往机场。两辆蓝色客车停在将军别墅大门外。所有车窗用铁丝网住。假设袭击者朝车里扔掷手雷，手雷会被反弹回去。当然，若用火箭筒之类的装置向车里发射手雷，车里人只有祈祷上帝佑护了。等在别墅院子里的有好几家人，他们恨不得马上离开。夫人与别墅内务人员站在台阶上。她的几个子女静静坐在雪铁龙后排座上，像外交人员一样不动声色望着站在车大灯前抽烟的克劳德和将军。我拿着撤离人员名单，叫着男人及其家人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上前一步，我核对后指示他们上哪辆客车。每个成人和孩子均按要求只带一个箱子或一个提包。一些孩子还攥着薄毯或抱着西方面孔的塑料人偶，夸张地咧嘴大笑。邦走在最后，搀着灵的肘弯领她走向要坐的客车，灵空出的手则牵着德的手。德到了可以放开胆子走路的年龄，他的另一只手玩着黄色悠悠球。悠悠球是我从美国带给他的礼物。我朝他做了个敬礼手势，他严肃地皱眉，止住脚，抽开被灵牵着的手，也向我敬了个礼。“全部到位。”我报告将军。“好，那就出发吧。”将军用脚跟碾灭烟头，指示道。

将军还须做最后一件事：与他的贴身管家、厨师、内务以及三个年轻保姆一一话别。他们中有人曾请求跟将军撤离，但夫人没心软，予以拒绝。她认定，花钱让将军的几个军官跟着撤离，心已好得过分。她当然不无道理。我听说有一个将军，人家主动为他手下预留了飞机座位，他竟将那些高价售卖。此刻，夫人和仆人，除了一个人，都在抹泪。没哭的人是老迈的贴身管家。他甲状腺肿大的脖子上系有一条粗大领带。将军在法国人手下当中尉时，他就是将军的勤务兵。俩人一起经历了奠边府地狱般的岁月（2）。将军站在台阶下面，不敢正视他。“对不住你。”将军低着头，拿着帽子，说道。除了在夫人面前，我还没听他在谁面前道过歉。“你一直照顾得我们很好，可如今我们却没能照顾好你。不过没人会伤害你。别墅里有你需要的，尽管拿走，然后离开这里。有谁问起你，你就说不认识我，没为我做过事。至于我自己，现在可以向你发誓，为了我们的国家，我肯定战斗到底！”说着，将军哭了。我将我的手绢递给他。接下来好一阵子，谁也没说话。管家打破沉默，说道：“我向您请求一样东西，将军。”“你要什么，我的朋友？”“您的手枪。这样，我就能用它结束我的生命！”将军摇摇头，用我的手绢揩去他的眼泪。“不许这么做。回老家去，等我回来。到那时，我会送你一把手枪。”管家想行军礼，将军则向他伸过手去。不管人们现在怎么评价将军，我证明，将军是一个真诚的男人。他真诚地相信他说的每一件事情，即使他说的事情不是真的也不会成真。在这点上，将军与多数人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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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给每个仆人一个装有美元的信封，根据他们在别墅的地位厚薄不同。将军将我的手绢还给我，陪夫人上了雪铁龙。这是最后一次驾驶这辆小车，将军决定去机场这一路，由他亲自掌控包着真皮的方向盘，两台客车紧随其后。“我负责第二辆车。”克劳德对我说，“你负责第一辆车。千万别让司机跟丢了。”上车前，我在别墅门口停留了一会儿，最后看它一眼。一个在南越经营橡胶农场的科西嘉人建造了这幢别墅。几代的农场主在这里住过。院旁有棵高高的老罗望子树，树冠荫翳蔽日，枝上挂着一簇簇疙瘩似的酸果，看似死去男人的手指。留在别墅的仆人像站在谢幕台口，一直站在台阶顶上。我挥挥手，向他们告别。他们一只手机械地向我挥动，另一只手攥着白色信封。月光里，信封看似车票，但他们却没有可去的地方。

从别墅去机场的路，跟西贡任何事情一样，本不必复杂，换句话说，给弄得复杂无比：出别墅大门右转上氏春路，左转上黎文决路，右转上洪塔旭路，往使馆区方向驶上一段，左转上巴斯德路，再左转上阮廷绍路，右转上李公路，最后径直驶往机场。不过，到该左转上黎文决路时，将军却拐向右边。“他开错方向了。”我负责的客车司机说道。他的几根手指头让尼古丁熏得蜡黄，他的脚指甲如刀片般锋利。“只管跟着。”我站在车门旁边，说道。为了让车里吹进凉风，车门开着。我身后第一排座位上坐着邦和灵，德坐在灵的大腿上。他的上身使劲前倾，想越过我的肩膀看车前面的景色。街上空空荡荡。广播已通知，鉴于机场遭到攻击，全城实施二十四小时宵禁。街道两旁不见人影，偶尔可见脱逃军人弃下的整套军装。有的军装整齐地码放着，从上至下依次是钢盔、衣服、裤子和靴子，看似人被射线枪汽化后留下的空壳。西贡本不是路不拾遗之城，但没人碰这些军装。

我负责的客车至少载有几个化装成平民的军人，剩下的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所有人不停咕哝，怨三怨四，我权当没听见。我的同胞就是到了天堂也能挑出刺来，会抱怨天堂没有地狱温暖。“他为什么走这条路？”客车司机很是疑惑。“现在可是宵禁！走这条路会挨枪子，至少会被逮起来。”邦叹了口气，摇摇头。“他是将军。”他说道，语气像是将军没什么不可做的。事实的确如此。可司机依旧一路叨个不停。就这样过了中心市场，拐上了黎利街，直到将军在蓝山广场停下才住嘴。正对我们的是希腊风格外观的国会大厦。之前，这幢建筑是西贡歌剧院。从这里，政客们管理着我们这个乱糟糟闹哄哄的国家。这个国家像是一出跑题的喜歌剧，主唱有文官也有武将。文官们着白色西装，大腹便便。武将们髭须打理精细，着量身定制的戎装。我将身子探出车门外，抬头看见，卡拉维拉酒店顶楼酒吧窗户亮着灯光。我常陪将军去那个酒吧，会见记者，喝喝开胃酒。酒吧阳台是赏西贡市景和周边景致的绝佳处。此刻，那里隐约传来笑声。笑的人一准是外国记者，准备报道西贡行将陷落的情景，还有那些与越南不结盟国家的武官，在观察远方地平线上长平弹药库爆炸的火光以及夜空里噼噼啪啪的曳光弹。